总有人问我，你有什么养生之道？八十多岁，能敲电脑，能上网发邮件，还能开个会，不时从报上见到你的东西，有何妙法？我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何以眷顾我。活到这个年龄，似乎还有点“余勇可贾”，经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要不是老伴的絮絮叨叨，不断亮黄牌，我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
我也试图总结点什么，但弄不出来，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养生之“道”。我记起《庄子·大宗师》中的一个故事，南伯子葵问一个叫女禹的人，你年龄老大，可“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又问：“道可得学邪？”曰：“恶可！”我养生无道，自然说不出个道道。但我生活有一套自定的不成文法。这个不成文法也是自己结合读书不断摸索出来的。
1.动静结合
动是运动，运动是强身之路。当然，我这个运动不是竞技式的运动，而是不要让身体呆着不动。我认为，这就是保养。一部不动的机器会生锈。我年轻时也是夜猫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生活极无规律。我从北大回来以后，逐步改变了这个方式，坚持散步。每天差不多走一万步，不管天晴下雨，酷热严寒。只有下大雪后地面结冰，老伴怕我摔跤，禁止外出，才作罢。
开始是不自觉的，有一搭无一搭，时间长了，走出兴趣来了，也走出味道来了。我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诊断为糖尿病，但血糖一直比较稳定，就是得力于散步。管住嘴，迈开腿。这两条，我第二条做得比较好，要是开会，也会在房里来回踱步。反正一条，多动。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动，才能活得健康。坚持了三十多年，有效果。当然，散步时也会思考，偶有所得，回家赶紧记下来，日积月累就成了《漫步遐思》。我说，这本书是走出来的书，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与走有关。边走边思考，有好处，无干扰；有危险性，车太多。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尽量找个安全的地方走，不在马路上大摇大摆。
如果说走是动的话，我每天都有个静静坐着的时候，仿佛无思无虑放下一切。不让自己的思想老像奔驰的马。再好的骏马也要歇歇脚，何况是我辈凡人。有人说这叫气功，我说我不会做气功，我是无师自通功，我是静心功。我不是学来的，是逼出来的。我从读大学时起就长期失眠，研究生时更重。心里烦躁、睡不着的滋味是无法言说的，只有失眠的人才能体会。我在研究班时，睡不着翻来覆去，头倒来倒去。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生理失眠的并不多，大多是心理的，把睡觉视为生命头等大事，一到天黑，开始害怕，宁愿时时刻刻是白天。这种心理怎能不失眠呢？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市委党校编哲学教科书时，尝试静坐，开始难以静下来，不到十分钟就坐不住，脑子里如跑马。后来我摸出个道道，思想这个东西越不要它想它就越想，制止它想，就是在想“不要想”，等于是两次思想。我干脆放开，随便你东想西想，我不管，你爱想不想，任其自由，反而慢慢能静下来。现在坐半个小时，不成问题。这个方便，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在家还是外出，静坐，是最便宜的，无须一文；也是容易做到的，无须场地。有时，我写东西实在太累了，就在电脑桌边静静坐十分钟，精力立刻恢复了，可以继续工作。我坚持了四十多年，我自己觉得受益良多，睡觉好多了，遇到烦心事，就静静坐一会儿，有效。我越来越体会庄子说的“静然可以补病”、“宁可以止遽”。能够使自己处于心态安静平和的状态，对身体肯定有好处。
2.忘死忘年
这是个哲学道理。忘死，老年人不易做到，因为死神在门口徘徊。可太看重生命、太注重身体的人，反而会身体不好。把生命放在生命之外的人，反而活得长。我认识一个人，与我一样有糖尿病，那个小心、注意就太过分了。吃东西，计算卡路里，有点糖的东西不敢吃，一天到晚，为吃惴惴不安。吃多了，怕超量；吃少了，怕营养不够。一天到晚处于一种为活命而不安的状态。我笑他。我说，你学点哲学，我送你一首诗吧：
病重不治无非死，难至极处冤老穷。
若是识得盈虚理，四时佳兴与人同。
你本来有糖尿病，一天到晚为它发愁，岂不加重病？人要想不死，不可能。要想快乐活着，有可能，只要转变观念。我也控制饮食，原则是不暴饮暴食，但不是面对喜欢吃的东西，老是处于又想吃又不敢吃的困境。我是南方人，一生习惯甜食，我有时也吃点巧克力，吃点甜点。不能因为想多活几天，就完全断绝自己的爱好。但我心里有数，这就是不过量，能使自己的爱好得到一点满足即可。我的哲学是口欲不可纵，但不可灭。如果非到弥留之际才又想起这最爱的一口，就是没有活明白。
