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一两年前的事。有一天，在午饭之后，我和刘西戎以及那个记忆力很强、政治觉悟很高的女同志一起聊天，不知谁的神经的哪根弦出了毛病，忽然谈起老刘的家世来了。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居然破天荒地说起他的家人、家事，特别谈到了他死去的父亲，说他虽然身居国民党政府的高位，可是还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曾经教育过他，你是个中国人，要好好读书学习，将来为中国人干事，不管将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共产党掌权。这话对于一个国民党的高官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可是到了揭发者的口中，却变成另外一番意思；处在“运动”的高潮之中，再一“上纲上线”，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本着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如实谈了我的记忆。这样的证言当然不能符合审查者的需要，还是再三追问：他当时是不是还讲了“不管国民党来了共产党来了都一样认真干事”的话？我说，在我的记忆里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尽管如此，那个女同事还坚持说他说了。两个证人的证词不一样，就不好定案了，此事在运动后期只好用“存疑”的方式悬在那里，实际上却按照“证据确凿”来看待他了。而我的这种表现，自然不会受到称赞，我本是属于打入“另册”的人，因而在原有的“问题”中，又加重了一笔。
紧接着便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这场史无前例的狂飙铺天盖地地卷起来之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失去理性的法西斯暴行中，老刘的这个老账又被当作新罪翻腾出来了，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
我记得很清楚，此前不久，他请了探亲假回家结婚。此时，他已经三十六七岁了。由于他的孤僻，不善于、又不愿意与别人交往，在他从北京到边疆所经历的工作部门，一直没有找到对象；后来不知通过什么人和什么关系，在四川的老家由别人介绍，结识一位接近三十岁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也是高等学校毕业现在同样从事技术工作。大概出于一种信任吧，老刘曾将姑娘的照片让我瞅了一眼，我感到此女眉目清秀，模样端正，足可配得上他了。两人似乎有缘，一见钟情，认识不久就谈婚论嫁结婚了，很快地老刘便专门请了探亲假回家结婚。他终于有了生活的归宿。谁知蜜月还没有度完，探亲假就过完了，那时的知识分子非常守规矩，决无超假的非分之举；二人只好依依惜别。
但刘西戎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刚刚下火车回到厂里，就遇到了灭顶之灾。先是满办公楼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接着又第一批被揪了出来，被关进了“牛棚”，主要罪名还是“社教”运动中那位女同志揭露那个问题，连不高声朗读毛主席著作也被当作罪状揭露出来。
随后就是抄家。他本无家可抄，但他住的单身宿舍却被翻腾得底朝上，金银财宝当然不会有，应用衣物也很简单。但出人预料的却抄到了一大纸箱的“变天账”——他多年来写的日记。他这个人有个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认为是致命的错误，就是爱记日记。每天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是日记必须要记。从他初中毕业到现在，一天也没落。在日记中他倒能够敞开思想，想什么写什么，无所顾忌。这下倒好，他思想上的阴暗面便和盘托出了，其中有对“反右斗争”的不满，对“大跃进”的嘲笑，对“人民公社”的反感，对彭德怀将军的同情……反动思想，俯拾即是。因此，造反派一拿到手便如获至宝。把日记中那些“反动”的部分，逐一摘录出来并加上“按语”，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我们的办公楼走廊里、楼道上，就像当年舒芜先生摘录胡风先生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被他交了出来让《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者所加的按语那样，有分析、有批判、有猜测、有联想，并且上纲上线“上”到惊人的地步。据我们科内那个参与“审讯”刘西戎的“根红苗壮”的专案人员说，这个家伙（指刘西戎）是个死硬派，态度极不老实，死不认罪，光打他的态度就战斗了三天三夜；先触及他的灵魂，再触及他的皮肉，皮带抽断了好几根，可他的反动思想至死也不认账，还说我们查抄他的日记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嘿嘿！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讲什么“宪法”、论什么“人权”？笑话！连毛主席都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哩！）看样子他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造反派费了不少脑筋，先是小范围的审讯，动用了很多“先进”的刑讯手段，后来又对他采用了“群众专政”的形式，从牛棚里提了出来，交给群众批斗。召开第一次批斗会时，约在老刘被抓进“牛棚”半个多月之后。那天，为了让我这样曾经和他比较接近，并且也有“很多问题”的人“接受教育”，指名要我就近参加旁观、旁听，我心里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当造反派把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时，我偷偷一看，几乎难以相信这就是原来那个刘西戎了。因为他的头发已被剃去，眼镜没有了，牙齿全部掉光，络腮胡子却长得长长的，蓬头垢面，失去人形。押上台后，他佝偻着身子，几乎站不稳脚跟。但他始终一言不发，尽管参加批斗的人的吼声惊天震地（其中也掺和着我那微不足道的声音），有的人把红宝书举得高过了头，批判的话语摄人心魄，有的人“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对他拳脚相加，直打得鼻口蹿血，可是他的嘴一直未吐一个字，就像个哑巴一样。真是顽固透顶了！这次批斗会无结果而散，随后造反派又把他押走了。
以后又如此这般地批斗了好几次，都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他的这种表现，更加激怒了造反派的“无产阶级义愤”，“专政”的手段也越发地多样而严厉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已经面目全非简直脱了形了。此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全面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彻底被“摧毁”，“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在“九大”胜利召开前夕的一天早上，我们科的革命群众突然接到通知：阶级敌人刘西戎自绝于人民，已在前一天晚上自杀身亡，要大家到现场进行最后一次批斗。
原来这次现场批斗会的会场设在我们工厂的最高的烟囱旁边。我开始有点不解：批斗会为何选择在这个地方？紧接着我便明白了事情的缘由：由于遵照最高指示，对敌人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牛棚”近来实行“放风”制度，即每隔数日把关押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到外面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就在昨晚的一次“放风”时，刘西戎趁看守人员疏忽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到附近的据说是亚洲最高的大烟囱旁边，然后用尽了最后的一点残余力量，迅速地攀登到烟囱上边，然后猛地一跳……等到看守的造反派发现时，他已经躺在大烟囱旁边的血泊中，其状惨不忍睹。现在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一张破芦席遮盖着的无法辨认的尸体而已。
看到这种惨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似乎顿时失去了知觉。我不知道这次批斗会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只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接着我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我便以“炮制大毒草流毒全国”和“与阶级敌人在思想上划不清界限”为罪名，挨了多次批斗，写了无数我怎么“上纲上线”也不深刻的“检查”，最后从工厂的产品设计处被赶了出来，下放到工厂的工具车间进行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