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甜还是黄柿子甜？
集体化以后，荒凉渡这座寂静的山村变得热闹起来了。在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依山傍水的庄子，一直在一种半原始的、甚至是混沌未开的状态中延续着。乡民们世世代代重复着晨起而作曰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一年又一年，它的模式几乎是凝固不变的——
黎明即将到来时，一声高亢嘹亮的鸡鸣将沉睡的村庄唤醒。不多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便冒起了袅袅炊烟。这意味着媳妇们已经下厨房，开始为男人们做早饭了。一会儿，人们便端着热气腾腾的粗瓷大碗蹲在巷口儿或者大门外用餐。几百户人家的早餐无一例外都是杂粮散饭，外加一点腌白菜。如果是夏天，菜就变成浆水菜了。
匆匆扒拉完散饭，再用舌头将碗舔得干干净净之后，男人们就各就各位，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了。套车的把式们把牲口从圈里牵出来，骂骂咧咧地将那些因休息了一夜而忘记了干活的骡子、马匹套进辕里，手里的鞭子甩得山响，车轱辘哐啷啷地响着出村去了。羊倌们则大声吆喝着，用脚踢着不听话的头羊，赶着一大群山羊和绵羊，热热闹闹地穿村过巷，身后掀起一股又一股尘土，留下久久不散的臊腥味。接着便从一些门洞里走出扛着犁铧锄头，赶着毛驴，叼着旱烟锅的乡民，他们是去耕地或者锄田的。
这时候，整个庄子就静默下来了。偶尔可以听到几声布谷鸟的叫声，以及一群麻雀吼叽喳喳的鸣叫。唯一闲着的人大概就是有福了。他虽然分了几亩田土，却不愿下地干活，那太累了。等人们全都下了地，村子完全静下来之后，他便在麦场边安一张捕鸟的网，静静地蹲伏在树身后面，学着各式各样的鸟叫，诱捕能卖钱的鸟儿。
过了那么两个时辰之后，庄上就又有人声了。那是II拨浪鼓的货郎。他们背着或挑着各色布匹、丝光袜子、针头线脑、甘油雪花膏之类妇女们喜爱的东西，站在巷口上，摇起手里的拨浪鼓，嘴里唱着极富韵味的调儿：
“大嫂子，姑娘们，快来哟！看一看，瞅一瞅，全是新鲜货，不好不要钱。快来哟，货不多，来迟就没有了！”
吆喝声中，从一个个门洞里探出一张张抹了猪油的女人的脸。她们的头梳得光光的，手里拿着给男人或者孩子做的针线，一扭一扭地来到货郎担儿前。货郎满面笑容地迎接女客的到来，摆出全部货物让媳妇和大姑娘们挑选。女人们看得极细致，挑得也极严格。她们几乎要把所有的货物翻遍，价钱讲了又讲，最后才买一两件小东西。有些女人见了心爱的东西，拿在手里舍不得放下，却没有现钱，货郎便除给她们，下次来了再收钱。不大一会儿工夫，连賒带卖，担子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货郎心满意足地离去，女人们也乐滋滋地回家了。
于是整个庄子又安静下来。一直到了天黑，大轱辘车哐啷啷地响着驶进村巷，一群群山羊咩咩叫着跑进各家的羊圈，家家烟囱里冒起坎烟，村里就又恢复了生气。
多少年来，荒凉渡的人们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头上的旗子改了一色又一色，但他们的生活却像一池静静的湖水，很少有什么变化。偶尔投进一颗石子，翻腾两下，掀起几圈涟漪之后，一切就又归于平静了。
合作化之后，这潭死水被打破了。大槐树顶上安起了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宣传大好形势，宣讲各种政策，播送革命歌曲，下达开会通知，推广先进经验，决定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点名表彰某某先进个人，或者通知哪一天要开批判大会批判某人，等等等等，吵得庄稼人耳朵里起了茧子，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荒凉渡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一巷口上的闲谝会也销声匿迹了。干部们经常下乡蹲点，工作组来了一拨又一拨，专门捜集的就是落后言论，乡民们害怕祸从口出，谁也不去巷口儿吃饭或者谝闲传了。而河面上漂流的羊皮筏子，则完全被汽车所取代。有那么几个贼心不死的筏子客，偷偷地驾着筏子摆渡或者运输，挣几个外快，正好被当做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面典型，拿来教育广大社员。黄河岸上一辆辆转动千载的水车也被拆除了。已经有了大马力的发电机，用不着那些玩意儿了，便全都拆了当柴烧了。
