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能从洛阳到京城任群牧司判官，得益于枢密使曹利用的推荐。曹利用是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谈判代表，靠媾和有功而大红大紫，最后当到了枢密使。父亲到群牧司上任不久，曹利用要求清理拖欠马价。群牧司的马都是军马，但有不少大臣占用，又不愿买单，马价一直欠着。父亲在调查后发现，带头拖欠的就是曹利用自己。这咋办？母亲提醒说，曹枢相是我们的恩人，而且拖欠马价的事，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你要出头，人家就会说咱忘恩负义。父亲不为所动，对曹利用说：“拖欠的马价收不上来，是因为上行下效，您欠得最多。”曹利用大惊，说，底下告诉我不欠马价。父亲拿出账本，曹利用看后，补上了欠款。后来，曹利用因事被贬，原来巴结他的人为洗清自己，一个个站出来揭发，甚至不惜诬陷，唯有父亲一人站出来为他辩冤。
章献太后宫里的宦官皇甫继明兼管估马司，仗着有太后当后台，他居然上表虚报政绩，请求升官。为把假话说“真”，他胁迫群牧司官员在他的奏疏上签名附议，有人屈从了，而父亲不仅拒绝，还斥责其欺君之罪，马上尝到了得罪宦官的苦果。仁宗签署了提拔父亲为开封府推官的敕书（任职命令），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关键岗位，但在敕书下到吏部就要公布时，皇甫继明派人把敕书追了回来，改为知耀州（今陕西耀县）。父亲从此又离开了京城，先后任知耀州、利州路（今四川广元）转运使和知凤翔府（今陕西同名县）。
在凤翔时，父亲接到回朝任知谏院（约相当于参议长）的命令，这是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但父亲上表辞让，态度坚决。仁宗皇帝说：“现在，人想升官都成了瘾，而司马池主动退让，难能可贵呀！”于是，给父亲加了一个直史馆的荣誉职务，继续知凤翔府。其间，凤翔府的一个案件被刑部驳回，所涉官员吓得夜不成眠，父亲上表说，因我是一府之长，此案若有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后来，案件厘清，仁宗批示，不再追究。
这就是父亲，公而忘私的父亲，刚正不阿的父亲，宽恕待人的父亲……
父亲第二次进京，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副长官），负有匡正朝廷得失的重任。当时，朝廷任命刘平为镇守陕西的大将。当时众口一词看好这位“诗书之将”，父亲却说：“刘平好自用而少智谋，必误大事。”可惜没人听他的，结果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夏县县尉孟翔是司马光的“同年”，两人从京城科考后分手，至今已有近四年。见司马光守孝守得形销骨立，便以东道主的身份请他游览家乡风光。司马光一直跟随父亲在外，对祖籍夏县并不熟悉，孟翔虽在夏县任职时间不长，但已经成了“活地图”，山川河流，集镇村落，户口钱粮，无不烂熟于胸。两人走在路上，很多路人都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能叫出对方的姓名，了解他的籍贯和职业。这让司马光极为佩服，认为如此人才只当一个县尉太屈才了，好比是“激疾风以振鸿毛，委洪波以灭炬火”[4]。涑水司马氏是夏县望族，孟翔当然也很了解。两人一起翻阅县志的有关记载，让司马光对自己的家族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涑水司马氏与陕西韩城司马氏（司马迁家族）是同一个祖先。在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重黎氏乃司天司地之官。一直世袭到西周初年，重黎休父被封为伯爵，封地为程（今陕西咸阳东），故以封地为姓，称程伯休父。这就是司马光后来以此四字为闲章、自称程秀才的来由。大约到周宣王时，程氏由司天司地之官改作司马（主管军事的大臣），从此以官为姓。到周惠王、周襄王时，发生了子颓和叔带之乱，司马氏家族被卷入，便逃出程地，分散到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其中在韩城的一支因出了著名史家司马迁，人称韩城司马氏。司马光与司马迁不是一个支系，其祖谱中记载的最显赫人物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晋书》卷三十七有传，不赘。他是个儒者，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他主张要有“怀远之义”，对夷狄“不以诸夏礼责也”，后来司马光的外交思想明显有这位祖先的影子。司马孚之孙司马阳带兵经过今涑水鸣条岗，爱上了这个地方，遗嘱死后葬此。于是乎，其家族便迁居于鸣条岗下的坡底村（今司马村）。这就是涑水司马氏的来历。“八王之乱”后西晋灭，司马氏又从贵族变成了平民。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六百余年中，涑水司马氏湮灭无闻。直到北宋初期，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门楣重光。到司马光时，已是三代进士出身。
司马光的家史表明，其家族两次由贵族变为平民，均是因为内乱。这对司马光可谓刻骨铭心，对他保守思想的形成不无关系。现在，司马家族第三次回到统治阶级行列，应该何等珍惜啊！
儒生批贾生
