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励精图治》在这一年的第二期上发表了。文章出来后，立即在“一重”内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传阅，相互传告，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的人高兴地说：文章道出了他们郁积多年的心里话，找出工厂前进的症结——只有改革和整顿，才能求得工厂的发展，对宫本言厂长为代表的新领导，做了实事求是的宣传，是篇有棱有角的好文章；反对的人（他们多半在文章里被批评过）则说：文章歪曲事实，模糊历史真相，伤害并打击了许多原来的和现在的工厂领导，对宫本言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以改革之名，行“砍旗”之实，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双方皆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的人向我竖大拇指，有的人则对我侧目而视，连我的家人也被一些人指指戳戳地议论，我老婆则担心地埋怨我说：你又惹祸了吧？
虽然双方泾渭分明，但是，赞成的人仅仅高兴并拍手称快而已；而反对的人却采取了迅速有力的行动。他们向省、市党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的领导写控告信，到人民日报社上访，到《当代》编辑部进行斥责，甚至投书党中央，要求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让舆论还他们一个公道。
他们的告状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为此，一机部成立了以人事司司长为组长的调查组，专门调查《励精图治》所描写的情节是否与事实相符。调查组分别到了省里、到了齐齐哈尔市，重点是到“一重”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职工和干部，对照着那本《当代》杂志，进行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同时对宫本言和文章的作者，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他们甚至找到宫本言同志本人，要他对作品的真实性表态。宫本言毫不回避，更不故作谦虚，旗帜鲜明地支持作者和作品。表现出豪爽的个性。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和了解，对事实进行了反复的核查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文章所涉及的人和事，与现实中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励精图治》是一篇歌颂改革开放的好作品，宫本言是一个有大作为的改革家。不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来我们工厂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宫本言可否提升和重用的问题，他在找我谈话时说：我们考察老宫的依据就是你写的那篇《励精图治》，因为它已经被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认可了。据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透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也曾阅读了这篇作品，对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颇为赞赏。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从此，宫本言和“一重”的名声大震，远播海内外。
那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是否要改革、如何改革是人们注视的焦点。宫本言的励精图治精神，集中体现了这个焦点的精髓。因此，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工业战线就把目光凝聚在“一重”和宫本言所推行的改革上来了。那些日子，来工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工厂企业的领导人，有传媒界的编辑记者，有文艺界作家和演艺人员。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工厂接待科的同志，简直应接不暇了。最典型者要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史超和李平分了。他们看了《励精图治》之后，感到富拉尔基是一个文艺创作的“富矿”，决心到这里深入生活。史超等人在“一重”生活了两年多时间，和宫本言朝夕相处，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两部电影：《生活没有单行道》和《在被告后面》，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
宫本言更加解放思想，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并且收到了显著成效。“一重”变化更快更大了。老作家秦兆阳和《当代》杂志，密切地关注着“一重”的变化和宫本言的动向。秦兆阳同志甚至亲自出面邀请宫本言同志到《当代》编辑部和编辑们座谈，冀图让改革家的心智激励并开阔编辑们的视野，从而使《当代》杂志与时代息息相通。宫本言同志高兴地应约来到《当代》编辑部，和编辑们畅谈了工业战线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畅谈了他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使与会的编辑们很受启发，他们事后对我说：这位厂长不愧为当代的大改革家！此后不久，秦兆阳同志又让副主编朱盛昌同志约我撰写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续记》，继续向全国读者报告宫本言乘胜前进的脚步。我应约如期完成任务。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1982年第一期的《当代》上，同样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紧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当代》发表的两篇报告文学排印成单行本《励精图治》在全国发行。秦兆阳同志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
1980年6月某日，《当代》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出差到外地去组稿，在列车上碰见对面座位上一位年轻的工人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刚刚发表在《当代》上的《励精图治》。等他读完了，编者和读者就面对面地谈起话来。在互相询问从何处来、干什么工作、到何处去一类的“套话”以后，就谈到正题上来了。
“你觉得这篇《励精图治》写得怎么样？”
“嘿，前几天我读了《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觉得真带劲，心里老是想，要是真的有乔光朴这样人，要是真有这样人到我们厂来当厂长，该多好！可是没有想到，倒真有这样的真人，比乔光朴还要乔光朴。不过，可惜这样人太少，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不顶事……”
“也许慢慢会多起来……”
我把上述那段对话抄下来当作序言——是人民群众在列车上写的，因此应该叫做列车上产生的序言，我不过是个记录者。
……宫本言同志已经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了，这说明我们党是多么重视宫本言这样的人才！两年前那位青年工人所希望的“也许”，正在多么广阔的生活场景里成为事实！今后这样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必定会更加广阔——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是老作家对宫本言的评价，我认为是很确切的。
