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作者们都在放言高论如何写书评，却不反身自问：我们有多少本钱评他人的书？
《孙绍振如是说》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自序中说的，“是把我做学术论文的方法尽可能缩微地运用在1500字左右的短文之中”。写书评需要深厚的学养，把书评提高到学术研究的层次，自己又把它当作一件事儿来认真做，在中国，孙绍振是第一个。《孙绍振如是说》是《美的结构》的贯彻和实施。有些篇章是他的学术研究的边角余料，有些则是独立的学术论文——尽管像兔子尾巴一样短。
早年读林海音的《我们看海去》，我只从作者的经历和气质来分析作品，只感受到了一种儿童心灵世界里无尽的美。孙绍振如是说：“林海音把这个有点陈旧的故事变为一个创新的艺术品，主要依靠一种拉开心理距离的手法。”他借用这把解剖刀，将这篇小说讲透彻了。不过，他全盘否定《白鹿原》，宣告“《白鹿原》彻底失败”，我则不敌苟同。他在这篇书评的开头就说：“白嘉轩是一个儒家仁义文化的人格理想的模型，或者说，是一种绝对精神，他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感觉，没有人的感情，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作者的仁义文化概念决定的，他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情致、行为的逻辑，他的一言一行是一种儒家仁义概念的图解。”其实，这正说明了白嘉轩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孙先生出生在江南，长期供职于八闽，对中原文化缺乏亲自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文化差异犹如聋子对话”。如果他了解宋时以张载为首的“关学”对关中地区人文的渗透，如果他对黄河中下游的风俗人情有切身体验，就不会把《白鹿原》说得一无是处吧。
《孙绍振如是说》的出版，是中国书评界的一个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书评能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那是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先导的。
4.孙绍振的新贡献
吴越
当初听闻，三联书店打算将孙绍振在本版所写的《孙绍振如是说》专栏文章挑选结集成书，我是既感意外又感到必然的。
意外的原因是，在香港这个经济挂帅的社会，出版社往往不得不对出版物作出多方面的考虑，往往销量的是否有保证是决定出版与否的关键因素，出现了一些人所说的“好书未必可以出版”的情况。
孙绍振此书肯定不会是“畅销”的那一类，虽然，它将会有不少的读者，但如与其他一些书籍比较，它“受欢迎程度”将会“很低”。故三联书店的冒险精神，令我觉得有如在黎明之中看到一丝曙光，那感觉是不能以“惊喜”二字去概括的。
尽管如此，有一点我却是始终坚信不移的，那就是，好书虽然未必可出版，但其价值是永存的。其“受欢迎的程度”，表面上可能不及其他著作，但实际上，它的受欢迎程度是不应拿销量来衡量的。自《孙绍振如是说》专栏刊出以来，编者、读者、文坛人士、大专学生、出版媒介皆对其作出一致的好评及肯定，已说明此与专栏同名的书籍，自有其不凡的另一种魅力。作为可与孙绍振同在《开卷》版为文的我来说，亦觉犹有荣焉。为此，我对《孙绍振如是说》的面世感到是合理与必然的结果。该书共选辑了孙绍振发表了于本版中的65则书评而成。
在此书中，孙绍振展示了内地“新潮派”文学理论、文学美学作家的风范与魅力。他虽然是“屈就”了自己写作书评，但因为其独特的评论方式、深邃而感性的剖析，使其又赢得了“书评家”的另一美誉，这却是始料不及的事。
正如此书在内容提要中所说的：“作者善于以宏观的概括……又善于作微观的分析，常常轻松地从统一的表面揭示出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故其文思不但新异而，警策，而且依正反合之辩证思维模式层层深入……”
这大致上可以说是总结出了孙绍振书评的风格与特色。简单一点来说，孙绍振是将其艺术眼光、哲学思辨、逻辑观点有机地运用在书评中，这显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扎实的哲学思维、敏捷深邃的目光等多方面的配合，还需要有评论家的勇气，亦需要如实、客观的态度去支持，才能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其文章。
孙绍振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书评写作的范例，其贡献远远超出了书评本身，对出版事业、文学评论、美学研究方面来说，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
5.孙绍振致力开拓微雕评论
蒋述卓
