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来到了园中的“乐天堂”。这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诗人的全身塑像端坐在厅堂的正中。他凝神聚思，目无他顾。是在构思新的诗篇，还是在为人民的疾苦而焦虑？我们不得而知。但面对当前太平盛世中的五谷丰登，市场繁荣昌盛，同时又物欲横流、腐败丛生的世风，诗人会作何感想呢？
我们肃立在厅堂前，默默地向伟大的前辈致敬。凝视着诗人不朽的形象，不禁浮想联翩：我辈虽非“天涯沦落人”，但却越过时间和历史的长河，产生某种息息相通之感。
出了乐天堂，再拾级而上，穿羊肠小道，过曲径弯泉，几次峰回路转，又几番柳暗花明，我们来到了白园的陵区。只见一座半圆形的墓冢周围，苍松环立，翠柏成行。在天鹅绒似的草坪上，广植各种奇花异草：红的月季，白的玉兰，黄的刺玫，绿的牡丹……它们竞相开放，娇艳夺目；峰蝶上下翻飞，游人四周流连，俨然观览花圃也。不过，我一向认为，白居易乃是淡泊名利、清高自许之士，对自己墓周这繁花似锦的厚遇，不知能安然入睡否？如果后人出于一己之爱，强拂诗人之意，而作此华美的布局，岂非弄巧成拙了？
紧靠墓冢的诗廊区，乃是一随地势出进高下的长廊式建筑，这里集中了现当代的书法家、画家诗词碑刻，以及富有诗意的瓷砖壁画，上面除了赞颂白居易文功政绩的诗词外，皆为诗人自己的传世名篇，如《琵琶行》、《长恨歌》、《古原草送别》、《宫词》等。读着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我更加感佩这位开一代诗风的伟大诗人的不朽艺术魅力。他在那样的年代居然要求自己的诗能够通俗晓畅，能够流行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联想到充斥于当今诗坛的某些“时尚”的篇章——要么佶屈聱牙、语无伦次，要么像天书那样晦涩难解，相比之下，真是愧对古人了！可笑的是，这些作者们还常常以吸收外来文化“创新”自诩。丢掉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拾西方一些人早已扔弃的牙慧，这样的“创新”能有多大的出息呢？现在，诗人们不是都在孜孜以求研讨如何走出当前诗歌的困境吗？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学习先辈诗人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创作出符合于中国作风、民族气派，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出路。听说有不少诗人提出这样的主张：新诗应该“句式整齐、大体压韵”，继承中国传统，汲取民歌精华，推陈出新。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创议。此议似乎很久了，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认真的实践。
于欣赏碑刻之后，在诗廊前的石桌旁，我们几个文坛后辈，围桌而坐，恭听一位洛阳文友介绍这位前辈先贤的身世。
原来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为民造福的清正廉洁的好官，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为百姓做了不少值得赞许的好事，有时为做成某件好事甚至宵衣旰食，殚精竭虑，更是感人至深。
白居易原籍太原，后迁居下圭（今陕西省渭南县），唐贞元进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急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绩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权贵，以越职言获罪，贬为江州司马。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又被召回长安任中书舍人。此后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等职。在任地方官时，他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从他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在《观刈麦》一诗中便有这样的描写：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妁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我所以不惜笔墨把全诗引用下来，是因为作者在本诗中逼真地叙述了农民劳作的辛苦和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表示了对劳动者的无限同情。在那样的时代，他竟能够将自己的生存环境主动和农民对比，实在难能可贵。此外，在《轻肥》中的“……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在《买花》中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在《红线毯》中的“……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杜陵叟》中的“……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在《村居苦寒》中的“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上述诸诗中，都表现出诗人对官僚们骄奢淫逸的深恶痛绝和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的憎恨，对“田舍翁”们劳动果实的珍惜。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自己任内所管辖的地方，他总是千方百计减免前任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轻徭薄税”的政策，灾荒年甚至免收赋税，使农民们能够休养生息，渡过难关，进而丰衣足食；相反地，他对那些靠巧取豪夺、借权贵发财致富的豪商巨贾，则课以重税，用以赈灾济贫。与我们今天的某些“三农”政策、税收条款、“扶贫”办法，倒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了。而反观当时白居易对自己的饮食起居，则尽量从简，远离奢靡，厌弃浮华，平日粗茶淡饭，但求一饱而已，故给当地的百姓，留下极好的口碑。后来虽官居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等高位，仍以廉洁著称，晚岁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仍然节衣缩食，轻车简从，偶以诗酒自娱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特别喜欢洛阳这个城市。在此居住前后凡三十余年，他不仅撰写了许多歌颂洛阳的诗文，而且更关心洛阳人民的疾苦，并想方设法为洛阳人谋福利。有一件事至今还令洛阳人感念不忘。
诗人当时居住在洛阳的香山，紧靠龙门潭。在龙门潭的南面，有一个天然险滩，名曰“八节滩”和“九峭石”，它水激坡陡，险象环生，经常阻碍着船只上下行驶，触石遇险者时有发生。因此，行船放筏的舟民，每当从此经过，都得脱掉衣服，赤裸着身子，在水中推船拉筏；即使在十冬腊月，也不例外，其悲苦行状，不堪入目。诗人每见及此，总是寝食不安，坐卧不宁。为此，他曾有诗记述：“大寒之夜，裸洗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因此，他决心治理这段水路，为百姓解忧分愁。但是，兴办此事，需要数万银两，从哪里筹措这笔巨资呢？他虽然为官数十年，宦海沧桑，但却一向清廉自守，不贪分文。即使在任杭州刺史这样的“肥缺”，他也从未中饱私囊。而在离任时，竟将剩余的俸银，全部留在官库里，使其继任者用以补缺达五十年之久。其憨傻迂腐如此，简直会令当今的一些官老爷笑破肚皮。君不闻南方某县官，光老娘过一次“圣诞”，就收礼数百万，人家那才叫会做官呢！更为可笑的是，他改任中书舍人这样的大官，仍然“痴愚”如前，毫厘不染。唐肃宗赐给他一个好差使——宣谕大将田布拜魏傅节度使，田布获此殊荣，当然异常高兴。为了酬谢诗人带给他的好运，以五百匹缣帛为赠，谁知这位老先生却拒绝接受。皇上得知后从旁相劝，可是他也没给“天子”的面子，还是坚决拒绝了。有此种种怪异的“行径”，他手头哪会有什么积蓄，只落得两袖清风。如今他想办点好事，哪里有这样的余力？反观当地官吏，每年从那些可怜的舟民那儿，索取了大批捐税，用来挥霍玩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根本无视人民的死活；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更加激起诗人的满腔义愤，于是，他治理八节滩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首先，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其中包括他的好友诗人元稹赠给他的银马鞍和玉带，甚至连新制的绫袍也搭上了。同时，他居然“领风气之先”利用了“名人效应”——以自己的声威和资历，动员、号召当地的士绅解囊出资。一些士绅土著为结交他这个名士，往自己脸上贴金，多少也拿出些许银两，加上舟民和百姓的自愿捐助，终于凑成必需的款项，从而办成了那个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大工程。当工程完工、舟船顺利通过险滩的那一天，诗人忍不住流出激动的泪水而击节歌赞：“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喜悦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