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问题，是周扬报告中的另一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争论的重点，对于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来说，异化比人道主义更陌生、更难理解。
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和异化原是两个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早于异化问题。古希腊和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过有关人道主义的某些思想。在西方称为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中国称为民本主义。当时并没有出现异化概念。人道主义和异化成为相关的问题始于卢卡奇提出物化问题，特别是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其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使人道主义和异化相联结，人道主义的实现与消灭异化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西方理论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1983年它也成为中国哲学界包括理论界争论的问题。
关于异化问题，我在1983年那场争论之前曾写过文章。这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这篇文章与争论无关，因为它早于周扬的报告，但它决定了我对异化问题争论的立场。另外，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专门评论西方关于异化的观点。还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过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
我对异化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强调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对异化问题最完备的论述，但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至少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有一个演变过程，其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从异化到异化劳动。我充分肯定异化劳动的理论价值，强调《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研究的不是一般商品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剖析的不是两个私有者的交换关系，而是无产者和资产者在生产中的关系，《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劳动，而是雇佣劳动。马克思在论述了工资、利润、地租之后，集中地阐述了异化劳动，深刻揭示了其中包含的阶级对抗。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种种分析，如工人同自己产品的关系、同自己劳动的关系、同其他不生产的人的关系等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手稿》是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端，那么异化劳动的理论则是当时把这三者统一起来的集结点。
我强调黑格尔的异化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人本主义的。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异化主体的是绝对观念。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唯一能动的、创造性的力量，而物质是被动的、消极的。黑格尔并不重视人。他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把复杂多样的人类现实当作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当作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马克思在剖析黑格尔的异化主体时指出：那个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就是“绝对精神”，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自己实现自己的理念。并且指出，绝对观念是“作为过程、作为把自己外化出去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自身、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的绝对主体”，整个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无非是绝对观念“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黑格尔的主体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但却弹出了美好的乐章，它以抽象的、神秘的形式强调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为真正的主体——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找到了纯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马克思透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最根本内容：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马克思把劳动引入历史，为历史观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异化劳动理论凝结了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成果。从异化到异化劳动不是异化范畴的纯逻辑演绎，而是以经济学研究为中介的一次飞跃。异化劳动理论也是马克思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武器。异化劳动理论也凝结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各种异化现象这种“历史之谜的解答”。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看成是共产主义主要内容这一天才发现，使马克思超出了平均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它贯穿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凝集了马克思到1844年的重大成就。
我虽然重视异化劳动理论，把它视为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但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缺点，因而产生了第二次转折，这就是从“个体和类的矛盾”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的转折。这个转折比前一个转折更为深刻。马克思从异化到异化劳动，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从人自身、从人的个体和类的矛盾来论述异化的影响。
从我当时对费尔巴哈哲学肤浅的认识来说，我认为个体和类的矛盾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核心。他正是用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来批判宗教，反对思辨哲学，并把解决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矛盾看作消除社会弊病的途径。马克思在欢呼费尔巴哈的思想解放作用时，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的异化理论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著名论文中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论述，其中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沿着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这一思路展开的。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彻底的解放，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相反加深了这个矛盾。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即人在政治领域中成为有主权的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主义的、独立的个人。这种人是无教化的、非社会的人，是失掉了自身的、自我排斥的人，是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人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即公民权，这是参加国家共同体的权利，是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另一部分是同公民权不同的所谓人权，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例如财产权，这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区分正是个体和类的矛盾的反映，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人类解放不仅在政治生活中使人成为类存在物，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使人成为类存在物。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正是在寻求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时，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远远超出费尔巴哈的重大变化。他不仅突破了费尔巴哈的民主主义局限，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而且发现，要使人类解放，必须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使人从私有财产和金钱下解放出来。马克思的《手稿》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手稿》的突出成就，就是不再从人自身、从个体和类的矛盾中探求异化，而开始把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分析、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私有制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把各阶级利益的敌对看成是阶级社会结构的基础，把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激化看成是私有制必然灭亡的内在根据。