生命是很脆弱的。到了老年，死亡时刻逼近。我有次住院，差点见马克思。不是因为病重，而是因为药物过敏。在住院检查心脏病期间，我有点发烧，医生开了中药点滴。刚点不了多久，我感到不对劲，全身发热，不舒服。我立刻告诉老伴找医生。护士来看了一眼，说没有关系，这是中药，不会过敏。他话音刚落，我对老伴说，不行，找医生。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干部病房二层只有一个值班医生。等找到医生，我全身发抖，呼吸困难，几近窒息。医生马上进行抢救，折腾了半天才慢慢稳定。医生说，幸好，喉咙没有水肿，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从那次以后，我更坚定地相信，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不能全听。因为生病的是我，我的感受、我身体给予的信号，他并无感受。中药无不良反应，我不信。尤其是中药点滴，如果发生过敏，其危害程度绝不次于西药，因为它不经过皮试，没有心理准备。
这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使我对死亡有点比书本上得到的更多的个人体悟。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宗教全部教义归结为一句话：从死亡恐惧中解脱；没有死亡，就没有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没有死亡，也不存在人生观的问题。人生观就是人既然要死，活着有什么意义。雨果在《死囚》中有句死囚自我安慰的话，人人都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死囚。人都是向死而生，因为有死，才产生生命的意义的问题。人若与天地同寿，何必讨论生死呢！出院后，我把自己对生死的体悟，写成诗，并序其因：
“生不可却，死不可止。”新世纪元年夏初因病住院月余。其中因药物过敏，面临死境，幸及时抢救，得以生还。
一落花尚可香泥尘
智者何劳忧死生，世间无物可永存。
寿数岂独长为贵，体用不二最上乘。
王勃早逝名千古，庾信文章老更成。
休嗟枝头春色杳，落花尚可香泥尘。
二闻道犹应以身求
少壮青丝暮白头，倚马才情空自踌。
晚年多病平常事，休寻旧梦莫回眸。
为文喜读风雷笔，处世最敬雨同舟。
书生老矣难荷戟，闻道犹应以身求。
我还体会到，人生在世，就是向死而生。人一生的时间说起来很短，就是死亡来临之前一小段时间。认真说，屈指可数。人生的意义，就在生死之间，何以自处。不要妄求不死，只求死之前能体会生的意义和价值：
世上多少长生论，车载斗量等沙尘。
始皇求仙后人笑，徐福过海了无痕。
自古无人能不死，妄求不老痴可嗔。
庄子鼓盆通大道，向死而生是本真。
对死的恐惧，对老的悲哀，几乎是老年人都会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康德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应知此理，但同样会伤老。我读《康德书信选》时，发现他多次谈到自己老年精力衰退，深感痛苦。他在1798年9月21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的身体还算得上健康，但动起脑子来却像是一个残疾人。在一切涉及到哲学整体的事情上，我再也不能有所进展，永远看不到它们的完成了。”哲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俗人：
康德智者名千古，人到老年也诉苦。
思绪万千脑不停，生命已入计时数。
非只恋生怨黄昏，更怜才思化为土。
生老病死谁能免？智者千虑不如愚。
人的出生，不是自愿的；死亡也不是自愿的。生与死是任何人的意志不可能左右的客观规律。人如果能在思想上超越生死，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就是一个大智者。我根本做不到。但我有一点是明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不要老想到死，一个也不会少。应该想到的是未死之前，如何活得更有意义些。有这种“外生而生”的心态，就可以忘掉死的恐惧，享受人生。
到了老年，还有一个对养生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忘年。忘年，不是做把头钻进沙堆的鸵鸟。忘年，同时必须知年。我知道我已八十有三，因此我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敲字久了，太累，就停下来不勉强。但更重要的是忘年，不要老想到自己去日苦多。我就见过一位老朋友买件新衬衫也要感慨一番，还能穿破几件？如果这种情绪萦绕心头，能健康吗？我知道自己的年龄，但不老想到年龄。尽量保持一点“新”趣，关注世界上的新事、有趣的新书、有趣的新闻，结交新朋友，总之不要老气横秋，倚老卖老。人活个精气神儿。未老先衰，往往是先心衰，即精神先衰。其实我进入老年，各种各样的老年病接踵而来。糖尿病、冠心病、前列腺肥大、今年又加了一个胃炎。我是阿Q，老年不生病，什么时候生病？老年有病才是常态。十全十美，每个零件都没有磨损的老年人，可能会有，但极少极少。带病生存，以病养老。就这样，该报到时去报到。未接到通知，能干啥干啥。认识到这个道理，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愁眉苦脸，天天伤老，走得更快。
我这种忘死忘年的养生之道，曾在一本书中总结为八个字：顺其自然，为所当为。顺其自然，把死视为必然归宿；为所当为，做自己这个年龄能够做、可以做的事情。这个道理我在此不再重复。