著名作家蒋子龙也曾经多次说过：谁说我写的乔厂长是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中的人物？宫本言就是现实中的乔光朴嘛！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宫本言在“一重”所推行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也被社会认知，为人们所器重。一机部和黑龙江省委都看上了宫本言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想委以重任。黑龙江省委近水楼台先得月，1982年年初，将宫本言调进省委常委班子，主管工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不少人认为，是报告文学《励精图治》起了作用，我对别人说，应该归功于宫本言同志个人顺时应势的出类拔萃的才干和他突出的贡献，我不过是个记录者和宣传者罢了。更确切地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大气候，使宫本言这样敢想敢干的人，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这个大气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年末，天津大学致函第一重型机器厂，正式给我平反，公函认定：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给我的处分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改正！这样，我背了二十余年的沉重的政治包袱，一下子被卸除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身心都感到无比的轻松，觉得天地竟是这样的辽阔，生活多么值得爱恋啊！接着，经过有关部门严格考核，我被正式授予机械工程师职衔，享受相应待遇；几乎与此同时，黑龙江省作协通知我，我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这样，我年轻时天真的幻想——工程师兼作家的愿望，真真切切地实现了。随后不久，又一件喜事临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一致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入党之后不久，经宫本言提议，我被任命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中层干部。我深知，现在党需要我带领好工厂的宣传队伍，努力为“一重”的改革开放事业，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冲锋陷阵。我自觉地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一重”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出现了空前的新面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但是，时过不久，我的生活却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根据工作需要和我个人的实际情况，黑龙江省委决定调我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我因为畏惧文化部门的环境，迟迟不愿赴任。宫本言对我说：现在的政治大气候变了，文化人总是挨整的时代过去了，新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得到锻炼并发挥你的才能，听从组织安排吧！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到省作协工作。就在我办理调动手续的前后，到了省城哈尔滨，他不让我住在宾馆里，而是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的夫人也盛情相待。在那些日子，饮食起居，如同家人。每天下班回来，我们一同促膝谈心。听他畅谈来到新岗位的感受（开始时他兼任省工交政治部主任，继而兼任省经委主任），畅谈黑龙江省工业改革开放的宏图，他决心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我更加了解他胸襟的博大，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正式调进省城、全家搬到哈尔滨后，仍是他家的常客。此时，他已任哈尔滨市市长，工作之余，仍然会抽出时间和我谈心。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哈尔滨，百废待兴。宫本言一上任，便提出了“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目标，发出了“说了算、定了干、干就干好”的誓言。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全力推动哈尔滨市的建设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很快开创出新的局面。加强了松花江的防洪建设、危房棚户区的改造，狠抓菜篮子工程，提出改善群众生活的“十件大事”。全国许多城市的领导，都慕名前来哈尔滨取经。直到现在，哈尔滨的市民在谈起宫市长时，仍然要竖起大拇指。
我被选举为省作协主席时，他真诚地鼓励我说：你的这个担子很重，要认真地挑起来！你的作品歌颂改革，你也应该以改革的精神对待你负责的作协工作，不应该循规蹈矩、穿新鞋走老路。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首先对专业作家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后，对作协机关也做了精简和整顿，都初见成效。继之，为使作家更好地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我们成立了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向他要求，希望他这个老企业家做我们联谊会的顾问。他欣然应承。此后，他向哈尔滨市的许多工厂的领导打招呼，要他们支持省作协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和一些工厂进行联谊活动时，这些单位的领导都慨然相助。
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办公楼选址时遇到了困难。宫本言帮助我们在松花江边争取了一块办公用地。他的要求是：你们的建筑必须很好地设计，要成为哈尔滨一景。当我向作协的同志转告这个消息时，大家顿时雀跃起来。遗憾的是，由于我的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我调动工作一事，来得很突然，是中宣部直接和省委商定的。就是到中国作协主编《人民文学》。当时，我有些犹豫，觉得这个担子太重，怕自己挑不起来。当我征求宫本言同志的意见时，他沉思一会儿说：京官难做，何况又是特别复杂的文艺界？但那也是锻炼人的地方。我看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吧！尽量为国家多做点贡献。
我奉调来京后，工作中果然困难重重。但是我没有退缩，努力挺过来了。宫本言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他出差北京时，总是相约和我见面。我向他坦直地谈了我的情况。他说：工作遇到点困难算什么！谁叫咱们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就得挑重担子。虽是大道理，却是大实话。他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他为榜样。
不久，因为年龄关系（实际上还延长三年）他从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退而未休，仍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余热。他挑起了发展黑龙江省汽车工业的重担。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比在正式岗位上还要忙碌，终于使黑龙江省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最后发展成为省的支柱产业。
他持续工作到八十多岁，直到一场大病击垮了他。为党的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遗憾的是，由于我患病在身，未能赴哈尔滨向他的遗体告别。在无比沉痛中，我写了一副挽联，呈送到他的灵前，内容是：
励精图治报国精神垂千古
肝胆相照知遇之恩永不忘
上联歌颂他的精神，下联表达我的感情。
一代英杰就这样走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励精图治的猛将，我失去了一位永远的良师益友。想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的知遇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热泪夺眶而出。我只能暗暗地祝愿：敬爱的宫本言同志，你安息吧！
2001年10月24日于北京病榻上
忏悔——一种心灵的安慰
案头上放了一套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经常随手拿过来翻阅一番。每读一次，必有新的收获和体会，越发感到先生人格的伟大。因为这些文章不仅是他个人的反躬自省，还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提醒和拷问：我们曾经度过多么荒唐的岁月，人们的灵魂中曾经出现多么丑恶的一面！它应该引起我们怎样的警惕，彻底撕去这丑恶的一页，使其永远不会再现于今生来世。
而且，在阅读这些警世省人的文章时，也使我不断地拷问自己，在那荒诞的年代，你是否也有那不光彩的记录？
思来想去，在记忆深处的丛丛卷帙浩瀚中，终于也找到了这令人汗颜的一页。
话需要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