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上的曹操，非常复杂只是其一，非常统一，统一在多疑与不疑，爱才与智慧优越感的矛盾之中。历史上的曹操，就没有艺术上的心理这么有机。当然，这可能只是曹操心理的“常态”的一条主线，围绕着这条主线的曹操还有多侧面的心理“变态”。其丰富多彩就令人眼花缭乱了。往往是，他刚做了一件非常慷慨激昂光明磊落的事，马上做了一件阴险毒辣的事；他刚做了一件雍容大度的事，不久就做了一件心胸狭隘的事；他做了一件非常叫人肃然起敬的事，马上又做了一件让人“恨得人牙咬得痒痒的”的事。他有时是和蔼可亲的，有时是极其可怕的凶残。他是一个野蛮的家伙，但他讲仁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假的。当他做出爱民的样子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当他残忍起来，是非常野蛮的。有一次他父亲要到他那儿去，半路上被一个县的强盗杀掉了，曹操就打过去，要把这个县的人，不管是谁，统统杀光他有的时候又非常“爱民”，爱民到什么程度啊？他颁布纪律，说军马不能踩老百姓的麦子，踩了麦子要怎么办？要杀头。结果呢，他自己的马不知道得了什么神经，跑到麦田里去了，他居然跑到“纪委书记”那儿去说，请以军法从事谁敢杀他啊？骗鬼的事，亏他做得出。
曹操的个性固然有着规律性逻辑，但是，也有许多不一定合乎逻辑的东西，具有某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随意性，他有时是和蔼可亲的大人物，有时又是恐怖的（吉平骂他，先打昏后令割其舌），有时又是公然不讲信义的（杀弱者，如刘琮投降时，答应永守荆州，结果让他到青州为吏，路上又差人把他母子杀了），台时是宽容的，不杀起草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有时义是心胸狭隘的（杀杨修），有时是可笑的（长坂坡被张飞大喊大叫吓得退兵），然而有时又是可怜的（明明权倾天下，把皇帝当成傀儡，当成招牌，当成玩具，但是，他就不称帝，很怕在历史上留下篡位的骂名，想学周朝的文王，作为臣子，不担造反夺权的骂名，让他的儿子周武王去消灭暴虐的皇帝。等到他儿子把傀儡皇帝扫地出门了，他就是文王，他儿子就是武王，却不料曹操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却尊他为魏武帝，自己当魏文帝。曹操真是白操心），有时甚至是可敬的（放了关公、成全了陈宫，养其父母）、可叹的（华容道上的大笑以为自己的才气胜过诸葛亮，就忘记了大败），有时简直是可杀的（借一管粮的小官的头来保守军事秘密）。在汉语中，以“可”为首的双音词组，是很丰富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可悲、可鄙、可怖、可贵、可欺、可气、可惜、可喜、可憎、可疑，可歌可泣，可杀可剐等等，把这些都加起来，都不能穷尽曹操性格的全部丰富复杂内涵。不是一个“可爱的”所能概括周全的，而《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四、中国传奇的权欲和西方传奇的性欲
《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在权力欲的人性刻㈣上达到了当时辉煌的顶点而在孙权、刘备，诸葛亮、司马懿身上，权力欲对人的歪曲方面，没有一个能像曹操这样，达到这样丰富和复杂，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完整性、当然，稍后的《水浒传》中的宋江，可能有可比之处、这个人物也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县级基层官员，他一直支持、包庇朋友上梁山，可是他自己就是不上梁山后来受了连累，甚至被绑上杀场，差一点丢了脑袋，幸亏被众好汉救了出来，再退缩没有任何理由，加上当时的形势大好，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声势更大，“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一路上浩浩荡荡，可谓是义无反顾了。可是走到半路上，他又开溜了。他的动摇性和他策略上的远见性，他的仗义疏财的理想光辉和他的反复用送钱解决一切问题的狭隘性，形成多元的矛盾，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如，他一方面不亲女色，另一方面，他又包二奶，（听众大笑）可是，在权力欲的深度上，特别是，在传奇性和平民性的多元交织上，远远不如曹操。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产二牛于元末明初，最迟是15世纪左右，居然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准，实在是令人惊叹，就是拿到世界文学史上去看，《三国演义》在莎士比亚以前，莎士比亚的创作高潮在1600年前后，叫16、17世纪之交。在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两方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十日谈》，全部是短篇，人物的精神线索很单纯，只有一条线索，就是男女之爱与《三国演义》差不多同时，欧洲文学史上，只有骑士小说，虽然也有长篇，而且风行一时，但是，却没有经典不外是重复着一条主要线索，就是情爱，为女人献身才高贵这些小说，写的是很公式化、概念化的，塞万提斯在《堂吉河德》这样批评过它的“千篇一律”，“荒诞不经”，“胡说八道”：
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益的故事大不相同。尽管这种书的宗旨是解闷消闲，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不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赏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