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人民大学已经复校。当年10月审查结束后，我回到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开始两年多是“靠边站”。总支对我似乎不知如何安排。原打算要我去资料室，因为在一般人眼中教员去资料室算是降格使用，可又无法公开说出我不能留在研究室的理由，我并没有受任何处分。结果我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待着。当然，暂时是“冰冻”状态。全体普调工资，我们除外。这对我个人毫无影响，对我有影响的是我自己内心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是内心灵魂的对话和反省。
人很有意思，生病时可能不觉得太难受，因为正在病中，而身体恢复时反而特别疲劳。我在北大办学习班时忙于写交代、接受批斗，在严词训斥下陷于麻木。回来后，心情反而起伏不定。我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自古以来，似乎总有些知识分子在大政治变革中难逃噩运。或因为自觉附逆，或因被卷入政治急流之中，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可我，究竟为了什么？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毛总得附在一张皮上。是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入党以后，我要求进步，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我总以为我是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可结果变成附在“四人帮”这张臭皮上。列宁在说过，历史往往会开玩笑，原以为进入一个房间，可结果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人生可能也会如此。
清算“梁效”罪行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这是事实。全国的小报看大报，各省大报看“梁效”，的确如此。“梁效”在当时搅乱全国的舆论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尽管不少文章是“两报一刊”的约稿，但直接炮制者是作者。中央大报提供的是一个舆论平台，而在这个舞台上演唱的主角是“梁效”。“四人帮”既掌握过“两报一刊”，也可通过迟群、谢静宜来实现他们的宣传意图。我自己在“梁效”两年半，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实际作用是充当了搅乱舆论的写手。四十年前受审查时，压力很大，但在涉及文章事实方面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对我当时承认过的文章中的“左”的错误，至今依然承认。因为现实证明，“左”的路线已经走到尽头。我们的文章为“左”的东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理应受到批判。
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四人帮”垮台，自己受审查时，收到过骂自己为没有气节的“无耻之尤”之信。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这四个名重一时的学者被封为“商山四皓”，并附有诗作。“商山四皓”是指秦始皇手下的四位博士，虽然自称隐者，实属御用。指责这四位著名学者没有骨气人品，可见全国人民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因而一切与这伙人有丝毫牵连的都在无耻文人之列。这当然是对实情不太了解，是对“四人帮”的愤怒之火溅在他们身上的一点小小的火星。在当时情况下，群众的激愤之情可以理解。
“四人帮”粉碎之初，坊间传言，两校写作组的成员每人都打营养针。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照顾。我们只交十元左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补助三四角钱，而且每晚过十二点备有夜宵。在当时，这是远远超过普通教员的生活水平的。不过我们失去很多自由。星期天晚上必须回去，过年也只休息几天。在集中审查期间，有时以请假为名偷偷溜回家看看孩子，沿途看见小商小贩，虽然苦点累点，自由自在，心中有种羡慕之感。我想要是我一字不识，不会舞文弄墨，现在何至如此呢！说句实在话，当时心中有股消极情绪，想起“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话，很有点凄凉之感。
回来后“靠边站”两年多。《庄子》和《古文观止》是我灵魂的慰藉。我反复读《庄子》，几乎翻烂了；反复读《报任安书》、《司马季主论卜》。我不断地想突破自己思想的围城，重新燃起几近熄灭的思想之火。我知道得意时拜孔子，失意时读《庄子》，这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孔子也不一味讲入世，讲立德、立功、立言。他也有一套自我保存的方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杀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者也不是一味往前冲，还是有进有退，但以进为主。庄子则不同，一部《庄子》全部是要人远离官场，视相位如腐鼠，与其留骨庙堂，不如曳尾泥涂。“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还说，“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我读到这些，联系到自己在“梁效”无日无夜、无节假日，结果变成千夫所指的御用笔杆，感到倒霉已极。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很肤浅，把自己的遭遇归为偶然因素，如果写作组支书没听我讲课，或者我不略通文字，不会舞文弄墨，可能会逃过一劫。其实，我们这些人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头脑中充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很容易适应写作组的写作要求，对自己写的东西不会有任何怀疑和反感。文章虽是报社约稿，可文章是自己写出来的。因此从思想根源来说，犯错误不是偶然的。如果能对当时舆论导向和风向有点敏感性，我也不致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对民意毫无所知。我不知“梁效”已在10月10日夜被查封，第二天早晨仍然从家里到写作组去上班，说明自己多么闭塞，多么无知。
我当时反复读《庄子》，留下了几首诗，反映我当时灵魂在彷徨、挣扎：
一
少小不才老大休，身无长技霜白头。
直木先伐人间世，鸣雁免烹理易求。
百岁光阴终弹指，死后虚名一荒丘。
书香醉人最为乐，每得佳句解千愁。
二
夜读《离骚》，记起《庄子·人间世》诸文，发现两种处世态度，各有其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难矣。
莫说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
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
贾生沥血郁郁死，先生怀怨愤自沉。
无人愿买痴呆药，多读史书少弄文。
三
平生最喜读《南华》，寓重庄谐笔生花。
望洋方知自身丑，伏案更感知无涯。
头白何须讳年老，枯树仍可着新花。
宁为夸父追日死，不作夏虫耻作蛙。
四
《南华》读罢掩卷思，人间何处觅真知。
药有真假多病识，情分冷暖遇难时。
生死无碍通大道，名利沉酣最为痴。
何必深山求佛法，阅尽沧桑自得之。
其时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读庄子，一方面反复诵读《报任少卿书》，想从中找到突破思想消极围城的良方。我特别喜爱司马迁给处于绝境的人以希望的、世代传诵的那段名句。司马迁“刑余之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仍然以古人为例，毫不气馁，他历数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直至孙子膑足、不韦迁蜀等以自励，终于完成被史家称为“千古绝唱”的《史记》。而我们无非是被严词训斥、审查、批斗，既无皮肉之苦，又没有任何处分。比起“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受冤屈的革命干部，我们这点算什么呢？何况我们得罪了全国人民，得罪了全党遭受过迫害的人。群众激愤，理该如此。回校后，我仍然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有什么理由消极呢？我不断地自我追问，不断地反驳自己。我站在自己内心的法庭上，是原告也是被告，是罪犯也是辩护律师。别人的批判可以口服心不服，可自责是灵魂无法逃遁的鞭笞。
我反复读刘基的《司马季主问卜》，懂得事物都有因果关系，有昔日才有今日，必须具有辩证法的眼光，才能从困境中找到出路。暂时坐坐冷板凳，有好处，让自己有机会思考、总结。我终于找到了突破思想围城之路，再度奋起，决不自甘下坠。我要从自己制造的思想困境中再度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