3.淡泊名利
这是我对自己养生的要求，并不是想把它推荐给别人。有人会说，这太不合时宜。现在搞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你这种思想怎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再则，为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为了新人才脱颖而出，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各个高校自己都设有各种名目的“学者”称号。至于课题的竞争，更是激烈。都像你说的淡泊名利，岂不是暮气沉沉，万马齐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生气吗？这是对淡泊名利真实含义的误读。
淡泊名利相对的是追名逐利。名是虚名，而非实至名归之名；利非正当之利，而是不当之利，是暴利、巧取豪夺之利。有一次和朋友交谈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你还有什么争的，该有的你都有了，意思你这是高调。我说，确实，我得过各种奖，是博导、教授，还是一级教授，也有各种社会学术头衔。但是我对他说，你我同在一个系半个多世纪，我哪一次为自己的利益争过，伸手要过？没有。都是领导的信任，学术委员的评审。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和同事闹矛盾，也没有向组织找麻烦。我的原则是，给我的我要，不给的，我不争。我的境界不高，只是安分守己而已。
我问过我自己，有没有名利思想？当然有。但我不贪虚名、假名。特别到老年，更爱惜自己的名声。我写过一首诗：
鸟爱羽毛我惜名，卖论何以对士林。
真话应从心底出，笔下最喜有雷鸣。
我注意学风，写文章，决不会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在学生的文章上连署。讲课，务求讲好，听到掌声，我照样很高兴。现在给点讲课费，我会收，但绝不会嫌少。我认为这是正当的。上世纪80年代发生过一件事。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历史主客体的文章，不久，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文章与某某刊物一年前发表的某某人的文章，完全一样。他的文章在前，你的文章在后，谁抄谁？我非常奇怪，我写文章从来没有当过“文抄公”。后来我写信给刊物主编查询，才知道是有位教员听过我在贵阳一个学习班的讲课，把我的讲稿稍作修改发表了。他来信表示歉意并要登门道歉，我对他说，不必，事情弄清就算了。我对主编说，不必追问，他年轻，我是老年，我没有职称问题，他是讲师，二十来岁，路还长得很。他的名声坏了，是一辈子的事。
我不是不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喜欢得到别人的赞扬。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对名与利没有孜孜以求过。读大学时，只知读书，从来没有想过成名成家的事。现在有句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班也是国家分配的，只知道学习，没有多少个人前途的考虑，因为当时的思想是一切都有组织考虑，根本用不着自己操心，反正毕业后工资一样多，地方也无可挑选，服从国家分配。教书，就是教书，当然也认真备课，谁也不愿意被轰下台，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当然高兴。这一切都与争名逐利思想无关，应该说，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心理。
我到两校写作组写那些狗屁文章时，在我思想里也没有考虑过名利问题。在外人看来两校写作组的人是卖身投靠的一群。我不自辩，对知识分子来说，“卖身投靠”可比市井无赖更可耻可恶。错误，我从不否认，但参加两校写作组我并没有求名求利的目的。文章署名是“梁效”。尽管是头版头条，甚至全国转载，但谁写的没有人知道。只有专案组审查才弄清哪篇文章是谁执笔的。至于利，更谈不上，一文稿费也没有。当然，这绝不能成为写文章无罪的根据。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是“卖身投靠”还是误投黑店，反正文章的作用极坏，应该批判。不会因为没有个人署名，没有一文稿费而减轻作者的错误。
跪着听命，而不站着思考，这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我的专业是哲学，是极具思考性的专业，应该懂这个道理，可当时做不到。在我为自己写这本传记性的小书时，我反复拷问自己：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对吗？如果我多点独立思考，少点“驯服工具”的思想，是不是就不会犯错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服从党的决定，服从党组织的调派？虽然“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教导，我也听过，嘴上也会说，可在“左”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这个权利呢？
