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潇洒桐庐郡十咏》，是范仲淹对桐庐的山水人文、经济特产、农家习俗、百姓生活所作的生动记述，同时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潇洒心情。这当然不错。不过，依笔者揣摩，这组诗的深层意境在诗外。
请将这组诗与《出守桐庐道中十绝》相比，发现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呢？一眨眼不见了“谏臣”“君恩”“虎符”“天阍”“真龙”“万钟”……这样的“皇色”字眼、庙堂用语，也似乎不见了作者的“皇色情结”、家国情怀，但见一片绿莹莹的草根丛中，皆是民间气象，顶多露了点“悟黄庭”，也求的是养生修炼。这还像范仲淹吗？这还是范仲淹吗？这位睦州范仲淹是不是就跟睦州杜牧差不多呢？琢磨头就在这里。
前引杜牧的《睦州四韵》，也是巧借睦州诸般好景，抒发贬官一肚子心思，而且此时杜牧年龄约在四十三岁左右，与范仲淹不差几岁，前曾同是庙堂客，而今都在沦落中，按说这言心言志的诗作也该差不多吧。然而略一品咂，殊异其趣。杜诗哪能品出半点潇洒来？一个“实可怜”，一个“落花前”，活画出失意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消极心情。“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即刻又“得醉愁苏醒”。这醉也不是，醒也不是，只好“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且将此一腔酒意，万般愁绪，满腹经纶，交付给青楼佳人，红颜知己，落他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又怎的！睦州之后仅数年，五十岁的一代风流才子便撒手人寰，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去了。
拿来这个观照，再读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能品出什么滋味呢？第一，没有半点消极；第二，真有十二分潇洒。合起来还是那个大宋第一名士君子典范仲淹，虽然此时身在睦州的田园山水中。然而，对于范仲淹来说，此时外在地夸桐庐潇洒，实际上是内在地夸自己潇洒；此时越夸桐庐潇洒，越证明他自己潇洒。最早看出这一点玄机并表达出来的，估计就数王十朋[36]了。他在《潇洒斋记》中这样写道：“诗言志，公（范仲淹）所至以潇洒见于诗章，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读《桐庐十诗》，至‘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则知公之潇洒于一郡矣。读‘区别妍媸，削平祸乱’之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记与万言书，则其正色立朝之风采、仗钺分阃之威名、经世佐王之大略，是皆推胸中潇洒之蕴而见之于为天下国家之大者也。读《严陵祠堂记》，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知公与子陵虽出处之迹不同，易地则皆然。山高水长，非特子陵之潇洒，亦公之潇洒也。”这又一位铁杆“范粉”，为表明崇拜心迹，把自己在饶州的郡斋特别称为“潇洒斋”，写下如上文字之后，末尾感慨道：“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以名斋。”
温州才子真了得：说桐庐潇洒，公“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睦州范仲淹潇洒在哪儿？他不是都忘了王事，“黄庭”之外，唯浸淫于隐逸之美了吗？这从诗面上似乎不好看出，那就绕到背后呀。初到睦州，范仲淹很快给晏尚书发出一封私信，并寄出自己的一首新诗《桐庐郡斋书事》。在这里，晏殊既是他的恩师、朋友，也是与庙堂保持一种联系的，不敢轻易割舍的通道。信中虽然也是大赞桐庐之美之潇洒，但一句“惟恐逢恩，一日离去”，一不小心透露出作者的“潇洒”心胸。我范仲淹寄居睦州是不会长久的，我的远大抱负尚未得偿，我的谋国宏图尚未展开，我的人生理想尚未实现，仁宗皇帝是了解我、会重用我的，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是需要我的；我在睦州不过是疗伤小憩，就像一只大鹏鸟落在小沼泽边上暂栖身，清理羽毛，养精蓄锐，很快就会再高飞远翔；再说，桐庐可不是什么小沼泽，它简直就是一方仙境，分明是上天给予我范仲淹的特别恩赐，“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凄凄吊形影。”（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正是：我赞桐庐真潇洒，桐庐送我上青云。杜牧前辈剑胆销、琴心哀的悲伤曲，我范仲淹是绝对不会重奏的，“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宁非我范仲淹之谓乎？
也许，这才是《潇洒桐庐郡十咏》的内在诗意？其诗也轻灵，其心也厚重！
在睦州，最能与范仲淹这种潇洒胸怀对接的一件事，莫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
要说严子陵祠堂，得先说严子陵钓台。
天下出名的钓台甚多：江苏淮安有韩信钓台，武昌有孙权钓台，陕西磻溪有姜太公钓台，山东濮县有庄子钓台，安徽贵池有萧统钓台，江苏宜兴有任昉钓台，湖北大冶有张子和钓台，北京阜成门外有金王郁钓台……这钓台，那钓台，都比不过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生于西汉末年，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十三年之间，名光，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宁波慈溪）人。青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名声很大。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严光传》，全文如下，不长：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用现代白话大致翻译一下也不长：严光，字子陵，又名严道，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就有很大名声，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坐了天下，他却改换姓名，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刘皇帝知道他的才能，想重用他，就派人画影图形地寻找他。齐地有人报告说：我们这儿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袄，坐在水边垂钓。刘皇帝估计是严光，就派上专车，拿上厚礼，让使者去聘请严光。使者往返多次，严光这才给了面子。进得京来，刘皇帝让贵客住在城北的五星级酒店，提供上等服务，早晚的饭菜都有太官亲自侍候。
