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和普通情节的单线因果律划清界限
光是能欣赏一些幽默作品的片断而稍有心得，对于全面提高自己的幽默素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逻辑上去掌握一部或一篇比较大的作品的总体特点。有些经典性的幽默作品，如果孤立地去分析它的句子或者段落，几乎看不出它有什么逻辑错位或平行反衬，但是在整个情节及其因果关系中却存在着这种逻辑特点。
有一种理论说：幽默的结构是先有一个悬念，然后是渲染一番，再后来就是一个高潮，最后则是一个发现，一个顿悟。这种理论本来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说一切悲剧的情节都是一个“结”（结果）和一个“解”（原因）加上的“对转”（高潮）。西方小说理论家把它发展了一下，用来解释一切情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
我们对故事下的定义是按时间顺序安排事件的叙述。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这从逻辑上来讲是一元逻辑的因果律。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把这个因果变成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反而把其间逻辑因果联系取消了，因而变成了现象的罗列。我们一些理论家在新时期结合我国相声艺人的经验，恢复了其间的因果性，而且又加了一个国产的“顿悟”进去，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这个公式看起来挺有道理，但是它并不是幽默的逻辑结构，而是一切情节的逻辑结构。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经理被暗杀了，凶手已经逃走（这是悬念）。于是许多人都成了怀疑对象，气氛很紧张（这是渲染）。后来证明杀死他的就是他的妻子（这是高潮），原因是这个风流女人另有所爱（这是一个顿悟或发现）。可是这里面根本就没什么幽默，这不过是一个普通正剧的情节模式，包括西方的侦探电影和琼瑶的言情小说都离不开这个情节模式；其中没有任何喜剧成分，也不存在什么幽默感，因为它缺乏幽默感所必需的双重逻辑的错位或者平行对照。
现在我用已经举过的那个啤酒杯里发现苍蝇的例子，来分析其情节结构的内在机制。
一个人来到酒吧间，要了一杯啤酒，发现啤酒杯里浮着一个苍蝇。（这可以说是个悬念了）故事说，起初来者是一个英国人，他温文尔雅，耸耸肩膀走了。后来来了一个德国人，德国人是很讲究卫生的，他把这杯啤酒倒了，免得病菌传染。接着来了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是很讲究严格管理的，便让服务员把经理叫来，大训了一顿，要他好好查查经营管理方面的漏洞。跟着又来了一个俄国人，俄国人很讲究实际，他想苍蝇固然携带细菌，但是酒精却可消毒，于是他把苍蝇拿掉，把啤酒喝了。（上述这一切，可以说是渲染）最后来了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是很讲究幽默之道的。他与众不同，他平静地对服务员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好不好？”（这可以说接近高潮了，谜底要揭晓了）他说：“以后你最好把苍蝇和啤酒分别放在不同的杯子里拿给顾客。”（这不但是高潮，而且顿悟全在这里了）
很显然，这个故事非常幽默。同样是悬念—渲染—高潮—顿悟的结构，有的幽默，有的不幽默，可见它还不是幽默的规律。
关键在那个转换。如果是按常理转也就是一本正经地推理，逻辑是一贯到底的，一元化的，不歪曲的，甚至是很科学的（如推理小说），那就不可能幽默。如果不按常理，逻辑不一贯了，错位了，也就幽默了。在啤酒和苍蝇的故事中，前面几个人的几种处理方式都是按常规的逻辑一贯到底的，几个人考虑的大都挺现实，处理的方法也比较实际，因而不够幽默，可是最后那个美国人，却突然从这样的逻辑中解放了出来，转到另一条思路上，以另一种逻辑行事。把苍蝇和啤酒分开拿给客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话并不是真想让人家照办，而是交流情绪。
人家本来以为他会按常理提出正经的处理方法，而他却出了个荒谬的主意，所以逻辑的期待落空了。期待的落空只是幽默心理特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落实。待你悄悄想一下以后，他精神放松，感情悠然，心态自由，你就都领悟到了，美国人正话反说的智慧，使他的目的最终必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使读者的期待又落实了。
六、契诃夫的情节错位逻辑和毛泽东的自我调
契诃夫有一篇并不著名的小说叫作《没有题名的故事》。说是在一片沙漠里有一个修道院，里面住着圣洁的方丈和虔诚的修士们，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纷扰，也没有目睹过城市的繁华。修士们最大的欢乐就是倾听方丈的祈祷和弹风琴，还有就是写拉丁文的诗歌赞美上帝。有一天来了个醉汉说了些昏话，指斥他们不能光是满足于拯救自己的灵魂，应该到城市里去拯救那些沉湎于声色、没有信仰的人的灵魂。于是方丈便出行三个月，一回来以后形容憔悴，失声痛哭，向修士们描述城市中人类生活的堕落和罪孽。方丈说：在那里，有钱的人吃啊喝啊，没有限度，成日寻欢作乐，饮酒唱歌，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更不怕死亡，凡事只凭欲望指引。方丈说着流下了愤怒的眼泪，特别令他痛苦的是有一个女人，居然半裸着身子，站在摆满酒杯的桌子上。那个年轻、妖媚、迷人的女人，不肯把她的美丽的肉体藏在衣服里，而是一心要让它露出来；只要谁表示需要她，她就投入谁的怀抱。那些修士目瞪口呆地听着他的话。
第二天早上方丈开门一看，修道院里一个修士也没有了，他们全都赶到城里去了。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它之所以幽默，就是因为：在900%的篇幅里都好像只有一种禁欲主义的逻辑，然而就在长老声色俱厉地指斥城市人类的纵欲主义之后，另外一种逻辑，亦即人性中不可阻挡的追求现世幸福的肉欲逻辑却在最后一句突然占了上风。
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都采取这样的情节模式，欧·亨利那些在结尾部分发生突然对转的小说（如《警察和赞美诗》）也属于这种模式。当然，光是提高欣赏水平不是最后的目的。欣赏水平再高，在生活中发挥不出来也是白搭。这就需要刻苦地自我训练，持之以恒，把幽默的知识转化为随时能幽默起来的能力。尤其在处境不十分顺利的时候，甚至在非常严峻的场合，不管外部环境有多么不利于幽默思路的转移和逻辑“错位”，也要能熟练地驾驭。
1975年基辛格和老布什访华，毛泽东以一种哲学家的达观轻松地说：“我不久就要升天堂了，我已收到上帝的请帖。”基辛格笑着说：“请不要接受这请帖。”
毛泽东的幽默就在于他用一种表面的悲观表达了内在的达观。基辛格说得也很幽默，从表层逻辑看，上帝的请帖不过是个比喻——命中注定，那就不存在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但把请帖孤立起来看，既是对方的邀请，就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这在另一层面上是讲得通的，这就是深层逻辑了。就在这两重逻辑的对比中表现了基辛格的友好态度。
毛泽东接着说：“我接受博士的命令！”毛泽东的逻辑很巧妙，表面上是屈尊被动地接受，深层逻辑上却是在领受对方的好意。双方这样巧妙地在二重逻辑上对应起来，幽默才精彩。
毛泽东的幽默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常常在外交国务活动中用自我调侃来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创造友好的气氛。而在这种场合，其他一些领导人常常是幽默不起来的，即使周恩来那样的外交家，也很少用自我调侃的办法。毛泽东和基辛格在这里用的幽默逻辑是连锁的，这样的幽默比之一次性的更有递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