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老师是2007年8月9日逝世的，享年八十四岁，如果不是身患当代仍无法医治的绝症，八十四岁并不算太老。萧老师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的损失，更是人大哲学系的重大损失。对我来说，则失去了一位哲学启蒙的恩师，也失去了一位长期的同事。他的死，把我带回了当年研究生时代。
我们听过几个苏联专家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大部分哲学原理课还是萧前老师讲的。当时老师风华正茂，刚刚三十岁出头。一表人才，口才又特好，讲课生动机智，每节课都有思想火花，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萧前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他也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在当今中国哲学界或各大学哲学系，很多学术骨干都是萧老师的学生，萧老师可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至于再传、三传乃至四传弟子，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海外。萧老师对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他不仅是艾思奇主编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参加者，而且亲自主编了多个版本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是全国同类教材的母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饮水思源，中国哲学界永远不会忘记萧老师的贡献。
萧老师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坷坷坎坎不少。上世纪60年代家庭的不幸，对萧老师是一个沉重打击，后来个人生活也频遭变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两派派性斗争，身心受摧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萧老师才真正发挥他的作用，担任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的执行会长、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的顾问、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的召集人，对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幸福美满，过了几年舒心安稳的日子。可好景不长，不久他连续遭受疾病重创，都是致命的，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
我和萧老师个人关系很好，我得到他的教育和提携。1956年从研究生班毕业以后，我留在哲学系工作，那年哲学系刚建系。我刚开始留下来，是当1956年入校的哲学研究班的辅导教员。萧前老师讲课，我和李秀林辅导，每人担任两个班的辅导员。萧老师对我非常器重。
晚年，我们师生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点嫌隙，其实是因为缺乏沟通产生的误解。萧老师倡导实践唯物主义，但他非常明确，他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对立的。实践性是针对旧唯物主义说的，而唯物主义是针对唯心主义说的，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既反对旧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这我完全同意。但我不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理名称而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斯大林主义哲学模式。我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包括哲学论坛上的发言，都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多名并称，重要的不在名称而在实质，即承不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承不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以前仍然存在，在人的实践范围之外仍然存在一个无限的物质世界等待人们去实践、去认识。不能说实践范围之外的存在是无。存在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它和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没有进入实践范围内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成为认识对象和价值对象，但不能说它不存在。更不可以抽象地说，它的存在没有意义。如果人类产生之前、进入实践范围之前的自在自然没有意义，现存感性世界从何而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自在自然的意义，正在于它为人化自然、为人类感性世界提供物质前提和条件。我们应该重视人化自然，重视人的实践，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简单道理不能否认，否则唯物主义的存在就失去事实和理论论据。其实，我与萧老师的观点并无对立，我很赞赏我们哲学系的专家们在构建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中取得的新成果。虽然对其中个别观点持有保留的看法，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实践性、辩证性和唯物主义统一的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倡导者与摒弃世界的物质性，专注于主体性和实践观点而从根本上背离唯物主义是不同的。实践观点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重要地位，它的本体论功能、认识论功能、价值论功能，尤其是在历史观中的地位应该被充分估计，但实践观点的强调不能以牺牲唯物主义、牺牲客观规律、牺牲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地位为代价。
我相信，如果我向萧老师坦陈我的观点，他肯定会同意的。可惜，萧老师声望正隆、如日中天时，我没法向他解释；待我有可能向他解释时，萧老师多次病危，我更不愿意打扰他。在这个学术问题上，我们师生都没有打开心扉交心，最终让他带着对我的误解离开人世。天人远隔，再无解释的可能了，我至今仍感遗憾。我想起我当年读研究生时的萧老师：
白头学子作古师，犹忆当年受教时。
玉树临风多仰慕，西装革履显英姿。
循循善诱讲马哲，境高旨远阐新思。
黄金百镒未为贵，师恩如山敢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