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波静浪里风云际会
多柯河与磨梭河像两匹野马，分头从巴颜喀拉山脉吼啸着奔腾而来，在马尔康县城南面的一座小镇汇流之后，似乎变得温顺多了，缓缓地经懋功南下汇入了大渡河。
这座小镇，就叫两河口。
在红军到来之前，小镇的知名在人口稀少的阿坝地区几乎等于零。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政区地图》上，就连西康藏族首府阿坝所辖的地区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只因红军进驻小镇，在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才使两河口极荣幸地载入史册，名扬天下。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一座古老的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六位政治局委员均出席了会议。
因为是政治局会议，自然是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等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到齐后，他微笑着推了推眼镜，宣布开会，并首先讲话。
“同志们，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更有利于我们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同时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和胜利的信心，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归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目前，从我们会合的地域看，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也非常困难，眼下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构筑工事，逐步推进；刘湘、孙震、李家钰的部队，正在封锁岷江以东和汶川至北川以南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以阻止我们向西康发展。
“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下面就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请大家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段开场白，是有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同朱德、刘少奇、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曾写了一篇题为《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刚才讲的只是这篇文章的简要内容。
张国焘听了张闻天的讲话，隐隐感到不快。因为张闻天在开场白里讲的，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几日前他给中央电报提出的问题。他向张闻天投去一个斜视的带有讥讽的微笑：你洛甫一介书生，谦谦君子，肚子里装了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今天竟大言不惭地谈起军事和战略大计来了。嘿嘿，不简单，不简单！看来长征路上学到了不少军事方面的知识。周恩来开始发言。
他着重讲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战略行动与战争指挥三个问题。他说：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两个方面军的意见是不同的。四方面军决定向西，向西康、天全前进；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必要时派出一个支队到新疆。应该在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呢？中央和军委认为：第一，必须是便利于我们作战的；第二，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对于新的根据地的要求，应该是地域广大，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的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较大，但道路狭窄，不易反攻；而且人口稀少，少数民族又占多数，粮食缺乏，经济条件不好，只是大草原，游牧区。因此，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至于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已在东岸调集重兵扼守，向西北是大草原。现只有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进攻，争取这一地域。那里道路较多，人口也多，有利于我们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还可向陕西推进，再向北行动，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川西北这些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我们战略行动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第二，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第三，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统一意志。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在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朱德、博古、彭德怀、林彪等相继发言，均赞同周恩来对当前红军所处的环境与敌情的分析，以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继续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备方针。
一直沉默的张国焘紧靠着毛泽东的位置坐着。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毛泽东也不停地抽烟，静听大家的发言。
在大家发言的一个空隙，毛泽东笑着向张国焘打招呼：“‘轮番轰炸’，轮到你了，快谈谈你的高见。”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会场，随即提高嗓音：“好，我讲讲——”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似要给大家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准备。
他先报告了四方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西渡嘉陵江，撤离川陕苏区，在川西北立住脚成立联邦政府，以及为策应中央红军直至会合的简要情况。见大家听得很认真，很感兴趣，他便戛然止住，把话题引到会议的中心上来。他说：
“我同意恩来同志的报告。也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以现在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其主力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消灭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向川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名之为‘川康计划’。如果我们北进，必须打通松潘，进占甘南，估计胡宗南至少有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松潘以北是茫茫草地，一片泽国，我们将被地势所限而入困境。”
从他的演讲中不难听出，他的言辞非常巧妙，既不反对“北上”方针，也不放弃自己的“南下”计划。
这时，毛泽东将夹在手指间的半截熄了火的烟卷重又点上，贪婪地吸一口，将烟雾缓缓吐出。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了过来，聆听他的发言。
毛泽东首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及张国焘等人的发言。接下来着重讲了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问题以及高度机动、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等问题。他强调指出：
