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上，夜色如漆，枪声阵阵。张琴秋突然觉得下腹一阵剧痛，汩汩血水浸湿了当作马鞍的麻袋片。她浑身一阵抽搐，一头从马背上栽下来，战士们以为她中弹了，赶紧围过来要抬她走。她痛楚地咬紧牙关说：“我临产了，你们快走，不要管我！”
她的警卫员跑去喊来了随队医生，另外几个战士仿佛没听见她的极力阻拦，迅即打开背包，举起被子和床单，将她围在里面。军医打开手电筒，急切地为她接生。婴儿落地，却没听到哭声，几分钟后，软绵的小身子便没了热气。军医摇摇头，让战士们就近挖个坑，匆匆把婴儿埋掉。张琴秋连婴儿是男是女都来不及问，就被战士扶上马，继续边打边突围。
一夜冲杀、奔突，秦基伟率领只剩下几十个人的队伍，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跟追兵绕圈子。天刚蒙蒙亮时，又与一股追兵遭遇，队伍彻底溃散了。张琴秋是在一堵岩石后面躲过敌人的搜寻，但她再也没有一点力气挪动了，她伤心极了，蛮荒苍凉的祁连山正被一种惨烈的冷酷与狰狞笼罩。她绝望了——掏出了手枪，一点一点地举起，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张琴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率先剪掉发辫，宣布与自己的地主家庭（浙江桐乡石门镇）决裂；不久，她在上海爱国女校读书，通过茅盾先生结识了他的胞弟沈泽民，两人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张琴秋是在考入上海大学后受邓中夏（时任校务长）、瞿秋白（时任教务长）的教诲与鼓励，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向警予的带领下，参与组织工人大罢工。一年后，张琴秋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一大批中共精英人物同在这里就读：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秦郝宪、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等。张琴秋的丈夫沈泽民稍后也来了，还有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子女，如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
1931年，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把幼小的女儿留在莫斯科，回到风云激荡、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夫妇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一起来到鄂豫皖苏区。两年后，沈泽民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创建根据地时，张琴秋作为唯一的女师长，在一次遭遇战中，她指挥数百女战士转移三百多名伤病员，与川军发生激战。她迅即组织突击队抢占有利地形，向川军一个团发起猛攻，同时她令队员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川军发起政治攻势。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喊声，看到山头上闪来闪去的都是头缠红布标记的女人，川军官兵全愣了，接着便嚷嚷：好男不跟女斗，把这些婆娘打败了，也算不得英雄好汉。就在这时，张琴秋下令冲锋，一举抓获敌团长和两个营长。事后，四川报界登出特号新闻：“五百农妇缴一团川军枪械，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
1936年7月，经历了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艰辛磨难的张琴秋，与小她两岁的陈昌浩结为夫妻。眼看就要到陕北了，三大主力要会合了，没想到又调头西征，竟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
“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啊……”32岁的张琴秋挣扎着靠近一块岩石，“死了，也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她这么想着，一点一点靠上石壁，坐正，挺起胸膛，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板机——一声空响，她浑身一颤，这才意识到枪里没有子弹，全打光了。
两天后，她还是被搜山的马家军抓获了。如果不是那身破烂不堪的灰军装和脚上用麻袋并裹着的草鞋标明她是西路军的话，从外表看上去就是一个乡下的老太太。
马家军从战俘口中得知，西路军最大的官，男的是徐向前，女的是张琴秋。马步芳下了死令：一定要抓到徐向前和张琴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有重赏。
张琴秋和其他女战俘一样，被严刑拷打，一一过堂。她用学会的四川话对敌人说：我叫苟秀英，是四川巴州人，因家里穷，饿肚子，为混口饭吃，跑到红军队伍里当了伙夫。敌人最终没有认出张琴秋，同时她十分感激和她关在一起的女战士，她们惨遭奸污、毒刑、折磨引诱，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苟秀英”的真实身份。
1937年3月，张琴秋和大批红军战俘押送青海，沿途被枪杀和病死者达两千多人。到西宁后，男战俘被强制修公路，女战俘被送到各工厂做苦工。一副乡下老太婆样的“苟秀英”被押到义源羊毛厂分拣羊毛。张琴秋这个名字，却似一个“红色幽灵”在西宁徘徊，马家军浑然不知。
很快，和她一起分到羊毛厂的十多个年轻女战俘——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二十多岁，被闯进来的一群官兵抢去做媳妇或当小妾。而一副蓬头垢面的乡下老太婆模样、坐在腥臭熏天的羊毛堆里干活的张琴秋显然没有被相中，所幸，她又躲过了一劫。
马家军的暴行，经国内外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引起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批评。为平息舆论，马步芳把一批年轻的女战俘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剧团，给前来视察的南京政府高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演出。被选送进这个剧团的王定国（后为谢觉哉的夫人）、蔡元贞、黄光秀（已被迫嫁给马步芳为妾）等人深为张琴秋的安全担心，她们利用排练的机会，密商了一个解救张琴秋的方案：先以剧团需要有人做饭为由，把自称当伙夫的“苟秀英”要到剧团伙房做饭，这件事很快办成了。接着，让黄光秀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马步芳提出一个“虔诚的要求”：红军战俘中有一对恋人杨万才、赵全贞，都是回族，应当按照伊斯兰教义，为她们举行婚礼，以安抚红军战俘人心。马步芳听了，觉得这又是为自己添光增彩的好机会，当即同意，令手下人好好筹备，他要亲自出席婚礼，并把“新娘”赵全贞收为他手下一员干将的干女儿。