无论是对异化劳动的根源、表现的分析，还是对异化的扬弃的预言，都是以经济分析为依据的。年轻的马克思虽然思维敏捷、才智过人，但他并不是先知，而是殚精竭虑的探索者，他要不断消化和清洗从历史传统中吸取的东西。事实上在《手稿》中，仍然残留着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矛盾这一观点的痕迹。
我们重视充分估价异化劳动理论的成就，但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马克思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找到了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生产力，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手稿》的基础上前进的，它吸收了《手稿》中的许多重要观点，但在异化问题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清洗了残留的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的观点，明确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转折带来了许多重要观点的变化。
从我当时的认识来看，对异化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对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价值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可以使用异化范畴持否定态度，对西方学者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较少发现它的合理因素。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就是批判过多，对其中是否有值得思考的问题，一字未提，这反映了当时仍处于对异化问题批判的气氛中。
按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我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初步研究，发现自从马克思以雇佣劳动取代异化劳动，以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成为再压迫工人的力量以后，已经包含产品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著作中的确不太使用异化这个词，因为当时德国有些学者利用马克思使用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相同的概念，而把他的思想视为旧思想的翻版。马克思不太用这个词，不表示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不再具有价值。这个哲学用语应该视为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用语，它表述的是一种哲学观点，主体自身的活动会创造出一种与自身相对立的力量，反转来压迫主体自身。
异化问题本来可以是个学术问题，为什么当时如此敏感呢？因为它与人们最关切的“社会主义异化论”相关。似乎承认社会主义中有异化现象，就是主张社会主义会异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我自己当时也是持这种看法。我发表在《红旗》1983年的文章《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异化论是错误的？》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按照当时实际情况来说，主张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异化，但仍存在异化现象，除自然的异化外，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异化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性现象，是不能否认的。但这些现象是否可称为异化，可以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但当时把以异化来概括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主义异化论”并持批判立场，与其说源于异化概念不如说是源于政治考虑，认为凡主张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的都是主张社会主义必然发生异化。三十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特别在当代生态如此恶化、苏联早已解体的情况下再来回顾这个问题，的确有许多有关社会主义中异化现象的理论问题，有待研究。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存在生态环境恶化，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种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对立的现象，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中都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存在。是否可用异化来概括这些现象，可以争论。应该承认“异化论”是一家之言，是一种观察这些现象的视角。但还可以有另一种视角，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认为从资本主义母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些现象，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继续产生这些现象的土壤。如果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存在的旧制度的残余，任其发展，就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
我根据自己对异化理论的研究，认为要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中异化现象存在的原因，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能用异化范畴解释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现象，用异化解释异化，是在原地踏步。异化范畴的本质是主体自身创造的产物返回压迫主体自身。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必然如此，否则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的消灭者。关键在于要区分马克思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异化观。黑格尔异化观中，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的，强调对象化必然产生异化。而马克思则把对象化与异化分开，认为对象化并不必然产生异化，对象化产生异化必须有它的根源，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当代生态恶化不是源于人对自然的改造，而是源于这种改造的目的是追逐利润最大化。为了利润不惜破坏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些企业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这是导致对象化产生异化的原因。同样，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不是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的对象化即创造性活动，而是对这种创造性活动的错误导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对立物，是附着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脓疮和毒瘤。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不断消除这些现象，不能让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对立的异化现象不断膨胀。否则它就有可能断送社会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化或异化，因为它向相反的社会转化。原因并不是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对象化，而是源于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对立的因素不断膨胀，并最终压倒社会主义因素。异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宿命，否则，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毫无指望的乌托邦。但异化确实是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危险，只要社会主义中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异的因素无限发展，就可能导致社会制度的异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异化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和异化危险，我认为具有警示作用。
在当时，由于异化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根本没有展开讨论的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现象是主体活动的必然结果还是在特定条件下对象化的产物，社会主义对象化是否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异化，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对待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现象，都没有触及，更不用说深入讨论。1983年那场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更是草草收场。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周扬和乔木两位主要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仍是悬案，可在理论领域中，重大理论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只要没有明确的比较清晰的理论答案，总会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