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幽默逻辑的一种形式是两种逻辑的“错位”，但是要“错位”得自然，人家才能舒舒服服地上当，如果不自然，就叫人难受了。为了自然地从一种逻辑向另一种逻辑过渡，或者把一种逻辑掩藏在另一种逻辑之中，就需要一个过渡的跳板，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偷换概念。
一、偷换概念的两种方法：同音异义和同语异义
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偷换概念是不容许的。正常的、科学的和严密的思维要保持概念的一贯性、一元化，不能在对话过程中把语义随便歪曲。比如说，阿Q把辛亥革命时期出现在未庄的“自由党”误解成“柿油党”，因为按吴语方言，“自由”与“柿油”是同音。由于同音，导致概念转换，是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可能犯的错误，也是愚昧无知的表现，算不上偷换概念。即使是有意曲解，也不过是低水平的偷换概念。
比较高级的偷换概念常常不这样明显，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概念形式没有变换，但概念的内涵却变化了。就以阿Q弄混的“自由”为例，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首先，它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相对于专政而言，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其次，它是一个行为的自主性范畴，相对于纪律而言，自由不能无限，只能在纪律限制以内，以不妨碍他人和公共秩序为限度。如果你在熄灯以后自由唱歌，就违反了纪律，因为别人就失去了安静睡觉的自由。再次，它是一个伦理观念，相对于责任而言，一个结婚并有了孩子的人就对其配偶及孩子有了责任，因而就没有了任意恋爱的自由。最后，它是一个哲学概念，相对于必然而言，人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的交往中，必须认识到必然，才能有自由。例如你去游泳，就必须在头进入水中时吐出空气，在头露出水面时大口吸气，你认识到这是必然的规律，并照这种规律去调节自己的呼吸和运动节奏，才有了在水中的自由，否则你就失去了水中的自由，只能溺死。
在讨论问题时，对于自由这个题目，你必须遵守逻辑一元化的规范，弄清原来是从什么角度提出的，不得转移。比如说，五四运动以前郭沫若在日本留学老想自杀，原因是他本来在中国已经结了婚，虽然没有爱情，但也还是有了合法的妻子。而到了日本，他又与日本姑娘安娜同居，而且生了孩子。因而他自己说，他时时感到在“自由”与“责任”的矛盾之间不得解脱。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感到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这种自由应该是伦理的自由，而不可误解为政治的自由。相反，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和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争取自由大同盟”，所争取的是政治的自由而不是恋爱自由。平时，有些朋友自由散漫，那只是不守纪律而已，如果把他们算作“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是偷换概念了。同样，如果有些破坏纪律的人，引用马克思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为自己辩护，那是把纪律观念偷换成哲学概念。只有概念不被偷换，问题才能持续不断地研究下去，成果才能积累；否则讨论无法进行，变成聋子的对话。在公共关系中，经常遇到这种一词多义，因为词语本身几乎没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化，而概念却转移了，所以要特别警惕。
二、防止核心概念向相邻内涵转移或者外延膨胀
在日常对话中乃至在公开的辩论中，如果不能坚持概念的一致则很难避免论题的转移。有一次福建师大的学生举行辩论大奖赛，辩题是：“念大学期间谈恋爱弊大于利”，正方和反方各执一词，分别述说理由。当反方一位发言人论述到真正的爱情是十分珍贵的，一旦它来到心上，就该不顾一切地把它抓住，而不管别的。这时正方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对方虽风度翩翩，然而家境贫寒该如何呢？反方立即说：家境贫寒挡不住真正的感情。正方又说：你这样可能仅仅是一时冲动，等到日后生活的现实向你逼来时，你难道不会后悔吗？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把论题从大学生恋爱的利和弊，转移到谈恋爱时选择的标准——家境贫寒和人品学问的关系上去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论题转移，是因为论题的核心概念被转移了。核心概念一般并不是容易转移的，一旦动摇，最容易转移到相邻或者相属概念中去。例如这里的核心概念本来是念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利与弊，其相邻或者相属概念是择偶的标准，光看风度或者光看贫寒与否的利与弊。经过推演，原本的论题被遗忘了，择偶的标准成了论述的中心，大学期间恋爱的利与弊则变成了对象的家境和风度之间的利与弊了。
这种转移不易被觉察，要发现它必须要有辨析毫厘的能力才成。有时，不是论题核心概念的内涵被转移，而是外延。如一次大学生辩论会，辩题是“中小学教师从事第二职业弊大于利”。反方在论述时，举出了一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在企业兼职的例子，正方立即指出论题是中小学教师，举大学教授为例是偷换概念，弄得反方十分狼狈。而反方在论述时又说到中小学教师为学生补课并非弊大于利的问题。正方立即指出补课不属第二职业，而是第一职业的延伸，反方又因而狼狈了一番。其实，正方的反驳也有漏洞，双方所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是同样的，叫作概念的外延膨胀。这种外延的膨胀，很少在论述的第一个层次发生，常常在远离论点时发生。距离论点越远，概念越容易在外延和内涵上受到论述过程相邻和相属概念的干扰。