其实，杨万才和赵全贞并非恋人。“假戏真唱”的目的，就是设法把张琴秋要到家里当“保姆”保护起来，寻机会营救出去。一步步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自此，这住驰名巴蜀的红军女干将以“保姆”的身份潜伏在这对“新婚夫妇”家里，垂目低首、少言寡语，时时注视着敌情动态，准备伺机逃出。
突然有一天，西宁城内加强了警戒，路人都要接受盘查。原因是西路军一位骑兵师师长叛变了，他向马步芳密告，张琴秋没死，她已被俘，眼下就潜伏在西宁城。马步芳遂下令戒严，严密搜查，并在大街小巷贴出告示，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拿红军女要犯张琴秋！但马步芳和他的部下怎么也料想不到，那个整日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进出出，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且显得木呆、步态蹒跚的乡下婆就是他们要捉拿的张琴秋。
一天，赵全贞家突然来了一位薄施脂粉、淡扫娥眉的少妇，她叫杨绍德，原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一位排长，张琴秋是她的老上级。杨被俘后，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一位科长卢澄看上，杨绍德便嫁给了他。在赵全贞的院子里，杨绍德与张琴秋劈面相遇，两人都愣住了。不知是惊诧还是惧怕，杨绍德脱口叫了声：“张部长，你怎么在这呀？”
张琴秋平静地说：“没想到吧，我没死。”
杨绍德说：“现在全城都在抓你，你在这里很危险。”
张琴秋说：“是啊，我现在插翅也难飞了。”
杨绍德说：“得想办法救你出去。”
张琴秋问：“有什么办法？”
杨绍德说：“不管怎么，你不能落到马步芳手里。”
张琴秋扫了她一眼：“听天由命吧。”
杨绍德回去后，就把发现张琴秋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卢澄，卢澄遂即又密报给南京政府驻青海党部的特派员李晓钟。
杨绍德走后，紧张的气氛和愁云遮盖了大家的心头。赵全贞、王定国、吴仲廉（当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左田会议决议》，就是她亲手抄写的，是西路军一位有影响的女干部）等人深为张琴秋的命运担忧，也为由此引发的后果感到揪心。
张琴秋思虑再三，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入虎穴，看他们如何动作。蒋介石政府与马家军这类地方军阀向来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我们未尝不可以利用，同时也可打探个虚实，也须随机应对。”
于是，在王定国的陪同下，张琴秋主动登门，卢澄、杨绍德夫妇。果不出所料，卢澄和特派员李晓钟对发现张琴秋的事情守口如瓶，并没有惊动马步芳。他们正在商议如何把张琴秋当作“厚礼”送给蒋介石，以升官晋爵。
看上去，卢、李二人对张琴秋敬佩有加，以礼相待，然后开始政治“攻心”：眼下国共两党已经决定合作，抗日共存，你只要发表个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在国民党里做事，南京方面有不少贵党，仁杰志士脱党以后都做了大官，你是贵党军中女杰，凭你的学识才华，相信一定会在政府中大有作为。
目的昭然若揭。张琴秋听罢，不动声色，然后平静地说：“那就先看你们的行动吧。”
数日后，机会终于来了。南京政府要举办抗战训练班，卢、李等人奉命去江西庐山受训，马步芳亲自出面远送。这个独霸一方，被蒋介石当“枪”使，自己又别着一杆“枪”的“马上王”，怎么也想不到，他送走的不仅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还有他悬赏缉拿的张琴秋。张琴秋和吴仲廉藏身在随行的一辆“夹窝车”里（当地常见的一种轿子放在车上的马车，逃离了青海。）
王定国和杨万才、赵全贞夫妇等人，为营救张琴秋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惜命运对他们做出不同的安排，王定国、杨万才后来历显千辛万苦，分别逃到延安；赵全贞又被迫改嫁给马步芳的弟弟马步銮为妾，1949年解放前夕，马步銮携赵全贞和他们的儿子逃到台湾，据说赵全贞后来移居海外，不知所终。
卢、李等人带着张琴秋、吴仲廉一路疾行，经兰州到达西安。当晚，张琴秋和吴仲廉就被宪兵队看押起来，于1937年8月4日押往南京，也就是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南京当局的精力似乎都集中在上海战局上，无暇顾及张琴秋了。她们被关进南京“反省院”无人问津。
4天后，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同志，感到十分意外地见到了张琴秋、吴仲廉等人。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受苦了，我们一直在设法找你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张琴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泪夺眶而出，孩子搬哽咽了……
8月27日，张琴秋等人终获释放，启程前往延安。大难不死的张琴秋又走上了黄土高原。
此前，张琴秋的丈夫陈昌浩在西路军惨败后逃回延安，不久便以养病为名去了苏联，与一位俄罗斯女人结婚。1943年，39岁的张琴秋与小他1岁的苏井观在延安结为伴侣。结婚那天，战友们把一副对联贴到粉刷一新的窑洞门上：“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服从组织“分配”的王定国，与大她32岁的丈夫谢觉哉一起前来恭喜道贺。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因她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红军时期女将领没有授予军衔。此前，陈昌浩与俄罗斯妻子回到中国，在徐向前元帅家里，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见到了在西征途中被打散的伴侣张琴秋，他握住张琴秋的手，深感愧疚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张琴秋说：“是战争，是西路军的惨败，无情地把我们撕开分散，还说什么对起对不起的话呢。”徐向前走过来感慨地说：“我们经历磨难，大难不死，等着我们做的事很多，我们要携手一起往前走。”经张琴秋向党中央、毛主席推荐，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
张琴秋没能逃出她人生路途上的最后一次劫难，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被袭倒了，再也没能挺起来，她受到种种诽谤、诬陷与迫害，于1968年4月的一个深夜，她愤死在抗争结束了生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党中央为张琴秋平反昭雪，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她光辉的富有传奇而又历经磨难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