那种三三两两自由自在的出工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小山顶上放置了一口从天门寺里搬来的大铁钟，安排了专门的敲钟人。每天早晨六点，下午两点，那钟便当当当当地响了起来，声音清脆而嘹亮，全庄子都听得见。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农民们从各家的门洞里走出来，排成松散的队子，精神抖擞地下地劳动。晚上收工的时候，年轻人一特别是铁姑娘队的丫头们，还会唱着髙亢激扬的歌曲，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子回家。县广播站播出了一篇表扬她们的稿子，题目就叫《沸腾的荒凉渡》。
此时的地主婆乔女，正默默地拉养着丁家的三个娃儿。她的心已经定了下来，不想再挪窝子了，她要和娃儿们相依为命，把他们拉大成人。特别是玉贵，她愈来愈喜欢这个孩子了，决心把他培养成材，为此哪怕自己吃糠咽菜呢。
有一天，乔女到大队部去扫院子（大队部的院子由几个地主婆轮流打扫），扫完后，听到会计室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声响，便站在门口看。原来是两个会计在对账，每人手里一把算盘，打得哗啦啦响。他们五个手指儿飞快地拨弄着，算盘珠儿便在他们的手里奇妙地排列组合，变幻无穷。在山沟沟里窝了几十年的地主婆，没有进过艺术殿堂，无缘见识钢琴家们弹琴时十个指头妙不可言的运动，以为这就是人世间的最高境界了。她马上想起了玉贵，眼前豁然开朗。她知道娃儿应该努力的方向了。
“学算盘！”她对自己说，“娃儿学了算盘，也就会和这两个会计一样，吃一碗轻省饭了。”
第二天一早，她把自家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捉了，拿到集市上卖了两块钱，买了一把算盘，兴冲冲地回到家里。
“你猜妈给你买了啥？”她把算盘藏到身后，笑眯眯地问玉贵。“是球鞋吗？”玉贵的眼里放出了光。娃儿已经升到初中了，过些天学校里要开运动会，同学们都买了球鞋，唯独他没有。娃儿知道家里的情况，他没有勇气向妈说。
“球鞋？你要球鞋干什么？”玉贵说明了情况。
乔女的眼皮垂了下来。这可让她怎么办呢？一双新球鞋好几块钱，她哪有钱买呀。这些年来，三个孩子的鞋都是她自己做的，都是在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就着小油灯一针一线做的。虽然不美观，穿起来却结实。现在，娃儿已经上中学了，而且要开运动会，穿一双球鞋并不是过分的要求。可她没有钱呀。生产队到了年底才分红，她和大贵一天不歇地上工，分得的粮食也只够一家四口吃饭。很少的一点现金，全都扯了布买了棉花，孩子们穿衣服费呀。又一想，一双球鞋虽小，却关乎娃儿的自尊。如果不买，肯定会招来别的孩子的小看和白眼，说不定还会有人说地主家的娃娃装穷哩。唉唉，她哪怕挪哩借哩，也要给孩子做脸，让娃儿穿上运动鞋，高高兴兴地去参加运动会！要不，让孩子以后咋在学校里抬头呢？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主意。
“我不参加运动会了。”看到妈面有难色，玉贵大声地说，但黑黑的眼睚里却窝着一汪泪。
“不，”乔女坚决地说，“妈给你买一双！”
那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乔女拿了一只簸箕，来到了麦场边。在一堆很大的豆秸垛前，她坐下了。那都是几年来打碾过的黄豆梧，当烧柴用的，里面偶尔可以见到一两粒黄豆。她准备在这堆柴草里淘金。她往头上搭了一块手帕，开始簸豆秸，就像当年在船磨上箩面时那样，神情是那样专注，动作是那样熟练，一下又一下，扬起尘土和草料。每当落下一粒黄豆，她的眼里便掠过一丝惊喜。溶溶月色之下，那一粒粒跳动的黄豆，闪着银色的光辉，落在她的脚下。虽说是已经筛过的粮食，却还有那样多的“漏网分子”，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鸡叫头遍了，她用手捧起来数了数，大概有七八十粒了；鸡叫二遍了，她又捧起来数了数，有一百多粒了；鸡叫三遍的时候，她的脚下已经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山包”。月儿西斜了，星星坠落了，那个满身草屑和尘土的女人还跪坐在麦场上，她面前的那座豆秸垛渐渐地矮下去，甚至快要消失了。而簸箕依然有节奏地响着，带起了满村的鸡鸣。当农民们准备起床的时候，一个土人儿的剪影映在朦胧的晨光中，她的面前，是一粒粒金光闪闪的黄豆。
乔女用这些黄豆卖得的钱，给玉贵买了一双新球鞋。几十年后，已经做了某中等城市市长的丁玉贵，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总是不由得鼻子发酸，总想在酒足饭饱之后哭一场。