孟翔有空就来陪司马光，但有时十天半月也难见一面。孟翔在忙什么呢？征召“弓手”。朝廷明确规定不论贫富等级，“三丁抽一”，弄得老百姓呼天号地。此事之所以越催越紧，是因为前线又打了败仗。
宋军在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惨败后，从此对西夏完全陷入被动。将陕西划为鄜延、环庆、泾原、秦风四路，令庞籍知延州（延安），范仲淹知庆州（甘肃庆阳），王沿知渭州（平凉），韩琦知秦州（天水）。四路之中，最弱的是刚经好水川之败的泾原路，而宋廷偏偏用了一个迂腐的《春秋》学家王沿挂帅。其武职副手葛怀敏是真宗朝大将葛霸之子，无寸功而靠“拼爹”居高位，但他“通时事，善侯人意，故多以才荐之”。韩琦、范仲淹都“言其滑懦不知兵”，让他靠边，却被王沿当成宝贝要到泾原。西夏军师张元瞅准了这对软柿子，鼓动元昊集兵十万，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分两路钳击镇戎军，王沿令葛怀敏自渭州出兵阻击，闰九月二十一日，在定川砦钻进了元昊的包围圈，战至二十二日黎明，葛怀敏等十六将被杀，官兵九千四百人被歼。元昊得胜后长驱直入，烧杀抢掠，纵横六七百里，听说范仲淹率军从环庆来援，撤走。司马光后来引用张景的口述，在《涑水记闻》中记录了《定川砦之战》（第一百三十条）。
此时，宋军在陕西（含甘、宁）屯兵近四十万，新刺的“保捷”、“宣毅”军二十五万，结果于事无补，还是出现了定川砦惨败。司马光依稀感到，如此一败再败，是否朝廷的战略决策有问题？守丧期间不能干政，他除了应邀为县学讲课外，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海洋，写了读书札记《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等，标志着他已开始独立思考了。三论都是质疑、批判性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贾生论》[5]。
贾生，即西汉的贾谊。他写给文帝的《治安策》（又名《论政事疏》）是一篇流传千古的政论，历代评论不绝于书。主流观点认为，贾生识见远大，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三代可复。司马光却在《贾生论》中批评贾谊虽有才华但学术不纯，是申商之术，若用以治国，非国之祥。贾谊认为“可痛哭者”乃诸侯太强，“一胫之大几如要（小腿几乎粗于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脚趾粗得像大腿）”认为汉朝当时患了足肿病，如不赶快医治，将来扁鹊再世也没法救了。司马光持相反观点：治国安邦，患政刑不立，而不患诸侯太强。贾谊认为“可流涕者”乃匈奴不服，司马光则认为荒外之国与禽兽无异，“不服无损圣王之德，得之不增圣王之功”。总而言之，“治天下之本，莫先于礼仪；安天下之本，莫大于嗣君”。贾生却“舍国家之纪纲，遗天下之大本，顾切切然以列国（诸侯）外夷（外国）为虑，皆涕泣之，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谓之知治体何哉”。
他是在批评贾谊，更像是在批评朝廷，言外之意是对夏战争就不该打。《贾生论》颇有股迂儒气，如果让太祖赵匡胤看到，是肯定会扔到地下的。因为这与宋朝“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相抵牾。“守内虚外”，在外交上，宋朝为内，邻国为外；在内政上，朝廷为内，州郡为外；“强干弱枝”，朝廷为干，州郡为枝。可惜，宋太祖早已死去，其雄才大略早已被他的继任者们抛到脑后，而沉溺于苟安之中，类似于司马光《贾生论》中观点在士大夫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当然也有例外，王安石就是一个。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还不认识，甚至还互不知姓名，可对贾生的评价却针锋相对。王安石的《贾生》诗曰：“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慨，自信肯依违？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但涕沾衣。”（《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贾谊若活到今天，谁会听他的？恐怕只有蹈东海而死，而不止是痛哭流涕了。这话简直就像在批司马光的《贾生论》。当时，他们固然不可能看到对方的大作，但思想的分歧从年轻时就存在了。
《贾生论》是司马光二十五岁时的不成熟言论。他在晚年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贾谊的《治安策》全文照录，而未加评论，也许因为汉初的历史证实了贾谊的预言吧？不过，“治天下之本，莫先于礼仪”的儒家礼治观，他是一以贯之的，追求儒家本本所描绘的礼治社会的美妙理想，他是从未放弃的。他不愧是一个纯儒，追随孔子追寻连孔子本人也没有见到的“圣王”，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出一个“圣王”来，孔子的努力失败了，司马光又将如何呢？
[1]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十二》中的相关记载有《好水川之战》《任福袭取白豹城》《任福》。
[2]《司马氏书仪·卷四》。
[3]《传家集·卷六七·训俭示康》。
[4]《送孟翔宰宜君序》。
[5]《传家集·卷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