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主义思想潮流推动革命浪漫主义流派不断加强现实主义精神。
“五四”时期在文艺创作中有影响、有成就的创作方法和流派，不仅只有现实主义，还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创造社的原则及其创作成果就是生动的证明。但是注意一下创造社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但也同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的人则主要是现实主义倾向，而在理论主张上，许多代表人物则在运动发展中逐渐也重视起现实主义的意义来。创造社初建时期主张：“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学活动。”（《创造季刊》第二期《编后余谈》）这是艺术表现上偏重于内心感情理想抒发的浪漫主义。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的论文中，又曾专门表明：文学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以诗的激情宣言：“我们要如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创造社主将们的激情倾向是如此的，但他们既要“彻底奋斗，做个纠纷的人生之战士与丑恶的社会交绥”，就不能不脚踏实地，到现实社会中来斗争，因此，沿着与社会交战的道路发展下去，其战愈近愈激，现实主义精神也必然会愈加增强。成仿吾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就反映了创造社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他说：“从前的浪漫的文学，在取材与表现上，都以由我们的生活与经验远离为他的妙诀，所以他的取材多是非现实的，而他的表现则极端利用我们的幻想。这种非现实的取材与幻想的表现，对于表现不可捕捉的东西是有特别的效力的；然而不论他们的效果如何，除了为他们的效果与技能称赏而外，他们是不能使我们兴起热烈的同情来的。”他指出，“自入近代以来”，“有了一种脱离梦想之王宫的写实文学”，“这种文学虽无浪漫主义的光怪陆离，然而他的取材是我们的生活，他所表现的是我们的经验，所以他是能唤起我们的热烈的同情。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比对于别的一切更要关心，关于我们的文学也最能打动我们的心境。所以在文学上最有效力的内容是关于人世的，其次是关于感觉世界的，最后乃是理智的与超自然的。浪漫的文学取的多是最后的理智与超自然的内容，写实的文学才是赤裸裸的人事与感觉世界的表现。”这简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者长短比较论，如果不了解创造社这个文学革命团体的特点，真不会相信这番推崇现实主义原则的谈论，竟是出自一个一般以为是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发言人之口。应该说，这是革命浪漫主义必然与现实主义接近的规律使然，这是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使然。为此，成仿吾讲完了上述观点之后，宣言性地表明：“文学由浪漫的变为写实的，使我们由梦的王国醒来，复归到了自己。我们已与现实对面。我们要注视着他而窥破他的真相。我们把它赤裸裸表现出来。”创造社的许多人在革命运动中不仅以笔，而且直接投身于人民大革命的洪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们真是与一般的所谓的“浪漫主义”愈去愈远。郭沫若在1925年2月在他的浪漫主义小说集《塔》前题辞中写的“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就是宣告一个“浪漫时期”的结束，也透露更加深入反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现实斗争的文学新运动即将开始。
三、现实主义与文学艺术形式的变化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的变革上进行了艰巨浩繁的斗争，一班新人物极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并借文学形式的改革，进而改革文学的陈旧内容，造成了舆论，也造成了事实，“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论》。这种变化，使文学与现实生活相一致，实现了推动现实的巨大作用。这是在文学的形式上入手，解决文学与大众的接近的一个步骤，当时由于许多条件的限制，虽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却在现代文学史上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的一次重要进展。
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很重视建设明白通俗的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痛斥言文脱节的陈腐古文，认为它是旧思想道德的盘踞所，要造成现实主义的新文学必须改革文字工具。
陈独秀首创“文学革命”论，引起广泛影响，造成了新文学必用通俗白话文的强大舆论。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此中包括了文学表现形式上的革命。他指出要推倒的这三种文学，它们的内容上乃是旧道德“垢污深积”，属于贵族上流者层，文字形式上也是“委琐陈腐”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方、刘、姚统治，“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仿古欺人，毫无价值。陈独秀认为现实文学，“悉承前代之敝”，而要创造新的，必须“目无古人”，在表现的内容对象上，必须抛开“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转而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在形式上一反“十八妖魔”的惯用方法。通俗写实，洗净旧污。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口号，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革命；为新内容的表现而革骈文八股、藻饰典雅的文体文字的命；相应地为新形式的造成而又不能不革传统道德教条、思想习俗的命。文学革命决不是仅为建立一种“通俗文学”而如此大张旗鼓，宣传三大主义。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很坚决的，他坚信“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相形之下，胡适的“文学改良论”的软弱、妥协性，就看得更清楚了。不可否认，胡适较早地提出“文学改良”口号，要求建立国语文学，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把历史上的通俗文学视为正宗，这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推动了新文学运动。但是胡适的理论，确实是重点侧在“改良”之上。如前所述，他虽然在有些文章中提出过扩大新文学的描写内容问题，甚至提出要描写工人与下层群众，但是他是不敢提“革命”的。他曾自道：所以只提“改良刍议”，为的是使社会“不引起很大的反感”。说明他发难的当时，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所以后来形势发生变化，看到无产阶级一派要深入前进，而在未来势必从根本上危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胡适就连“改良”也不“改”了，就反起革命的“主义”来，提倡“整理国故”，诱惑青年“踱进研究室”，读二百部古书，以服务于统治者。
虽然同是提倡白话文，甚至也用“文学改良”的口号，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主张就非常激进，在运动当时显示于彻底地反封建的精神，鲁迅后来评之为“‘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考其战绩，这样评价是不为过分的。钱玄同对记载孔学、传播旧道的古文，主张加以彻底的废止，在用语上以白话文为文学的正宗，“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广泛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巩固。”钱玄同把在政治领域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野蛮专制，与在文学表现领域反对“独夫民贼”的“野蛮款式”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是比较深刻的见解。刘半农鼓吹新文学运动，主动向顽固派的守旧态度开战，他在复“王敬轩”的信中，实际是到处批判林纾之流，并把社会上复古守旧的观点纳入挞伐范畴之内，“骂倒王敬轩”，大加助长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声势。刘半农自己的诗歌创作，在新诗运动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