我在内地时就断断续续读过《新晚报》上《孙绍振如是说》的专栏文章，当时就甚为作者那自由活泼的文风与深刻独到的见解所倾倒。这次到香港，正在香港做学术研究的孙绍振送给我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孙绍振如是说》，我接到手几乎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大有一阵渴牛饮水的痛快感。
这些文章之所以吸引人，当然不仅仅在于它短小的篇幅和洒脱的文风，更在于它那通脱深刻的思想和切中肯繁的见解。尤其是后者，更令人感到亲切。孙绍振是国内著名的诗评家，80年代初曾以评论“朦胧诗”而引人注目，并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成为国内新诗潮“三崛起”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亲身卷入内地文坛风云，对许多文坛现象就有非常切近的观察与思考。如论朦胧派诗人顾城，对于他到底是否受到过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问题，孙氏就提出了与海外学者郑树森以及顾城之父顾工不同的意见。郑氏认为顾城的一些诗虽与劳伦斯、爱米.洛威尔的追求如出一辙，但由于内地对意象派诗译介较晚，所以对顾城的影响就很难说。顾工也认为其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沙漠中长大，不可能接受现代派的影响。孙氏却从中国的现代诗歌对西方意象派接受的历史指出，其实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刊物早已译介西方不少意象派诗作，许多诗歌前驱者都受意象派感觉变异的影响，再加上前些年又有台湾现代派诗歌流入内地，因此，不仅仅是顾城，恐怕包括舒婷等一代朦胧派诗人都间接、曲折地受到西方意象派诗人的影响。
孙氏的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根据现存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现象置于一种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论上去观照。他在《关于朦胧诗的一段历史公案》中指出：
诗歌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有时这种规律注定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即使没有外部影响也会照样发展变化。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能承担起开一代诗风，独立地给诗歌艺术以历史性贡献的是诗歌史上少见的大师。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屈原能够享受这份殊荣，连李白、杜甫都有明显的师承。而顾城……很显然不属于诗歌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大师。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去透视文学现象，就有了一种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穿透力。
孙绍振是一个艺术感受力极好的评论家，因此，他很强调艺术评论必须注重艺术的分析。他说他对先锋派批评印象不好，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太多，在概念术语上绕圈子，一涉及到艺术分析就露了马脚。孙绍振评论文章就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感受力，尤其是在艺术细节的分析上，他从不浅尝辄止。如他评论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二个细节：主人公由于抱不平，被抢苹果的人群打得很惨，鼻子都被打歪了，但主人公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孙绍振指出，这正是余华写这个故事的命意所在，他不写主人公鼻子被打歪了的痛苦，这样才更显出人生的荒谬。这种写法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在追求一种超现实的世界。通过这样的分析，而直追余华的创作思想，可谓功力深厚。又如他批评《白鹿原》的失败，就指出了陈忠实在细节上的许多败笔。像写黑娃为什么会变成土匪，陈忠实就没有写出黑娃变成土匪的心理复杂性。孙绍振就此还引用肖洛霍夫写葛利高里第一次杀死一个瑞典士兵又策马回去仔细观察尸体的细节来作类比，认为肖洛霍夫写这个细节揭示了一个哥萨克第一次杀人的感觉，而陈忠实却让人物在行为大转折时毫无铺垫。孙绍振在艺术分析上其实一点也不“新潮”，他还是那种重词语与细节分析的评论家。我亲眼见过他把《白鹿原》当中词句不通或重复多余的字一一画出来，并将其作为创作失败的例子拿到课堂上去讲授。孙绍振的这些短文，既富学术性、思想性，又具可读性，可说是厚积而薄发的微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