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不可思议，我到北京都三十一年了，比我在老家呆的时间还长。可我的外省人意识好像并未改掉多少，我总是习惯于站在旁观的立场，看北京怎样在历史的风雨中不断变幻着、更新着自己的形象。我发现，不管我如何熟透了北京的千百条胡同，我骨子里还是外地人，一旦遇上北京人与外地人吵架，我的同情会即刻向外地人倾斜，颇厌憎京油子贫嘴滑舌欺生的蛮相，不过，一候我自己与外地人遭遇，我又会突然意识到，我也是北京人哪，我的生活、生命，再也不能与这座城市分离了，主人意识便也回归了。这可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双重视角，而我观察北京的起点，却是三十一年前进京的第一天，把它与今天对接起来，比照昔日的世态和今日的烦嚣，由此感受着时光流逝的迅疾，体验着观念的巨大悬隔，吟味情感的历史价值。
准确地说，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了业，被分配来北京工作。这一命运的转折来得太突然了，叫人惊喜交加。对于我所在的大西北的那座封闭城市来说，只有绝少的人才会碰上这样的好运。那时的毕业分配，根本没有双向选择、人才流动，乃至托福之类的事，经济是计划的，人生的步骤也是计划的，每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道路，可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摊”来概括。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有两个西藏名额，没有哪个同学不是率先把西藏填为第一志愿，再做些其他选择的。这种选择也仅仅是参考而已，决定命运是在八月初宣布分配结果的一刹那。我原想，能留在兰州、留在寡母身边就不错了，谁承想，分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北京，怎不大喜过望。我等不得半个月的假期了，兴冲冲提前来到北京报到。
那个时代，在我们那儿，上一趟北京比现在的出国还难，有个新疆老汉到北京见了一回毛主席，迅即成为全国的美谈，家弦户诵。那时，我们常哼哼的一支歌是青海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歌里唱道，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那时，谁家有人到北京出差，不但是自己的，且是全家以至亲戚们的光耀，足可风光一大阵子。我的女友因其姐夫去北京开了一次会，致使我们的一次约会气氛格外温馨，心情格外激荡，好像去北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
总之，那个年月去北京是极为隆重的大事，后来“文革”中竟发展到须经严格的政审，加盖“革委会”大印，方有资格买到进京车票的地步。哪里像现在这般自由，只要有钱，哪里都能去，京城每天客流量十万百万，打工仔满城飞，环球的公司，外地的酒楼挤挤插插，好不热闹。现在，我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路暗数路边兰州牛肉面馆的铺面，心想，当年在京的甘肃人的总和，恐怕也不及今天兰州面馆的数量之多吧。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言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
至今犹记得，那年来京时，我坐的是硬座，学生娃嘛。在车上两个晚上怎么熬过来的，统统忘记了，反正一点儿也不困。我从来出过甘肃，更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兴奋可知，找不怕路长，唯恐路短。一路上大睁双眼，盯视窗外，夜里也不改变姿势。拂晓，车过定县，我望着湿漉漉的田野，心想，这一定是林道静下乡闹暴动的地方，车过保定，我引颈四顾，寻觅古城墙，想着《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关于那时的种种细节不再想得起来，唯一浮现的，是那时人的面孔和神态，有种无法言传的时代印记，似有点儿木讷，有点儿僵硬，不似现今的车上人那么活络，那么放肆，那么善于占位，灼灼目光总在探究着什么。
那天上午九时许，车抵北京站，我夹杂在人流中扛着行李缓缓走出地下通道，突然，我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忍了又忍，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幸好谁也不认识我，倘若有人注意，大约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的小伙子，脸上泪光闪闪的形象，说不定有人还以为他遇上什么灾祸受了什么委屈呢。是啊，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我究竟在为谁而哭？是因离乡而思乡，还是因踏上了首都的土地？是想起了遥远的母亲，还是为自己能进入北京备感幸福？是自卑的泪，还是自豪的泪？好像各样成分都有，真是复杂难言。
出了站，本该先找到单位报到，可我问路时总不忘连带着打听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种强烈的渴望是压不住了，我终于还是先不报到，一路打听着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才弄明白，我那天跑了好多冤枉路，创了超负荷竞走的奇迹，要知道，我是背着沉重的行李啊。当广场展开在眼前的一瞬间，我完全被它宏伟浩阔的气势镇住了，慑服了，心儿在突突地狂跳，我像赶路的乡下人一样，倚着行李卷儿慢慢靠在华表的底座上，久久凝视着这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觉得，广场不可想象的大，它使人渺小，又使人高大，让人庄严，也让人净化。后来，我无数次地到过广场，却再也不像第一眼看它时这般广大无边，再也找不到当初那无法言传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由于眼界开阔，见多识广，抑或由于神圣感和权威感的淡化，大概难以完全理解我当年的痴迷相，但细细想来，这痴相并非全不可取，就我来说，我是多么希望找回当年清新的感觉啊。
报到后，我被人领到机关食堂吃午饭。我一看黄瓜居然被炒成片吃，芹菜居然不吃叶儿却吃杆儿，不禁掩嘴胡卢而笑。在甘肃，黄瓜是只能生吃，芹菜是只吃叶儿的。我哪里知道，无穷尽的可笑事还在后头，不过，不是我笑人，是人家笑我。我的出现，我的黑不溜秋一身土气，立即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他们吃完了不肯走，围着看我吃东西，故意逗我。如问。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以兰州，就有人说，兰州还有大学呀，我说“当然”，他们就嬉笑。接着，又有人说，听说兰州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礼拜天大家都去看那棵树去，其他人便又哄笑起来，我马上反驳道：“胡说，兰州是瓜果城！”不料他们笑得更凶了。可见，那时的我不了解北京，而那时的大多数北京人也颇封闭，对大西北的实情知之甚少。如此隔膜，我的境况不可能太好，一度修马路、挖水库、打前站之类的活几都优先派我，直到“文革”开始，大家纷纷写大字报表态时，有一人忽然当众指出，你们看，那个兰州来的小伙子，写大字报从来不打底稿，大家才像头一次发现我似的开始正眼瞧我了。
如今，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荡涤，北京变得空前的漂亮，连独步一时的十大建筑，也显出了老态和寒碜。城变了，人也变了，北京人的寿命增加了，听说连平均身高也增高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物的进步和精神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到以往行为的影响，正如现在的行为必将影响未来一样。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统一体，因之，有些东西需要扬弃，有些东西值得珍惜。
傍晚，我喜欢伫立在我家所在的安定门立交桥头，看桥下滚滚车流像无数带光的箭镞向我射来，又在我的脚下化为闪光的瀑布轰响着一去不返。这时，我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