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是武举出身，承吴襄父荫授都督指挥，因参加舅父祖大寿的军事集团，飞黄腾达，率精兵四万镇守山海关，成为明王朝的“北门锁钥”。崇祯皇帝死后，到底降李自成，还是降清兵？吴三桂骑墙观望。一方面接受大顺政权四万犒银，一方面与多尔衮秘密书信来往。在李自成义军强大压力下，他准备率众归降，行至滦州，听说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冲冠一怒为红颜”，奔归山海关，直驰清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向多尔衮薙发称臣，引进清兵十四万，击败李自成军。
多尔衮自知势单力孤，要鲸吞中原，必须与汉族官僚地主勾结，他宣布率兵入关目的是“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所谋者惟闯贼”。无耻的汉奸遂把薙发归降的丑行，变成“复君父仇”、“吊民伐罪”的“义举”。五月，多尔衮铁骑进北京，口气全变，野心毕露，宣布“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多尔衮议定建都北京。十月初一，六岁的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是为清世祖。“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在汉奸洪承畴、吴三桂扶助下，满清贵族成了神州大地主宰。福临年幼，以多尔衮为摄政王。多尔衮采用汉奸献计，下令礼葬崇祯夫妇，令臣民戴孝三天，追谥崇祯皇帝为庄烈愍皇帝，墓号思陵。归降官吏皆官升一级。被明朝皇帝革职的官吏及山林隐士亦录用，以此收买士大夫。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率师西进，追击李自成军。顺治二年（1645）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殉难。肃亲王豪格进军四川，镇压张献忠军。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张献忠遇难。豫亲王多铎进军江南，征讨南明，向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出诱降书。史可法拒降，固守孤城十余日，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多铎劝降，史可法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清兵屠城，杀人数十万，扬州成骨山血海。同年，多尔衮下“薙发令”，“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汉族人民认定蓄发是民族标志，薙发无异于灭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反薙发斗争十分激烈，嘉定遭受三次屠戮，死难数万人，浮尸满河。江阴反薙发抗清军民击毙清军数万，城破后，清军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在江阴屠城三日，被杀十七万二千人，全城只有五十三人幸免于难……
经过改朝换代的惨烈斗争，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开始长达二百余年，并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
全国朝代更迭惨痛如此，山东如何？
蒲松龄出生的一六四〇年前后，山东百姓灾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六三八年，蒲松龄出生前两年，皇太极派兵攻明，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明德王被俘，山东城池被攻破五十多处，掳良民四十六万之众，劫金银百万两。
一六四一年，崇祯十四年，蒲松龄不到两岁时，皇太极派炮兵轰锦州。一六四二年，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清兵攻陷蓟州，转至山东，连破八十余城，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三十二万余头，回师路经北京，明军无力阻拦，放其回到盛京。
短短三年间，清兵两次扫荡山东，杀人百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鸡犬不宁。清兵入关定鼎北京后，各地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山东人民的起义尤引人注目。一六四四年，兖、沂、邹、滕农民抗清队伍有几十支，最大一支达数万人之多。他们建营立寨，攻城略地，五兵火器，样样俱全。旗帜上大书标志李自成义军的“闯”字，清兵望风披靡。同年秋天，李自成余部赵应元在青州杀死清朝招抚官员户部侍郎王鳌永起义，登、莱、青三府人民群起响应，声势浩大。一六四六年，谢迁义军攻克高苑、长山、新城等县。一六四八年于七起义席卷山东半岛……
