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概念
概念被偷换得越离谱，概念之间的差距掩盖得越隐秘，幽默的效果越强。
幽默是一种以情感思维为主的方法，它与人们通常的理性思维方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相同之处，人们不用细心钻研，就可以自发地掌握；而对于不同之处，许多幽默感很强的人虽已掌握，但不知其所以然，而幽默感不强的人则往往以通常的思维方法去代替幽默的思维方法，其结果自然是幽默感的消失。
幽默的思维和通常的理性思维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不同的：第一，在概念的使用和构成上；第二，在推理的方法上。这里我们主要讲概念在幽默中的特殊表现。
通常人们进行理性思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概念的含义要稳定，双方讨论的应是同一回事；或者自己讲的、写的同一个概念内涵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成了聋子的对话——“自说自话”。如果在自己的演说或文章中，同一概念的含义变过来变过去，就是语无伦次。看起来，这很不可思议，但是这恰恰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同一个概念常常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尤其是那些基本的常用的概念往往有许多种含义。如果说话、写文章的人不讲究，常常会导概概念含义的转移，尽管在字面上这个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留声机”这个概念，谁都知道是一个可以放唱片的娱乐用品，北京人也叫“话匣子”。我们说“他有一架留声机”、“他有一个话匣子”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个话匣子”、“他是一个留声机”，其前后的“话匣子”和“留声机”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字面上一点变化也没有。在科学研究、政治生活或商业活动中，概念的含义在上下文中发生这样的变化是非常不利的。因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学中就规定了一条——思考问题时概念要统一。他把它叫做“同一律”，违反了这条规律，就叫做“偷换概念”。也就是说，字面上你没有变，可是你把它所包含的意思偷偷地换掉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是幽默的思维并不要求遵循同一律，它并不完全是实用型的、理智型的，它主要是情感型的。而情感与理性是天生的一对矛盾，对于普通思维来说是破坏的东西，而对于幽默感则可能是建设性的成分。有这样一段对话：老师：“今天我们来教减法。比如说，如果你哥哥有五个苹果，你从他那儿拿走三个，结果怎样？”
孩子：“结果嘛，结果他肯定会揍我一顿。”
对于数学来说这完全是愚蠢的，因为偷换了概念，老师讲的“结果怎样”的含义很明显是指还剩下多少的意思，属于数量的关系的范畴，可是孩子却把它转移到未经哥哥允许拿走了他的苹果的人事关系上去。然而从刻意制造幽默情趣的角度来说，好就好在将这样的概念默默地偷换，使其“错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发现这段对话的设计者的匠心。他本可以问还剩余多少，然而“剩余”的概念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很难转移，于是他改用了含义弹性比较大的“结果”，这就便于孩子把减去的结果偷偷转化为拿苹果的结果。可以说，这一类幽默感的构成，其功力就在于偷偷地无声无息地把概念的内涵大幅度地“错位”。有一条规律：偷换得越是隐蔽，概念的内涵“错位”越大，幽默的效果越是强烈。
这里有个更深刻的奥妙。我们先来看这样几个例子：
甲：“你说踢足球和打冰球比较，哪个门难守？”
乙：“我说什么门也没有后门难守。”
这是把球门这个具体的有形的门，一下子转移到无形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抽象的“门”上去了。又如：
“先生，请问怎么走才能去医院？”
“这很容易，只要你闭上眼睛，横穿马路，五分钟以后，你准会到达的”。本来，人家问的是如何正常健康地到达医院，并没有涉及受了伤被送到医院去，可是回答却扯到你只要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就会受伤，而受伤的结果自然是被送到医院。回答虽仍然是到医院，却完全违背了上下文的含义。这好像完全是胡闹，甚至愚蠢，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把此类幽默当做一种高尚趣味来加以享受呢？