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学术工作者。作为党员，我应该坚持党性，服从党组织的命令；作为学者，我应该坚持真理，不能唯命是从。我不能因为“一朝遭蛇咬，终生怕草绳”，从自己特定时代的特定错误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从此拒绝党组织委派的任何任务，当然不能。既然我加入了共产党，就要遵守党章党纲，应该服从。这是个很纠结的问题。解决这个两难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逐步完善党内的民主制度。
上世纪6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文章虽然说得有点道理，但我自己当时却宁愿随大流当多数，也不愿当光荣的少数。在复杂的局势下，我没有分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更惭愧的是我也没有那种“反潮流”的政治勇气。现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会理解我们那代知识分子，正如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老师们一样。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经历过的这种非正常事件大概永远不会重演。
至于个人主义，与这里讲的问题不同。我们这些老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一切服从安排。我们缺乏现在流行的各种各样的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自我选择论、个人主义动力论，等等。我们有我们的缺点，可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有他们的问题。一些人缺少理想和信仰。他们多了自由，少了约束，包括自我约束；多了个性，但少了集体观念。我发现，不少处在能充分发挥个人选择性、主动性的条件下的一些年轻人，却不断埋怨太累、太苦，太紧张；钱多了，但没有幸福感。
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动力？是不是淡泊名利一定要当木头人、当木偶，而奉行丛林法则，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追名逐利反而有利于个人成长呢？我不这样认为。个人主义动力论是否有理？淡泊名利能否作为人生哲学？不少人倒在名利场上，猝死在争名夺利之中，我认为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总觉得，应该把国家设立的各种奖项、各种名称的学者称号，作为充分发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工作的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鼓励追名逐利。用个人主义动力论来诠释党的政策，诠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只有释放个人主义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才是真实的道德，我以为是不正确的。我亲眼目睹了实行市场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它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正确方针，但我也看到它对官场腐败，对思想、道德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原因是一些人过不了市场经济这个关，以个人主义动力理论来诠释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认为改革开放就是把长期被集体主义束缚的个人主义动力释放出来，唤醒人的逐利本性，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我以为这种理论是极其错误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应防止市场观念泛化，防止它侵入不应市场化的社会领域。我们应该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六十年，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重大区别，又不能对立，它们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六十年。我个人体会，前三十年，反对个人主义、宣传集体主义是对的，但把个人正当利益也当成个人主义来反对是错误的，它压抑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后三十年，承认并鼓励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发扬创造精神是对的，但有些人分不清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界线，在个人利益的大旗帜下个人主义大膨胀。我为自己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犯错误而后悔，但我不为自己缺少求名求利的个人主义驱动力而后悔。调入两校写作组确实无名无利。即使在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不应该以个人主义为动力。
