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地治安和交通的实际情况，后勤组制定了严格的人员和车辆管理规定，并坚持从严落实。什么时候去哪里，去干什么，一切按预定计划和作息时间运行；外出必须请假，原则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车辆严格派遣制度，每辆车外出都必须由田成刚亲自批准……车辆出了驻地，田成刚便挂在心上，一辆不回来，便无法安心。由于塞方送病毒样品的时间不确定，经常有晚上送来的情况。这种病毒检测一次要五个小时，而且必须保持连续性，检测人员进去后只能连轴转，直到做完。这样以来，专家们下班的时间就有不确定性，田成刚睡觉的时间也就确定不了。他说：“车没回来，我心里不踏实，没法睡。我拿个扇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车回来，才和大家一起洗漱睡觉。两个月里，有二十多次是晚上11点以后回来的，有五六次是凌晨2点以后才回来。”
在田成刚和驾驶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交通安全得到了保证，两个月时间没出任何问题，连剐蹭这样的小事故都没有发生过。
“车不掉漆”的要求算是基本做到了，但“人不掉皮”却很难做到。就在刚到驻地不久，驾驶员张凤东在安装浴房时就受了伤。他和战友一起抬浴房的玻璃板，没想到玻璃板突然破碎了，玻璃碎片扎伤了他的手，血流不止。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毕竟有人受伤，“破了皮”，不能不让田成刚对人员安全更加重视。
检测队制定了一日健康登记制度，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坚持每天巡诊，对发热、身体不适人员重点医护，确保全体人员的健康。驾驶员齐勇刚到塞拉利昂时，由于过度劳累，患了感冒，发起了高烧。他精神特别紧张，田成刚也很担心，找到柏主任和聂主任咨询，问要不要检测一下埃博拉病毒。两位主任觉得只是感冒，先对症进行处理，只要烧退了，就不需要检测。果然如两位主任所料，齐勇的烧不久便退了，虚惊一场。
虽然是虚惊，但田成刚觉得，官兵们身处疫区，健康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他不仅注意抓好饮食卫生，还注意改善环境，在酒店院内进行除草，并加大对院内蚊虫消杀力度；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醒大家吃抗疟药，打相关疫苗。齐勇和许听负责焚烧检验垃圾，每天把检验产生的垃圾放在高压锅里消毒，统一运到焚烧池，倒上柴油和机油进行焚烧。他经常嘱咐二人要戴好口罩，要离得远一点，操作完要注意洗手消毒。他说：“你们俩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田成刚够细心了，后勤组这个大摊子运转得很顺畅了，但谁也没想到，刘文森会突然病倒。
10月17日晚，刘文森感觉有些不舒服，田成刚很担心。晚上9点，田成刚特意到刘文森房间里探望，关切地问他感觉如何。刘文森说：“我觉得还可以，应该没事。”
田成刚看他脸色不太好，便说：“可能是太累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找氧气，吸吸氧或许就好了。”
刚走到楼下，田成刚就听见有人喊：“柏主任一聂主任一”他赶紧跑上去，看到刘文森已经昏迷抽搐了。
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及时赶到，立即展开抢救。柏长青让田成刚赶紧拿药，田成刚立即吩咐保管员，把从国内带来的24个药箱全部拿上来。需要吸氧，田成刚立即找到酒店的副总，却被告知酒店没有氧气。他又找酒店的总经理，仍说没有。他对总经理嚷道：“人命关天，你赶紧想办法，必须给我找来。”几分钟后，总经理回电话，说氧气找到了，田成刚大喜过望。40分钟后，氧气罐终于运到，刘文森吸上了氧，为他的起死回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个小时过去了，刘文森的病情仍没缓解。田成刚不懂医，抢救插不上手，在外面急得团团转。他说：“当时，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近。”
懂医的两位主任也很茫然，因为那里既无任何影像设备，又无最基本的生化检测能力，他们无法判断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更不敢判断是不是埃博拉或疟疾。上级领导接到报告后都特别重视，几位主要领导都在电话中要求，不惜代价全力救治，并通过总部汇集了国内一流专家团队远程会诊，指导治疗。
塞拉利昂的晚上10点，是北京的早上6点，田成刚用他的手机联系上了国内脑外科的专家。他把电话调到免提状态，让两位主任和国内专家沟通，商量治疗方案。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8日凌晨的0点半时，刘文森的病情终于趋于稳定，不抽搐了。
田成刚一夜没睡，电话一直是热线，除了专家会诊，他还随时向单位领导汇报，领导也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向他下达指示和关切，总算是有惊无险。
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去后，第二天一早，专家们给刘文森进行了取样化验。5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确定不是埃博拉。大家的心都宽了许多，因为埃博拉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其他不论什么病，恢复的希望都更大些。
然而，怎么进一步救治刘文森，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当地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是瘫痪的，连个血常规都做不了，更别说核磁共振了，没法下诊断。柏、聂两位主任只能凭着经验，用最基本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检测队钱军队长把救护刘文森的任务交给了田成刚：“这段时间，你的最大任务，就是全力救治刘文森。”田成刚没有二话，立刻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接下来。他弄了个折叠床放在刘文森的房间里，安排后勤组轮流陪护，24小时不间断。没有尿壶，他就拿矿泉水瓶子削了削，做了一个尿壶；没有大便器，就拿脸盆代替。在救治的同时，他还积极联系大使馆，想通过使馆联系较近的南非，看能不能去开普敦医治，或者联系去不太远的比利时及德国，但是，几经努力，各国都不愿接收疫区的病人。