这是由于在问的一方对所使用的概念有一个确定的意思，这个意思在上下文中是可以意会的，因而不必用语言来明确地规定。任何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不言而喻的成分，说话者与听话者心照不宣。没有这种心照不宣的成分，人们是无法对话的。因为客观事物和主观心灵是无限丰富的，要把那心照不宣的成分都说清，如果不是绝对没必要就是太费劲了。例如说，当你向运动员发问什么门难守时，你得赶紧声明，我说的是具体的有形的运动场上的一个专门防守的那种只有门框而没有门扇的门，那种门与我们通常嵌在墙壁中可以自由开关的门不同，与我们常说到的走门子的门的意义也不同，是游戏和比赛用的那一种不完全是门的门。这样也许是比较严密了，但是却把本来简单的话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灾难”。事实上这完全不必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像科学家那样对于每一个重要概念都加以严密地定义，明确规定其内在含义和外部的范围。人们完全凭着互相的心领神会来进行交流，因而任何发问者并不需要详细说明自己所用的概念的真正所指，对方也完全能心有灵犀，一点即通。因而发问者完全可以预期对方在自己真正所指的范围内作出反应。但是幽默的回答却以转移了概念的真正所指而突然打破了这种预期。预期的失落，产生了意外，这还不算幽默感的完成，幽默感的完成在于意外之后猛然发现：概念被偷换了之后，道理上也居然讲得通，虽然不是很通、真通，而是一种“歪通”。正是这种“歪通”，显示了对方的机智、狡黠和奇妙的情趣。
概念被偷换得越是离谱，所引起的预期的失落、意外的震惊越强。概念之间的差距掩盖得越是隐秘，发现越是自然，可接受性也越大。
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以上两个对话的水平是不同的。第二个，即关于去医院的那一个在概念转移的幅度上是很大的，因而引起的惊奇也是很强的；但是概念之间的矛盾隐蔽得并不算最好，因而并不十分意味深长。而第一个关于“守门”的则隐蔽得较好，读者的可接受性就更大些，而且在意味上也更深长些。
单纯着眼于概念转移，即使再巧妙，也可能缺乏深长的意味而变成肤浅的、油滑的概念游戏。自然，游戏也有游戏的价值，但真正的幽默却总是比游戏要深刻一些。那些意味深长的概念转移，不但给人以趣味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正是因为这样，说后门比一切球门都难守作为一种幽默，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价值和比较高尚的趣味。
在许多幽默故事中，趣味的奇特和思维的深刻，并不总是平衡的，有时主要给人以趣味的享受，有时则主要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幽默的奇趣，因为它是使幽默之所以成为幽默的因素。如果没有奇趣，则什么启迪也谈不上。有这么一则对话曾经得到研究者的赞赏：顾客：“我已经在这窗口前面待了三十多分钟了。”服务员：“我已经在这窗口后面待了三十多年了。”这个意味本来是比较深刻的，但是由于缺乏概念之间的巧妙的联系，因而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看起来很像是一种赌气，幽默感稍显欠缺。服务员并没有把自己的感情从恼怒中解脱出来。而相反的另一段对话：
编辑：“你的稿子看过了，总的说艺术上不够成熟，幼稚些。”
“那就把它当做儿童文学吧。”
这就不但有趣味，而且又有丰富的意味让对方去慢慢品味了。因为被偷换了的“儿童文学”的概念，不但有含蓄自谦之意，而且有豁达大度之气概。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是不科学的，它是一种欺骗，但是对于这种名实不符双方是心照不宣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很可能会达到幽默的效果。
如果你到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发现你朋友的夫人越来越胖，你说：“啊，近来你越来越胖了。”这不会有什么幽默感。如果你说：“你近来发福了。”这就好一些。因为发福是一个很古老的褒义词，代表着过去的价值观念，一般与发财、营养良好、心满意足联系在一起，所谓“心宽体胖”。而体胖，在旧时代并没有今天这样与突发的心脏病、中风联系在一起的贬义，用过去的褒义词表达当代的贬义就有点幽默了。如果这位夫人与你很熟悉而且互相间经常用戏谑表示友好，那么你还可以放开一点，开更带冒险性的玩笑，例如：“你越来越有膘了。”“膘”本来是限于描述动物，尤其是家畜之肥胖结实的，这自然就有点戏谑性的幽默感觉了。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太雅，你可以改一种说法：“啊，你怎么越来越苗条了。”这就可能更幽默一点，她可能嗔怪地笑起来。
