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在《哲学研究》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感情中的地位》开始，此后三十多年里，我不断地写点文章。我这个人不善思辨，也不好思辨。我不喜欢玩弄概念的文章，也从不写这种文章。三十多年来，我的文章的特点是，无论深浅对错，都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我虽然不高调参加辩论，但文章内容都与回答辩论中的问题相关。我不高调，是因为理论问题很复杂，很难把握；直面问题，是因为它是我的理论写作风格。我宁愿不写，也决不写别人看不懂的概念套概念的文章。
这是我重返讲坛，再度执笔碰到的第一次大讨论。起因是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做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报告。那次报告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座无虚席，我也是其中的一名听众。由广播员代念文稿，结束后掌声雷动，在会场上没有什么低头耳语的议论。散会后的第二天，听到传说有不同意见，会继续开会。我不是被应邀的发言人，具体情况我不知道。1984年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出版以后，理论探讨似有转向批判的趋向。但观点分歧并未弥合，对立由公开变为私下。
我也写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算是一个小小的参与者。1987年《哲学研究》发表过我的《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篇纯学术性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倡人是出发点的观点。此文被《哲学研究》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后来，又发表过《论人道主义的历史演变》、《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趋向》等文章。我写这方面的文章不是为“参战”，而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多少有点看法。从北大学习班结束后，我有近三年时间钻研《手稿》，对讨论中的问题和分歧并非一无所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原本应该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转变为学术批判，阻碍了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至今，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是异化，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可不可能异化，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讨论清楚，留下很多理论困惑。学术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有其负面作用，甚为可惜。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即使有争论，也应该充分展开，各抒己见。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学术问题政治化，反而不利于分清是非，使学术分歧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理论死结。
1983年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事出有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确实有不少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和令人发指的无法无天的事。人们需要总结经验，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人道主义和异化成为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周扬从“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存在的反人道主义行为出发总结历史教训，强调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自有其积极方面。问题是当时苏联出现的抽象人道主义泛滥，中国理论界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些人以抽象人性论对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责难和控诉，人道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在特殊背景下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正常的学术讨论难以展开。
从总结“文化大革命”反人道主义行为的教训角度说，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对对人的非人道行为完全应该。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种宣传尤其必要。但如果仅停留在对人道主义水平的分析上，不可能解决问题。不仅因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名目繁多，包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宗教人道主义、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等。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最多是谴责、控诉，或者是眼泪、同情，而不能说明反人道主义行为的原因，也无法采取有效地防止此类行为再度重演的措施。“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非法的、残暴的、令人发指行为的原因并非源于人性恶，也不是源于人性的异化，而是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这个深层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求之于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归为人性与反人性、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浅层分析。从我来说，这种看法与对周扬报告的批判无关，而是此前我在研究《手稿》时就形成这个看法，并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发表在《哲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中就表达过这种看法。
在1983发表于《哲学研究》的《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讨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我不同意这个命题，我认为这个命题由于它的抽象性，容易成为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错误的哲学前提。不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考察历史的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似乎是为了避免误解，他们立即加上但书：“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他们批评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根据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关于人的全部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很容易掉入抽象人道主义的陷阱。
以“人”作为出发点，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而言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不承认自己是特定阶级的代表，而是代表“人”的利益。资产阶级越是把人抽象化，以“人”的名义讲话，就越是把人与神的对立、广大被统治者同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推向极端，使这种矛盾尖锐化、公开化和典型化，并使自己对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抨击具有浓郁的人类的情感色彩。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广泛动员第三等级的群众，需要把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隐藏在所谓“人”的利益背后。
如果以“人”为出发点，对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那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摒弃这种出发点，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无产阶级负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掩盖自己革命的性质，而无产阶级则要求揭示自己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把阶级对立化为抽象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求从“人”的背后看到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而无产阶级要求在“普遍利益”的空泛议论中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以“人”为出发点的抽象人道主义，揭开覆盖在对立阶级之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和各种幻想。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但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自身首先要获得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或称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一切“人”参加的、为了“一切人”的革命。
我这篇文章的缺点是对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价值追求，在人类文化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给以论述。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作品由于其中包含人道主义的思想，包含对社会不合理现实的控诉、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的合理关系的憧憬而被传颂。例如，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永远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人们不会忘记《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的忏悔和对妓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的人道关怀。可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与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无法改变俄罗斯沙皇时代农奴制的丑恶现实。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最终梦想破灭，自己也高龄出走，冻死在小小的火车站上，给世人留下的是永远的缅怀。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否定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更没有否定伟大文学家、艺术家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但他们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批判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哲学依据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和克利盖以“爱”为解放手段的社会主义学说。以爱和抽象人性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像曾经为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服务那样，原封不动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无产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学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利益的对立，决定无产阶级不可能以“我们都是人”的人道主义为解放斗争的旗帜。
另外，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作在《红旗》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的文章，主要是论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能称为人道主义历史观。至今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马克思的历史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我们只要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读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如何清算费尔巴哈的信仰，如何通过物质利益的探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经典概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概括为人道主义历史观。明明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它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规律，以体现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如何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如何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等。这些观点与历史上以“人”为出发点的历史观不能相提并论，不能共用同一名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否则就不存在历史观的根本变革。我们文章的不足是，没有重视马克思历史观对人的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的历史观，不仅应强调它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而且更应该重视它的价值取向，重视追求人类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人道主义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存在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应该承认，并大力强调。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价值取向并不能改变其唯物主义本质，因为它的价值取向是以历史观的科学性为基础的。人类解放、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实现，是以最终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实现或人性复归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