司徒侯霸[37]和严光一向有交情。他派人送信表示：听说先生您来啦，理当立即来拜访，但因公事缠身，一时难以如愿。希望您晚些时候能屈驾光临。严光没理这个茬，把书简扔给来人，口述回信说：你老兄如今位列三公，混得不错呀。如果你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就是天下百姓的福；如果你一味地阿谀奉承，唯刘秀马首是瞻，你就等着完蛋吧！侯霸收到这个信儿，就转呈给皇上。刘皇帝笑着说：这个楚狂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啊！刘皇帝当天就过来看严光。严光呢，嘿，躺在床上不起来。刘皇帝坐在严光床边，亲热地伸手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真不能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还是闭着眼睛爱搭不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皇帝，说：“从前人家唐尧那是有德君王，巢父尚且不肯出山帮他，听了从政这种话都要赶快清洗耳朵。这就叫人各有志！你何必要逼我呢？”刘皇帝很无奈：子陵，我真的没办法说服你吗？于是叹息着登车离去。
后来，刘皇帝又把严光请进宫，闲谈些过去的事情，一谈就是几天。这天，刘皇帝似乎不经意间问严光：老同学，你看我比起过去怎么样呀？严光回答说：不怎么样，就是比过去稍微胖了点。晚上，二人睡在一起。严光睡得不客气，把脚压在刘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公慌忙奏报说，昨夜有客星犯帝星，情势很危急。刘皇帝笑着说：没事，昨晚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他睡觉不老实啊。
不久，刘皇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可严光不肯接受，跑到富春山下种田去了。后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取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皇帝又特下诏书，请严光进京。这回倒好，严光连来都不来了。严光八十岁那年，在家中去世了。刘皇帝闻听很是悲伤、惋惜，特命当地政府赐给他家一百万钱、一千斛粮食。
本纪之外，还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看来这事让汉帝刘秀抱憾终生哈。
单从这一传记看，严光其人，究竟有多大学问和本事？看不出来；他对社会、国家和人民有多大贡献？也看不出来；他身后留下多么丰厚的人文遗产，比如著作等身、名篇不朽？还是看不出来。那么，他的名气怎么会这样大？而且，至宋千年下来那是越来越大，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笔者想随后再说。
有学者根据可靠史料推断，严光的名气在唐初就相当之大，以至他生前在富春江边钓鱼的地方，建起了祠堂，成了世人游览凭吊的名胜之处——严子陵钓台。桐庐籍现代名人周天放、叶浅予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严先生祠堂》，内中引用初唐洪子舆一首诗如下：
汉主召子陵，归宿洛阳殿。
客星今安在，隐迹犹可见。
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茜。
岸深翠阴谷，川回白云遍。
幽径滋芜没，荒祠幂霜霰。
垂钓想遗芳，掇 羞野荐。
高风激终古，语理忘荣贱。
方验道可尊，山林情不变。
二位先生在诗后写道：“则严先生祠堂唐初已有。盖严先生终老富春山，子孙即以为家祠而祠之，第规模狭窄，不为世人注意耳。”初唐去子陵谢世已逾六百年之久，而钓台依然入诗名世，所以成为“荒祠”，可见其修建年月更加久远，说不定汉时就闻名于世了。
不过，应该承认，严子陵钓台在全国十多处名钓台中独领风骚，其原因确如桐庐人董利荣先生所说：“在于范仲淹修建严先生祠的善举和写下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在谪守睦州期间都做过哪些实事？有人说除了修建严子陵祠堂之外，还创办了龙山书院，请来青年学者李觏施教；又疏浚了梅城东西湖。笔者不敢苟同此说。且不说疏浚州城（那时睦州州治在梅城）东西湖确否，只这兴办龙山书院一事，即无可靠史证。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为严州，治所仍在梅城。仅六年后即进入南宋时代，而成书于南宋的《严州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是两部很权威的严州方志，对此均无记载，一直到明代出版的《严州府志》，也没有范仲淹创办龙山书院的记载。再一个铁证就是，青年学者李觏从未去过睦州，他是后来在饶州才与范仲淹初识的。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就结结实实地修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对此，他本人前后三次提到，有白纸黑字为凭。其一，范仲淹《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题记》：“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其二，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其三，范仲淹《邵疏先生》：“十月日，右司谏、秘阁校理、知苏州[38]范某，谨奉短书于先生邵公足下：……既抵桐庐郡，郡有严子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谨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看来做这一文化工程，范仲淹不但当成头等大事来办，而且是全身心投入，虽然交由“从事章岷”打理，但不啻于“一把手”亲自抓。这不，不但亲笔写出《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连聘请书法家、雕刻家这样的细事，也都绝不假手，亲力亲为这才放心。其实，只要他说句话，让章岷先生去办，效果一点不会差。连他自己在写给晏殊的信中都这么说：章岷“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远非同事之谊，早是兄弟般的文友至交了。必得略表一二。
章岷，字伯镇，福建浦城人，后徙江苏镇江。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此时任睦州从事。章岷极有诗才且善琴，陪范仲淹游承天寺时，脱口即是：
古寺依山起，幽轩对竹开。
翠阴当昼合，凉气逼人来。
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
双旌容托乘，此地举茶杯。
范仲淹惊曰：“此诗真可压元、白矣！”再随口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