“你越来越胖了”是一句很实事求是的话，不会产生任何幽默效果；而“你越来越苗条了”，明明不符合事实，却有很强的幽默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幽默感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认识，而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情感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情感的感性与科学的理性是矛盾的，科学的生命在于实事求是，而情感则不然，实事求是必然淡化情感。幽默的生命常常在名实不符的判断中产生。指鹿为马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不是有意欺骗，对名实不符双方心照不宣，就可能产生幽默效果。在大家明知你开玩笑的时候，把白的说成白的，不如把白的说成黑的。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期间，许广平因学生运动受挫而伤心地哭泣，眼泪鼻涕齐流，鲁迅不说涕泪滂沱，而说她脸上有“四条”，眼泪和鼻涕的数量，恰与北京的一个地名“四条”暗合，就有了笑的因子。
双方之所以能心照不宣，原因是语言表层含义的不同。从字面上听，你是指鹿为马，从深层意思上说你传达了另外一层意思。这层意思虽不明言，但已了然于心，而其了然的程度比明白讲出来更深，通常所说的指桑骂槐就有这种功能。《红楼梦》中，林黛玉看到贾宝玉在薛姨妈家喝冷酒，薛姨妈劝，他不听；薛宝钗劝说：“冷酒喝下去，写字手打战”，宝玉就听了。正在这时雪雁替他拿了手炉来暖手，林黛玉问：“谁告诉你拿来的。”雪雁说：“紫鹃。”林黛玉就指桑骂槐地说：“我告诉你多少遍你都不听，她一说你就听了。”这里的“她”，字面上是紫鹃，实际上是指宝钗。自然，林黛玉这里如无醋意，幽默感会更强。通常人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由于太不敢名实不符了。人一生下来，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科学的理性的教育，都以主观服从客观、实事求是的理性为主，从来没有一门课教学生如何名实不符以发展幽默感。其实不论什么人，本来都有一点不实事求是的主观调皮倾向，只是在长期的科学训练中，宝贵的“狡猾”之情逐渐被荡涤无遗。
笔者曾经观察许多小孩子，在七八岁到十一二岁之间，处于主观意向与客观规范的矛盾之中。如果这种矛盾是名实如一表达出来的，则他们可能受到斥骂或惩罚；如果这种矛盾用名实不符的方法表达出来，则效果大不相同，这就是调皮的孩子往往可爱的缘故。
笔者的女儿在十岁的时候，一次脚上擦破了很大一块，皮肉都露了出来，血流不止，以致需要作外科缝合。一进入手术室她就怕了，反复哀求医生不要用针缝。在缝合过程中，她大哭大叫，哀哀欲绝，恳求医生赶快结束手术，引得一些邻居妇女同情和感叹。手术以后她母亲背她回家，一位邻居故意问她：“你刚才干什么？”女儿回答：“我刚才在唱歌！”引得在场的人都一齐笑起来。
还有一次，在更早几年，她还在幼儿园，晚上她母亲接她回家，她忽然要求走一条通常不走的小道，她母亲依从了她。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在转弯处有一个炸油糕的摊子。她母亲心里明白了女儿的用意，但故作不知。待到快要走过那油炸糕的摊子时，她见母亲仍然毫无反应，便说：“妈妈，我不吃油炸糕是好孩子吗？”自然引得她母亲笑起来，并且给她买了油炸糕。
所有这些故事的趣味都在于明明是这样，偏偏说成那样。双方又都心照不宣，二者一对照，“错位”就形成了，谐趣就产生了。
叔本华说：“笑，不过是人们突然发现在他所联想到的实际事物与某一概念之间缺乏一致的现象。”这个定义很有名，被许多理论家引用，但也遭到许多批评，原因是它不完全。概念与实际之间不一致，并不一定会使人笑。最明显的是一切认识上的错误和欺骗都不可笑。把鱼目当珍珠出售以赚取暴利，把鹿说成马以欺骗昏庸的皇帝并钳制众口，都只有悲剧性而无喜剧性。喜剧性产生于双方都怀着正确认识而故意在口头上作违背真实的表达，口头与心灵错位的表达比口头与心灵一致的表述有更多的意外之意、意外之情。
这种方法可以用之于亲属之间日常开玩笑，也可以在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互相戏谑。比方说有一个朋友明明不会做菜，可偏偏爱吹，如果在一次聚会上你吃到一个大家都称赞的菜，你就可以说这个菜肯定是他做的；如果他也做了一个菜，大家都说不好，你可以说这个菜，是一个很会做菜的人做的。由于大家心中都有底，则必然产生共享谐趣的欢乐。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其真正意味有相当强的弹性。因而即使在比较严肃的关系中也可使用。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过语言违背事实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