在三个孩子里面，乔女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大贵。这个孩子早早就放弃了学业，和她一起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而在娃儿的内心里，却是那样依恋学校，那样羡慕别的孩子们。有一天，他赶着牲口去犁地，刚刚走上山坡，就听见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他站住了。山坡下就是荒凉渡小学，从几间教室里传出的蛙鸣般整齐的童音，在大贵听起来有如天籁。一会儿，下课铃响了，学生娃儿们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校园里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闹的声浪。有的娃儿在打篮球，有的娃儿在打乒乓球，有的娃儿在眺绳，有的娃儿在踢毽子，每一张无忧无虑的小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表情。而他，却要扛着笨重的犁铧，赶着不听话的牲口，去陡峭的山洼里耕地。两行清泪不由得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回头再看那牲口，已经找不见了。原来牲口见大贵站在山坡上不动，便去近处吃草；吃了好久，还不见大贵动身，便独自回村里去了。娃儿为此还挨了一顿批评。每想起这事，乔女的心里就感到油煎一般的痛。
有时甚至为一些屁大的事，娃儿也被人欺负。有一次在地里摘西红柿，因为民兵连长一句不经意的闲话，竟引起了一场纷争。
那一年西红柿丰收了，社员们一边摘一边吃，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尕虎拿起一个硕大的红柿子，咬了几口，不由称赞道：“还是红柿子甜。”马上引来了一片附和之声：就是嘛，红柿子就是甜。那还用说？红柿子就是甜嘛！噫，红柿子甜呀红柿子甜。嘿，红柿子太甜了！
就在人们争相夸说红柿子甜的时候，大贵正在地边上拿着一个黄柿子吃。不知是他没有听见大伙的夸赞，还是少不谙事，不懂得“舆论一致”的重要，竟然冒出一句不识时务的嘟囔：“还是黄柿子甜嘛！”这个不和谐的音符立即被有福捕捉到了，他气势汹汹地过来，厉声质问道：“你说什么？地主崽子！”大贵头一低，不吭声了。
“呸，狗东西！”有福朝大贵唾了一口，“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咦咦咦，咋了咋了？”站在大贵旁边也在咬着一个黄柿子吃的二牛不依了，“不让人说话吗？”
“你狗抓老鼠管的什么闲事？”有福把脸转向二牛，“谁让他说黄柿子甜了？”
“黄柿子就是甜嘛！”二牛毫不退让，又咬了一口黄柿子，“哟哟哟，黄柿子甜，黄柿子甜，黄柿子甜来黄柿子甜，黄柿子就是甜来么黄柿子甜。”
“你狗日的皮痒了！”有福朝二牛当胸就是一拳。二牛一脚将有福踢了个狗吃屎。有福爬起来，黑着脸扑向二牛。
二人互相撕扯着，手脚并用，从东边打到西边，又从西边打到东边，后来又扭翻在地，在柿子秧上滚着：压碎了一地西红柿。正在路边装车的老石头跑了过来，大声呵斥道：
“住手！把柿子压坏，让你两个赔！”有福和二牛同时歇了手站起来一带着满脸的伤痕。“啥事情？啥事情？”生产队长问道。
“尕虎哥说红柿子甜，这两个杂种故意唱反调，说黄柿子甜。”有福指了指二牛和大贵，向生产队长告状。
老石头狠狠地瞅了有福一眼，又看了看缩在远处的大贵，没好气地说：
“这事就看咋说哩，各人口味不一样嘛。就拿我家里来说，我儿子说红柿子甜，可我呢，就觉得黄柿子甜。各人口味不一样嘛。”
坐在地塄上抽烟的尕虎听了这话，越咂摸越觉着不是味儿：这狗曰的变着法儿骂我哩。可又没法反驳，只好把这口气咽到肚子里。
这种时候，乔女就愈加思念起张屠家来。要是那人还在，她就不至于为买一双球鞋犯难了，娃儿们也就不会让人这样欺负了。有天晚上，她竟真的梦见了张屠家。她看见张屠家笑呵呵地走来了，一手提着猪大肠，一手拿着渚尿泡，对着她和三贵说：“来，这是你的。喂，这是你的。”说着便抱起了三贵，用浓密的胡楂子扎那娃儿，逗得娃儿咯咯地笑。三贵拿着猪尿泡，满脸幸福，不断地将它向高处抛。忽然，那尿泡挣脱了线绳，向着空中飞去了。三贵哭起来，张屠家说：“儿子，不要哭，老子给你抓回来。”说着向上一跃，腾空而起。猪尿泡在前面飘着，张屠家在后面追着，越追越远，越追越高，终于进人云端，和蓝天合而为一了……乔女睁开眼睛，发现枕头上湿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