清朝廷对山东人民的多次血腥屠杀，可与屠城十日的扬州相比。“于七之乱，杀人如麻”（《聊斋志异·野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聊斋志异·公孙九娘》），都是侧面描写清兵对山东人民的灭绝性镇压。改朝换代的民族灾难对《聊斋志异》的创作有何影响？此是后话。
在古老文明的般阳山城，在秀色可餐的满井泉边，在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中，耳闻目染离奇古怪的社会动乱，少年蒲松龄成长起来。
四 蒲氏世系
淄川《蒲氏世谱》以蒲璋为蒲姓始祖，自蒲璋到蒲松龄历十一世：
璋（1）——子忠（2）——整（3）——海（4）——臻（5）——永祥（6）——世广（7）——继芳（8）——生汭（9）——槃（10）——松龄（11）
蒲松龄先辈，从蒲璋到蒲槃，都没有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事迹，也无名标史册的锦绣文章。始祖蒲璋是在元代后期家族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男子，关于他，有两条相关记载：
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故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
（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族谱引》）
始祖讳璋，配杨氏，子五。相传蒲氏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以母姓为杨。元鼎即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
（《蒲氏世谱》卷一）
元宁宗懿璘质班于公元一三三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五十三天就死了，其兄妥懽帖睦尔即位，是为元顺帝。所谓“宁顺间”其实只有一年，即公元一三三二年。洪武元年是公元一三六八年，假设一三三二年遭遇灭族之祸藏到外祖家的蒲璋六岁，洪武元年已四十二岁。至于蒲家为何在宁顺之间遭灭族之灾，蒲松龄在世时已找不到可靠记载。后世冒出一种强调蒲姓重要性的里巷传说：蒲姓有功元朝，权倾朝野，皇帝梦见金銮殿上长满蒲草，怀疑蒲姓想夺权，下令剿灭。这样的描述已不能算历史，而接近聊斋故事了。
蒲松龄六世祖蒲永祥以道德文章在乡里享有威望，知县也向他请教。他因齿德并茂被推举为乡饮酒礼的“耆”（即虽无功名却德高望重的乡民代表）。高祖蒲世广是县学廪生（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年方弱冠，便有文名。蒲家文学传统从他开始，但他没留下什么传世之作。曾祖蒲继芳是庠生，去世很早。祖父蒲生汭默默无闻。蒲松龄先辈中功名最高的是其叔祖蒲生沇，明代万历乙酉（1585）中举人，壬辰（1592）中进士，是著名孝子，少时失怙，读书刻苦，事母至孝，从不违抗母命。中进士后选玉田知县，听说老母在家乡患病，在县衙哭得汤水不进，吐血数斗而死。《聊斋志异·梦别》写他临死向朋友托梦告别：
一夜，梦公至其家，黯然相语。问：“何来？”曰：“仆将长往，故与君别耳。”问：“何之？”曰：“远矣。”遂出，送至谷中，见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别，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字敏吾，幼时攻读经史以求闻达，在科举考试中没有收获，渐渐喜欢陶渊明，为求生计，弃文经商，白天取蝇头之利，夜晚点灯攻读，一些饱学秀才也比不上他的学问。蒲槃原配孙氏早卒，续娶董氏，长子夭亡，蒲槃年逾不惑还没儿子，遂过继弟弟蒲柷之子。蒲槃认为膝下悲凉是因做善事不够，便修庙塑神，周贫济困，把自己村东一片地施为关帝庙膳田。灾荒之年，他按日向穷苦村民舍米，救活不少人。后蒲槃连添四个儿子：兆专、柏龄、松龄、鹤龄。嫡妻董氏生三子，妾李氏生一子。蒲松龄是董氏所生次子。蒲家人认为，多子多孙是蒲槃善有善报。
蒲槃弃儒经商后，家境渐渐富裕，他为人忠厚，大手大脚，喜欢为公众事业出力，存不下多少钱。里中无赖、族中强梁常常借钱不还，或东偷西摸，发生财物争执时，强梁者在门前高声叫骂。蒲槃相信“让人一步天地宽”，遇到这种事，唯闭门塞耳，敬而远之。幼小的蒲松龄觉得父亲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很不一样，但又发现，父亲在乡里之中很有威信，族内发生什么冲突，常找父亲判明是非。父亲的话常常让争执双方言听计从。蒲松龄又很愿意做父亲这样忠厚待人的长者。
五 先祖民族之谜