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是不同的。个人利益是任何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尊重和通过发展来满足的。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对待任何个人利益的态度，它是排他的，为了满足个人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主义对个人的发展来说，确实是动力，但它是一种自私的动力，对社会、国家、集体来说是一种破坏力。培根非常形象地把这种个人主义动力比喻为蚂蚁的精明。他说，蚂蚁这种小动物替自己打算是很精明的，但对于一座花果园，它却是一种很有害的动物。自私的人也如同蚂蚁，不过他们所危害的是社会。人不能像地球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定作旋转的中心。自私自利永远是一种坏品质。这种人把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己私利的需要加以扭曲，其结果没有不危害社会的。个人主义真的对自己的发展有利吗？培根是否定的。他说，自私者的那种小聪明，应该说是一种卑鄙的聪明，最终是没好结局的。虽然他时时在谋算怎样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而命运之神却常常使他们自己最终也成为牺牲品。
“冷眼官场憎墨吏，朝为骄子暮为囚。”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多少高官倒在名利场中。凡是追名逐利之徒，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要有，也是酒肉朋友，为暂时利益而结合的狐群狗党，而且最易为利益而失和，变为仇敌。官场上的事，我不懂，但在日常生活中，因评职称、评奖，或某种鸡虫得失的事而闹矛盾，甚至因而致病的事我见过。我主张在涉及个人利益的事上糊涂点比聪明好，傻点比工于算计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确系悟道之言：
年来频频吊唁多，生生息息可奈何。
莫为虚名伤身体，切忌争利失人和。
长生无药心有药，恬淡宁静少病魔。
年近八十方悟道，糊涂原是处世歌。
我说过，淡泊名利是我的养生之道，但我并不认为任何年龄都应该与我一样。人有各种年龄，正如日有早中晚，青年如日出，旭日东升；中年如日中天，光辉普照；老年人如黄昏夕阳，再美也是落日。年轻人、中年人，应该努力进取，不要追名逐利，但不要把淡泊名利奉为人生原则，而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名利境界。最高境界是“求名要求万世名，求利要求百姓利”。另一种是正当的个人利益，最起码的是在自己工作领域中，不能满足于名不出家门，利不足赡亲。只要是经过自己努力而非投机剽窃，确实既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自己所在的集体，也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就应该不甘人后，以跑百米的精神投向科学研究和自己的工作。至于到我这种年龄，与年轻人争课题，争评奖，十分可笑。老年人淡泊名利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从养生计也是应该的。到这个年龄还汲汲于名利，的确像蒙田讽刺的，火车快进站，还在拼命为卖火车票积钱一样愚蠢：
大梦未觉八十年，又似老牛又似仙。
恬淡不恋红尘乐，伏案每思深犁田。
重利仿佛蛾扑火，盛名亦为过眼烟。
最是平常心态好，古今多少梦黄粱。
每当我在学校百家园前面的场地里看见一群老太太红绸胭颊，锣鼓声喧，边跳边扭时，我就觉得她们的幸福指数肯定比那些钩心斗角、天天琢磨如何扳倒别人自己才能再上个台阶的人高：
白头老爹白发娘，不怨黄昏不自怜。
双颊胭脂红绸带，锣鼓咚咚乐晚年。
权重名高虽云贵，鸡虫得失夜难眠。
何如百姓平常心，舞罢归来水也甜。
既有平常人的心态，又有进取精神，两者取得合理平衡，无论对事业，对养生都是有利的。到我这个年龄，没有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当属有闲。我有我的休闲方式。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还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也就是说世人忙于名利而我则闲于名利，相反他们闲于生活情趣，沉迷于终日宴饮应酬，我则忙于读书。闲不是懒，不是无所事事，终日闲坐，这种闲有百害而无一利。闲极则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浮生难得半日闲。并非我无闲，而是我心甘情愿地利用有数的余生，做我乐意做的事。