那些天，刘文森天天让陪护的战友记遗嘱。他跟孩子说：“爸爸可能回不去了，你要好好孝顺你妈，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要多照顾照顾……”说得人潸然泪下。那些天，全队人员情绪都很低落，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
在两位主任的全力救治下，在后勤组全体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刘文森一天天好起来。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走动了，田成刚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看他走动问题不大，田成刚就建议他去食堂吃饭，以提振大家的士气。刘文森第一次进食堂吃饭时，大家都激动地鼓起了掌。
对于刘文森突发急病这件事，田成刚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觉得，这次救治主要靠柏、聂两位主任的精湛医术，因此，此类国际活动的医疗保障最好有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随队；这次救治也有很多侥幸，以后应该多带一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及药品……这些想法，田成刚都告诉了正在筹备的第二批检测队领导，让他们来塞时准备得更充分些。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田成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与后方的协调，清点物资的出入库情况，通报物资的损耗，对第二批过来还要带哪些物资提出建议。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田成刚带领后勤组全体人员圆满完成了各项保障任务，受到了全队官兵的一致赞誉。检测组的专家纷纷向他们伸出大拇指：“我们吃得好、睡得香，身体好、干劲大，你们后勤组的保障很到位，我们很满意！”
随队记者郝杨力一直想对田成刚及后勤保障工作做一个报道，几次提出都被田成刚拒绝了。不断刷新的检测数据一次次报出，检测组闪耀着成功的光环，田成刚却选择了退到幕后。他说：“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后勤人应该履行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宣扬的。”
中央电视台驻塞拉利昂的记者听说后，特意来采访田成刚，他还是不同意。他的说法是：“后勤组是为了给检测组提供保障而来的，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来。他们出了成绩，说明我们的保障也出了成绩，要采访就采访他们吧。”
回国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又来采访，田成刚实在推不过，才勉强接受了。他感慨地说：“个人多么辛苦都值得。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把大家都带回来，就是我最大的成绩。”
记者从其他途径知道了他的家庭情况，知道了他接受任务时的细节，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颇为感动，便问起这件事。记者问他：“孩子刚刚夭折，你为什么能义无反顾地去前线？”
他说：“检测队需要我，我不能因为个人遇到一些情况就逃避。”
听着田成刚的故事，记者感动得哭了，田成刚却说：“你采访我，我都没有哭，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说呀？”
记者流着泪听田成刚讲完，决定好好做个专题，田成刚没同意：“我付出的东西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拿孩子来说事！我不想拿自己的不幸来换取什么，那违背我的初衷。”
田成刚不想宣传自己，不想谈自己的家事，不想把伤心的事情再不断地勾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任性”的年轻人面前，在以情感缺失而难以和谐的家庭面前，在靠编造故事骗取同情的骗子们面前，田成刚的低调、爱心以及牺牲奉献的情怀，应该可以起到榜样和引导的作用。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从他的故事里得到点启示，我还是决定把他的那些让他伤心、让人感动的家事写出来。以下是他的讲述一2014年初，我母亲检查出脑股质瘤，在西京医院做了手术，做了化疗。手术虽然很成功，但病情继续恶化，后来就不能走路了。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嗯嗯啊啊的，又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已经坐轮椅了。5月，母亲病情继续恶化，颅内压很高，压迫了眼神经，失明了。我赶紧回去看望，连续回去了四次，每次都是匆勿的两三天时间。后来她又做了个分流术，情况好了些，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但眼睛看不见了。
我受命出国后，一直没能再回去看她。
也是在年初，我爱人怀了孕。孩子7个多月时，发现有些异常，便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以引产的方式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出生时基本正常，评分评了9分，医生担心孩子肺不行，但她生下来就哇哇地哭。可是，三天后，医生说孩子尿少，肾脏有问题。一个星期后，医生说孩子不行了，建议放弃。我一直坚持，我说她呼吸心跳都好，为什么不救呢？于是便一直坚持救治。那些天，我天天在医院里看着孩子，天天揪着心，不仅是流泪，简直是滴血。每天回到家，家里人都很关注孩子的情况，爱人把孩子的小衣服都准备好了，盼着孩子早日出院回家。我特别担心，孩子要是没了怎么办？
到了第13天，医生说孩子真的不行了，再加药也维持不了多久。我同意不再加药了，让她自然地走。她两只眼睛盯着我，是那么的不舍，可我没有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她那双骨碌碌的大眼睛。
孩子走后，我请单位的同事开着我们家的车，陪我去八宝山。我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接的让我去非洲的电话……
201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