蒲松龄写的《般阳土著·族谱引》称其远祖为般阳路总管蒲鲁浑与蒲居仁，但“历年久远，不可稽矣”。可见蒲松龄对他认定的先祖身世已考察不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有蒲松龄先祖民族归属的热烈争论，出现回族、蒙古族、色目人等说，主要因为蒲鲁浑和蒲居仁的名字：
主要依据：其一，蒲居仁和蒲鲁浑曾担任元代般阳路总管，而元代担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色目人中回回居多。其二，蒲鲁浑的姓名不像汉族，“蒲”是宋代以来从西亚等地移民中国的穆斯林常用姓氏。“蒲鲁浑”即“不鲁罕”、“不儿罕”另一译法，“鲁浑”是阿拉伯语“灵魂”之意。其三，宋代蒲寿庚先人从西域来华定居福建，信奉回教。蒲寿庚因助元灭宋有功，封镇国上将军，其孙蒲居仁曾任福建都转运盐使。福建《蒲姓族谱》说：“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福建蒲氏家族有小澡浴和大澡浴习惯，即回教“小净”、“大净”。持回族说者还提出：元明之际，福建蒲姓人“惨遭兵燹，流离失所，靡有孑遗”。淄川蒲氏也几乎同时遭灭族之祸，两地蒲姓遭遇相似。
但蒲松龄远祖“回族说”有三个难点难逾越：
其一，蒲寿庚后人，如何从福建来到山东且与山东的蒲鲁浑挂上钩？找不到任何线索。福建蒲居仁与蒲松龄远祖蒲居仁可能同名同姓，且“居仁”之名，取自儒家经典，不一定是少数民族的命名。
其二，蒲松龄及其后人不遵守回族生活习俗。如果蒲松龄远祖是回族，蒲松龄及其后人也应遵守回族生活习俗。回族生活习惯代代相传，特别是不食猪肉，不养猪，忌讳说“猪”，称“猪肉”为“大肉”，甚至原姓“朱”者改姓“黑”。如果蒲松龄远祖是回族，即使蒲璋在元代罹夷族之难，躲到外祖家生存，也不可能改变回族的生活习俗。因为古代回汉不通婚。假设蒲家是回族，其外祖家也必定是回族。蒲璋遭遇夷族之祸寄居外祖家，仍要遵守外祖家的民族习俗。蒲璋后人再延续他的生活习俗，而蒲氏家族，从蒲松龄到其后人，都无回族生活特点。蒲松龄《述刘氏行实》写其妻刘氏养猪，狼跑到院子里来，吓得圈养的猪跑掉，所谓“圈豕骇奔”。《聊斋志异》中，“豕（猪）”和“猪肉”屡见不鲜。《邑人》写一无赖受到梦中当猪被碎割的惩罚；《杜翁》写杜老头梦中入冥，险些轮回成小猪；《杜小雷》写不孝婆母者化为两条腿的猪，都是典型例证。《聊斋志异》不仅不避讳“猪”，还拿“猪”大做文章，说明蒲松龄与回族不可能有亲缘关系。
其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出现过对回族极不尊重的字。《铁布衫法》写回族武师沙某通过气功训练，裸腹受巨木，以势（男性生殖器）迎木槌，内功卓绝，力大无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曾说“茴”有四种写法。“回”字亦有多种写法，《聊斋志异》手稿的蒲松龄亲笔写法最特殊：“回”字加“犭”旁，这是汉族沙文主义的写法，含蔑视回族因素。如果蒲松龄本人是回族后裔，绝对不可能采用这样的写法。从《铁布衫法》蒲松龄手稿的特殊用字，更可间接判定蒲松龄非回族后裔。
主要依据是，元代总管常由汉人（包括女真人、契丹人）担任。蒲鲁浑和蒲居仁可能是当时汉人中的女真人。“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是女真人习惯采用的名字。女真族说又常常具体归结为回族说。
主要依据是蒲鲁浑的名字像蒙古族人“包尔汉”的汉译名，蒲松龄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担任过元代般阳路总管，且元代总管常由蒙古族人担任。《蒙古族简史》干脆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
笔者发现，蒲松龄对蒙古人与对待回族人一样，也有不恭称呼。其俚曲《磨难曲》称“蒙古骚鞑子”，显然不是对本民族先人的敬称。因为这样一些因素，笔者认为，将蒲松龄远祖定性为少数民族，较难说得通。而汉族说以蒲松龄亲自纂修的《般阳土著》（即蒲氏族谱）为根据，较为可信。
清雍正十一年（1733），淄川蒲姓续修族谱，蒲松龄嫡孙蒲立德写了《重修族谱序》。其《重修族谱序》记载：“我蒲氏之世居淄土，自元始也。”蒲松龄的《族谱引》说蒲氏是般阳土著。元代担任官职不受桑梓之限，总管副职允许汉族担任。蒲鲁浑、蒲居仁可能担任过般阳路副总管，蒲松龄记载时省却了“副”字。
元代般阳路管辖地区南至沂州，东至登州、莱州。即使副职，也算不小的官。遍查多少代祖上都找不到达官贵人的蒲松龄，认蒲鲁浑和蒲居仁为“远祖”，是不是有点儿攀龙附凤？
据王枝忠教授考证：蒲居仁在元代泰定年间（1324—1327）做过福建都转运盐使，而蒲璋遭受夷族之祸是宁顺之间（1332—1368），距离如此近，如果二人有血统关系，应为父子或祖孙。怎么可能存在蒲松龄所说的“历年久远，以下世系名讳无所考稽”？王枝忠教授据此认为，蒲居仁、蒲鲁浑不可能是淄川蒲姓远祖，“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都与蒲松龄无关”。
按照这说法，争论蒲松龄远祖的民族问题，岂不成了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