“我们考虑在任何地方建立根据地时，必须着眼于把创造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现在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这是战略进攻的方针。
“国焘同志想要去打成都，即川康计划，我看应该放一放，向四方面军做好解释工作。如果实施这一计划，会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当然新疆倒是红军得到休整的地方，只是离内地太远。
“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显然，这是对张国焘把红军北进认为是寻找退路的一种反驳），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开战争的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为使我们更好地向甘南发展，部队必须高度机动，以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去对付敌人。要保持红军游击战的传统，不能跟敌人硬拼。我还是那句老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不是已经走了好几千里了嘛，搞不好已经上万里了，你强大，让你一下嘛，忍耐着点。
“目前，我们主要是集中兵力去进攻松潘，打开北进通道，迅速打破胡敌封锁。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国焘同志说，攻打松潘要集中20个团是对的。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要完成这个计划，必须统一指挥，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要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毛泽东这个总结性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赞同。包括张国焘也觉得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既风趣、幽默，又富有鼓动性和权威性。但他也听得出，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川康计划”没有提出过多异议，只是让他先“放一放”，而毛说的那句“你强大，让你一下嘛，忍耐着点”的话，听起来有点不那么舒服。此话不仅仅是指蒋介石和川军吧？
他稍稍领略了一点毛泽东的智谋、气度和领导艺术。
毛泽东讲话之后，又有几位同志发言。
朱德说：“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
刘少奇说：“不能向成都去。”
博古说：“到什么地方都行，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
张国焘听到博古这话，心里“呼——”地直窜火，暗自骂了句：去你妈的，老子打成都，就是为了让你吃大米！他提高嗓门说：“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不迟嘛！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毛泽东向大家摆了摆手，说：“至于北进或西进问题，还可进一步讨论，从长计议嘛！呷饭呷饭。”
周恩来掏出怀表，时针已指向下午1点。
2.《前进》报载文，使张国焘击案大怒
散了会，张国焘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是一所当地小土司的院落，四周有高高的围墙，房子皆用石块垒砌，相当坚固，距喇嘛寺只有百米之遥。房子的主人在红军到来之前，已携带妻妾和金银细软逃之夭夭。红军保卫局便在此办公。得知张国焘即将到达，周恩来就叫保卫局长邓发赶快把房子腾出来，让张国焘一行居住。邓发苦笑着对周恩来发牢骚：“这所‘王室’让老毛住，他不住；让你住，你也不住；本局就来住。呃！好好，我们搬出去，让张‘帅主’住……”
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秘书长黄超已摆好一桌颇为丰盛的午餐，还摆上了几听水果罐头。
张国焘呷了一口雪梨糖水，口感不错，便问黄超：“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黄超说：“这是我们慰劳中央领导同志的战利品，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理所当然有一份嘛。”
张国焘笑笑，又呷了一口糖水。
黄超问：“张主席，会议开得如何？”
张国焘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没有作出正式决定。你听到他们那里有什么反映没有？”
黄超说：“跟一些干部聊天，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南下，打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叹了口气：“那是下边的意见，不代表上边的意志，上边说了算。”
黄超听出了什么，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前进》报递过来，指着上面刊登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的文章，问：“张主席，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张国焘接过来扫了一眼文章的题目，署名是凯丰——也就是现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何克全写的。“凯丰”是何克全的苏联名字“凯斐也夫”演化而来，就像张闻天的苏联名字“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来，秦邦宪的苏联名字“博古”是由“波古良”演化而来一样。他们都是当年在苏联中山大学称之为“28个布尔什维克”（还有陈绍禹（王明）、王稼祥、沈泽民、陈昌浩、夏曦等）的成员，他们崇拜苏维埃，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绝对正确。张国焘毫无兴趣地把小报放在桌上，说：“吃饭吃饭，没什么好看的。”
刚扒了几口饭，他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射进文章里。看着看着，眉头紧蹙，脸腮的肌肉也痉挛似地抽动起来，“啪——”他将筷子朝桌上一拍，勃然大怒道：“岂有此理！拿列宁反‘欧洲联邦’的话来影射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那几位留俄人物，就会死搬硬套拿革命教条来打人，吃了几天洋面包有什么了不起。我还见过列宁呢！”
黄超连忙劝道：“张主席，吃饭吃饭，不值得为一篇文章生气。”
张国焘说：“列宁并不是反对联邦制本身，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我们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依据这里的实际情况，只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嘛。中共二大的宣言里，不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吗？这怎么能同列宁反对欧洲联邦相提并论呢？说我们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看来这是有预谋的，凯丰这篇文章是受人唆使而炮制出来的。”
张国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凯丰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庆的气氛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这里面肯定有更深的背景，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在会上的发言里已散发出了一股火药味，只是他们善于调摄，策划有术罢了。
接着他问黄超：“这报纸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黄超答：“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央在两三天前就印发了，听说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
“噢！”张国焘余怒未息地说，“所以我说这里面是有预谋的！他们在军事上的惨败，无法挑剔我们什么，只好在西北联邦问题上评头论足，挑我们的毛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他们有些人别有用心广黄超在一旁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