我并非因为两校写作组的问题受挫折而开始看淡名利，我本来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人。我虽然也喜欢写文章，其中也会出点小名，得点小利，但决不是因此而写作。这是一种职业习惯，积习日久，此生难改。虽经折翅，仍不能忘情于飞翔。这是知识分子的命，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命。
4.读书养生
读书人，爱书、喜欢读书，这是本分，无可夸口之处。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喜欢买书，书不多，因为改革开放前工资低。我的一些书都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也有一些小说。通知我们下干校前，当时红楼门口收购旧书的车前排了长队，都是准备下干校的教员，难以把书运到干校，而且当时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重操旧业，书成为累赘，不如卖了省事。时隔四十多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八分钱一斤，硬皮还得撕掉以减轻分量。有些机灵的学生就等在排队教员的边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向教员要，没有问题，谁要谁拿，反正不值一文。我也卖了几车书。只剩下我最喜欢的鲁迅的书和《史记》等很少几本。复校以后，书又慢慢增加，以至和老伴抢地盘，她塞粮油我塞书。有次我手里拎了几本刚买的书，在电梯里碰见一位同楼的教员，他非常惊讶：“这个年龄还买书！”我无言以对，只是嘴角动了动，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至少比我小十岁，七十来岁。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个年龄就不能买书。读书人不读书，就不是读书人，正如不打家具的木匠就不再是木匠，解甲归田无一兵一卒的统帅就不再是统帅一样。过去做过的事表明你的过去，只有正在继续做的事才表明你现在是什么人。我仍然是读书人，因为我每天都在读书。我在不同时期写过几首关于读书的小诗。我把它录此存照：
一
老去凭谁说忧愁，斗室书海任遨游。
洗却尘心读《庄子》，悟到妙处搔白头。
这是我从北大回到人民大学后，思想处于自我突围寻找出路的困顿时，想通过读庄子自我安慰的情景。当发现我有可能掉入自我挖掘的哲学泥淖时，我及时止步。
二
少年子弟书房老，终年为文总是平。
幸喜世人怜白发，无须掩面背对人。
我这一生都在学校，是名副其实的“二门干部”。从家到学校，此后一生都在学校。如果没有“四清”、干校，以及“文化大革命”偶尔下乡劳动，几乎与社会隔绝。说句实在话，这对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极为不利。我知道这个道理，事已至此，只能安于这种情况。
三
半床布被半床书，不是蜗居似蜗居。
屋比天大眠八尺，心中有书最宽余。
我的睡床，一半为书占领。中午休息我可以随时拿本书翻翻。我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能有床放平身体就行。我老伴嫌乱，经常为我收拾一下。我行我素，积习难改。
四
大红大紫非我有，满床满架复何求。
人生百样各有得，一世读书抵封侯。
“一世读书抵封侯”，在大富大贵者看来，纯属酸葡萄心理。不过你看看与“朝为骄子暮为囚”，欲以读书终老而不可得者相比，一个爱书之人终生有书可读，而且能自由阅读，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人，各有所求。读书人，应该以读书为乐。只要不读成书呆子，像《聊斋志异·书痴》中的那位彭城郎君即可。我读书，当然是专业需要。哲学专业，是一个最需要广泛读书的专业，不仅读哲学书，凡是文史类的都应该读点。我的自然科学水平太差，不能读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深以为憾。
从读的角度说，书对我来无好坏，无鲜花毒草之分。坏书，我读后知道它坏在哪里，应该如何评价，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就算有收获。这种书对我并不算坏；反之，好书，我读后说不出好在哪里，没有体会，不能从中得到启发，则算是白读。我把读坏书比为吃砒霜，得其法能治病；读好书，如食人参、虫草，如不能吸收，等于白费。
我曾经写过一篇《读书两忌》的随笔，总结过我的读书方法，说读书有两忌：一忌读什么，信什么；另一忌是信什么，读什么。如果读什么信什么，就会变成书的奴隶，让自己的头脑变成跑马场，任别人践踏。相反，信什么读什么，就会把自己的头脑封闭起来，变成某个人或某种学说的私人领地，任何新思想都进不去。学业应专，读书可杂。读书，同样应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古人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要认为凡是书上讲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读书，必须与思考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很有道理。我读书与思考几乎对半。思考的结果，就是我的随笔。它不少是读书后点滴的积累。
