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使他那沸腾的日尔曼人的热血，浸透了失意的悲凉。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感到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辰陨落了，精心构制的辉煌大厦崩塌了，英雄的梦幻泯灭了，痛苦噬嚼着他的破碎的心！——1936年，李德在延安曾向埃德加.斯诺诉说自己的失误和委屈，斯诺把他的感触写在《西行漫记》里：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把全局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当李特一句话刺痛了李德内心的创伤，那散淡了委屈之情又訇然地在他胸中萌发开来，他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我是外国人，是你们请我来的，我是为了信仰的主义甘愿来中国吃苦受难……
他从痛苦的思绪中仰起头来，两臂仍僵硬地抱着李特没有松开，仿佛忘记了搂抱的是一根木桩，还是一个挣扎得几乎要发疯的躯体。
他驳斥李特说：“毛泽东现在的主张是对的，对的，只有北上才有前途！”
李特已挣扎得精疲力尽了，气喘吁吁地说：“布……布劳恩，你……你受他们的骗了……上他们的当了……”
李德说：“喏喏喏，是你们受张国焘的影响极深，执迷不悟……”
毛泽东见二人死拧在一起，叽哩咕噜的争吵得很凶，便走过去将二人撕开，严厉地训斥李特：“李特，你休要这般张狂，胡说八道！你快带你的人回去！”
毛泽东动怒了。
谁也不敢再吱声。
毛泽东对大家说：“时间很宝贵，你们不愿北上的，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李特见此情景，只好尴尬地走下石阶，对学员们下令道：“走，我们回去！让他们北上吧，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李德见李特带领追兵走了，这才颓然地坐在冰冷的石阶上。他忽然觉得很累，很倦，很想在石阶下面的绵软茂密的草丛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看天空，蓝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对遥远的故乡和亲人的怀恋之情。
雨，渐渐停了。阴沉的天气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云层变薄，变碎，透出朦胧的忧郁的阳光。
毛泽东望了一下天，回头向坐在石阶上的李德投去赞许的目光，笑着说：“谢谢你，李德同志，你临危不惧，行侠仗义，颇有江湖侠道风骨哩！那李特哪里是你的对手？他还算识相，你看他灰溜溜地跑了。”伍修权马上把毛泽东的话向李德作了翻译。
李德听了，颇感宽慰地朝毛泽东咧嘴笑笑。
一场风波平息了。
最惊险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了。
不想北上的人返回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1927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毛泽东要带队伍上井冈山，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是这样告诉他们，是走是留请便。放不愿一道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留下来的人继续干。
一小时后，毛泽东下令出发了。他在警卫员及几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仍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过了巴西河，直上对面的一座大山——纳日寨。
此时的杨尚昆对自己的处境哭笑不得：李特把政治部所有四方面军的炊事员、马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有人给他做饭了。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被他们戏称为“编外户口”。
杨尚昆回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4.徐向前：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远远望去，那个伫立在指挥部门前的身影俨若一尊石雕，久久不动。他的灰褐色的衣装与藏人的毡包与牛粪砌成的屋墙与灰蒙蒙的天空浑然一体。
细密的雨粒打在他修长的身上和瘦削的脸上，他全然不知。他那微蹙的眉心，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无不流露出一种不可言状无从解脱的负重之感。
他知道，他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
他的思绪飘忽飞逸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故乡！那些久远的往事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转来闪去：
啊，五台山，中国最古老也最年轻的佛教圣地——那里是徐向前的故乡。
他就出生在那个享誉中外的名山的山坳里。
父亲是位晚清秀才，却与仕途无缘，只在本地学堂当一名教书匠。徐向前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老四，幼年时在五台山读了三年私塾，接着又念了三年洋学堂。为了生计，他去一家书店当了店员。父亲见他求学心切，嗜书如命，便供他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继承父业，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了教书匠——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1924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一个曾在太原街头带领学生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小学教员，忽一日竟出现在革命中心的五羊城——他千里迢迢，投笔从戎，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参加了国民党。那时他24岁，已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但是为了寻求革命，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不得不瞒着家庭去了广州。不久他的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感到颇有戏剧性的是，与他后来成为死对头的胡宗南竟和他是同班同学，并且一起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后又对阎锡山作战。他擢升为副团长时，胡宗南还是个营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不久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面对新军阀的疯狂屠杀，徐向前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党代表、参谋长、师长。
1929年，徐向前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先后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由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而成）军长。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中央派来的分局领导张国焘和陈昌浩，并与他们一起为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创建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使红四方面军在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中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
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60多万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主张下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徐向前率主力西征，几经奋战，辗转入川，与张国焘等人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尔后他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闯关夺隘，抢险飞渡，并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他当时是多么的振奋，多么的喜悦，多么的信心十足！他把红军的前途乃至个人的休戚荣辱全倾注在两大主力胜利会师上！
然而，严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良好的期冀。会师后引起的纷争和权力的争斗，使忠厚、诚笃的徐向前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与迷茫苦虑的矛盾之中。
不消说，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的几年间，尽管有矛盾有分歧和种种不愉快，除抛开个人恩怨之外，对四方面军的前途总是通力配合，呕心沥血的。他曾对张国焘为了个人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极为不满，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替受迫害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一批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和红四军的老同志说过话，为此他也受到指控——因为他本来就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首先打击的对象之一（但张国焘越来越感到：他离不开徐向前，四方面军也不能没有徐向前）。以致两军会师后，徐向前曾向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
诚然，徐向前对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向来是一往情深的。尤其是在北上途中，毛泽东与他促膝交谈，周恩来同他坦诚相见，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怀，但他却很少公开展露。这是一种敦厚的情操。
特别是他对毛泽东认识的深笃是有别于他人的。他认为毛泽东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了不少古今中外书籍的人决非胸无点墨，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邃的非凡人物。在毛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对中国的农民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革命的理论去为自己服务，却很难指导革命的实践。而毛泽东则集革命理论、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这在他领导的井冈山武装斗争和中央苏区前几次反“围剿”中已端见他的雄才伟略。
在芦花镇，毛泽东为他颁发红星奖章时，他诚挚地向毛泽东倾吐心愿，想来中央和军委做点军事研究工作。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现在要行军打仗，四方面军离不开向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