三、两条思路的跨度要大，过渡模式的结合要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正常的思维过程中偷换概念是违反基本的逻辑思维规则的，而违反了基本的思维规则，思维便无法层层深入。思维线索破碎或踏步不前，都是控制不住自己思路的表现。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用逻辑规则控制住自己纷繁的思绪。
但是在幽默逻辑中情况大有不同，它所需要的思维方式与理性思维恰恰相反——思路转移是必由之路。由于理性思维的长期训练，思路的一贯、概念的统一已经有了强大的优势，很难自由转移，于是又得训练自己偷换概念，使思路悄悄地转移。
1993年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中有一个节目，是让三个演员模仿天津著名的相声前辈马三立。每一个模仿者都不同程度地模仿了马老先生在舞台上的言谈、举止。每一个演员演完以后，主持人都问在场的观众像不像，回答都说像。后来，马老先生亲自上台有人反倒说不大像了。主持人问马老先生：这是为什么？马老先生说：“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假货太多了，在真货面前，人们反而不敢相信了。”
这就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幽默，因为这里不但有可笑的东西，而且有发人猛醒的顿悟，有对于商品潮冲击下的人们心灵的洞察和调侃。
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还由于马老运用了一种非常基本的幽默方法，就是偷换概念。本来是模仿人，是“真人”和“假人”的关系。把人变成“货”（例如“你这种‘货色’”），就是偷换了概念了。在这个节目里表演的极大成功就在把“真人”和“假人”的关系变成“真货”和“假货”的关系。
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要从一条逻辑过渡到另外一条逻辑线索上去，不能生硬地、公然地跳过去。比如说三个人模仿得都不那么像，或者说只有一个人模仿得挺像，都不能使我们自然地想起充斥在市场上的以假乱真的假货。或者马三立先生上台时，不是说假货那么多，弄得真货倒没人信了，而是说假冒伪劣产品的商标和包装那么多，弄得真正的商标和包装倒反而显得少了。这样说意思差不多，幽默感却大大减弱了。
从第一条思路“真人”不及“假人”向第二条思路“真货”不及“假货”转移，句法结构上是对称的，而且只有一字之差，属于同一模式。在同一模式中，重复性的结构比之变化的词语有力得多。通过基本上重复的结构，带进了内涵变化了的词语，虽然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接受者（观众）的角度来说，相同的模式造成了较强的心理定式（或心理惯性），因而阻力是比较小的。第二条思路带来的意义变化越大，思维的跨度越大，观众可能产生的心理阻力也越大；但是如果两条思路的思维模式越是相同，则过渡越是自然、流畅、隐秘，可以把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引起的惊喜就越强烈。
四、两种语议在同一概念中和平共处
有时，逻辑过渡不仅是模式相同，而且词语也完全相同，这样的过渡就更自然，更有效果。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建设的成就，有一个西方记者问：“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是一种挑衅，实际上是想讥笑中国的贫穷。对这种问题如果用外交辞令回答“无可奉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周总理却说：“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资金嘛，总共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使满座记者大吃一惊。周恩来解释说：“中国人民币的发行面值是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合计为18元8角8分。”他一讲完，全场立即掌声一片。
这是在为周总理的幽默而鼓掌。周总理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使逻辑发生自然的转移，记者问的是银行资金总额，而答的是人民币面值总额。为了把两种思路不露马脚地结合起来，他找到一个概念，让不同面值总额和资金总额两种意义在其中和平共处；或者说，这个概念包括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联想方向，既可以顺着第一条思路的表层逻辑发展，也可以顺着第二条思路的深层逻辑自然地发展。
过渡性词语越是统一，越是不着痕迹，两条思路两种逻辑的反差越大，幽默语言给人带来顿悟的惊喜也越强烈。换句话说，概念被偷换得越离谱，概念之间的差距掩盖得越隐秘，幽默的效果就越强。
五、同音异义和一语双关
从理论上说，要过渡词语密合又要思路有反差是有些复杂，但是在实际中运用起来并不太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找一些音同义不同的词就行了。比如小两口回家，炉子灭了，男的想发火，女的说：你火再大，也点不着炉子呀。这个“火”字就是偷换概念的一个很好的过渡，同一个“火”字，生火的“火”是化学变化，而发火的“火”则是情绪反应，二者差距很大，可这个“火”字却是同一的，因而逻辑的转移是天衣无缝的。
用同音异义词是比较通俗的方法。稍微复杂些的是一语双关。一语双关在科学研究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它会引起概念混乱，研究无法进行；但在幽默逻辑中，一语双关是一种特殊的偷换概念。一般的概念被偷换之后，原来的意义逐渐消失，被新产生的概念取而代之，而一语双关则是两种概念同时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