读书，除专业需要外，还对我养生有好处。培根有篇《论读书》说，“读书使人充实”，并列举读各种书的好处，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但我更认同培根说的，“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读书不仅提高文化素质，在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可以养性、可以移情，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我有这个经验，有时心里不安，有点焦虑、急躁时，我就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开始读不下去，思想会跑马，慢慢心就安静下来了。回过来一看，原来那些焦虑急躁全是庸人自扰。当我有点生气，或为某事不愉快时，也是找本书来读，消消怒气，过一会儿就好了。制怒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别发怒，暂停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怒气已经消失了。这个一分钟制怒法最为有效。一个读书人手中有书，心情会平静。浮躁、坐不住的人，我总对他们说，你们读书吧，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你就能静下来。与其来回踱步，团团转，终日内心如万马奔驰，不如安心读点书。一个把阅读当作生活方式，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的人，能够长寿、健康。书是一味最好的保健药。
你们可以看看周围的情况，老年人中凡是喜欢读书、以读书为乐的，凡是勤于用脑的，都比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活得健康，活得明白。而不用脑，不读书，一旦退休，就会迅速衰老。当然，可以搓麻、遛狗，但我认为总不如阅读。书与其能记而不能用，远不如能用而不能记，不记能用是了然于心，融入血液，此为读书之最高境界，而不用只能记，最多是谈话时显得有点“学问”。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结语】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一位朋友为我拍了这张照片。时值2013年深秋，落叶满地，黄叶在风中摇曳。秋天最易伤感，何况已入暮年。我这位朋友摄影技术高超，照片毫无悲秋之气。为此我专门写了一首《自题像》小诗：
云淡风轻秋色浓，
黄叶树下白头翁。
双眸凝眺天际远，
碧霄诗情满苍穹。
活到八十多，不容易。人生无二次，时光不再来。如果有第二次，可能不会犯前次的错误，生命可能会有点亮点。这是痴人说梦。其实，即使有第二次生命，可能避免同一种错误，也难避免犯另一种错误。人生不易，总会有不同的坎坎坷坷。也许在坎坷中站起来继续前行的人，会比一帆风顺的人更有点色彩。
八十多年的岁月，仿佛如昨。旧事非已尘封，但逐渐被人淡忘，年轻人知道的不多，却总是我人生一笔账，应该结算结算。古人说南柯一梦，虽然有点消极，但细想想，人生苦短，古今同感。
这本书，算是结束了。我父亲生前总是对我说，英年早逝是不幸，长寿而不健康同样是痛苦。我活到八十三，能够思考，能够自己敲字，不必假手于人，也算有福。世界上从没有“永远健康”，更没有“万寿无疆”。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决不会傻到学秦始皇、汉武帝去寻求不死之术。
身体，总有一天会变得衰老难行；大脑，总有一天会不听使唤。提笔忘字，熟人忘名的事迟早会到来。可既然现在仍然活着，就要当“活人”，不要当“活死人”。现在流行“出名要趁早”，我则说“著书莫嫌老”。只要身体能动，大脑不罢工，就继续思考，直到生命之火熄灭。我不期望这本书出版后，我仍然能保持现在这样旺盛的精力。我这三年，几乎完成了以前十年的工作量。当然，我已经被“豁免”登记工作量，但我自己有本账。“不用扬鞭自奋蹄”，我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以此为乐。人总是要死的，未死之前是活的。只要活着，就活出尊严。这就是我的哲学，也是我一生学习哲学的一点心得：
一
此人头白八十秋，少小冥顽老依旧。
日行万步唯嗜读，居家不识米和油。
食无精味求果腹，衣少华服只遮羞。
今日桃源无觅处，极目神州尽高楼。
二
庄生梦蝶幻似真，失蹄驽马愧望尘。
人寿苦短休弹铗，国强岂愁食无豚。
儒冠误我终不悔，书生老去志犹存。
东篱采菊何敢望，寸思尽付千字文。
敲吧，敲吧。如果键盘声与心脏的跳动同步停止，这是一种幸福。虽然它对家人是难以接受的。我羡慕马克思坐在书桌边圈手椅上辞世，留下的是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久病不治缠绵病床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