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出决议，提出使学术文艺“无产阶级化”，使之“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重要问题。1923年6月党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改出季刊后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在文学上批判了“颓废派”的思想之后，提出文学与革命其他运动一样，“非有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923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后，以这个阵地为中心，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著文阐述文艺问题，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革命见解：第一，他们坚持“五四”运动中提倡的文艺应当“觉醒斯世”的主张，又进一步提出文学应该使人“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邓中夏认为在实现这一作用时，“文学却是最有用的工具”。他结合中国的现实革命任务，认为新文学应该“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鼓励人民”，“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为此他们猛烈抨击脱离现实，漠视民间疾苦，以“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为文艺宗旨的颓废主义文艺。邓中夏指出这一类“无谓作品”的“充塞”，会使“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恽代英认为应该藐视和抹煞这种浅薄卑污的“肉麻的哼哼调”。肖楚女挥笔痛斥“鸳鸯蝴蝶派”，批判他们“今日有酒今日醉，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的颓废派人生哲学（《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第二，作家当深入“社会实际生活”，描写社会实际生活，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于现实运动有用。肖楚女从文艺是从“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的角度说明文学与“人类生活方式”的联系，显示了明确的马列主义观点（《艺术与生活》）。邓中夏认为，只有真实地反映社会实际生活才能更好地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要反映革命斗争生活，作者“尤应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亲历其境”，坚决反对那种“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诗歌”的写作方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第三，他们对于革命文学与革命作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邓中夏指出，革命家必须是一个“实行”革命的人，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感动人。恽代英认为，文学作家“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学”。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这样的号召：“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文艺与革命》。这个理论的提出，说明文学运动已经进一步深入了。他们这些革命的文学理论观点，对于正在酝酿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现实主义思潮理论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准备又一个突出方面，是对于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及表现理想的探讨。可以清楚看到，现实主义思潮濡染了整个文艺界，现实主义倾向受到舆论的充分肯定，当时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也很注意讲究现实主义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发现、被肯定。“五四”当时从外国介绍过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思潮，经与中国现实文学运动结合，给中国作家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认识艺术的使命，以新的有力的引导与推动。
（一）“写实主义”的倡导推动了新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实践。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家根据当时文学脱离现实，不能有力地反映生活真实的弊端，抓住文学必须真实的根本，力主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陈独秀在答张护兰的信中（1917年）针对旧道德的伪诈及其影响下的文学的不真实，提出在社会革命的同时，一起匡正道德与文学的共同的“不诚实”问题。他说：“‘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其势目前虽不可侮，将来必与八股科举同一运命耳。”他认为在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的时候，“有输入写实主义底需要”，以救正不真实的弊端。什么是不真实的文学？我们在陈独秀当时的许多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所指斥的是：
1.作者“胸中无物”，而是空从教条出发，为文“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
2.空有形式，“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啸傲湖山，发愁叹肤”。
3.“刻意模古”，近似抄袭，“希荣誉墓”，“无病而呻”。
陈独秀认为改变不真实的风气，在文学上应该提倡现实主义，造成现实主义思潮，别却“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陈独秀把文学的生活真实性与文学存在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其所以为文学，有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义在如实描写社会”，理想寓于“写实”之中；写实之外，“不许别人有理想寄托，自堕理障”。陈独秀比较了文学与应用文之不同，看到了文学在“写世”、“美感与伎俩”上，都有自身特点，并认为这些都离不开“写实”，这是“五四”以前比较高明的见解。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草创期即强调现实主义，这与他明确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当世之人必须面对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的矛盾应该到现实中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说：“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陈独秀的主张是“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萌芽思想，这个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文学运动中，被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活动家所发扬，在茅盾、郑振铎的论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在“五四”时期，茅盾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和外国文学翻译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一边大量地介绍外国文学，一边研究文学的问题，他的中心主张是有关现实主义的问题，这个特点越到后来越加突出。他最初曾经提倡过“新浪漫文学”，认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有进步有生气”，但是社会实践的推动，他还是投入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举出现实主义的旗帜，成为这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发言人。从1920年到1925年，他写了《什么是文学》、《文学与人生》、《社会背景与创作》等多篇论文，其中对现实主义的论述，曾经影响了许多作家，也是他自己后来集中从事文学创作的深入理论准备。在茅盾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描写的真实性占有首要地位。他批判“蔑视写真”的名士派的“疏狂脱略”，认为新文学必须注重真实，“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其次是文学要反映出社会环境，“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他认为文学背景是社会的，写出来的生活真实不真实，必须放在一定的时代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写的样子像不像，“要是像的，才算不错。”这样认识文学作品的环境，已经显示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再其次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来源于“实地观察”，方法是“客观描写”。为了达到客观的真实，作者不仅要亲自去经历所描写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大背景，还要描写模特原型，观察、体验细节，“取其最普通的可为代表的，描写入书里。”最后是要表现处于被迫害的生活里的人们的不安与痛苦，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反映出现实生活中顽固守旧与向新进取的冲突，发挥文学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二）发现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动作家在创作中把理想与真实描写结合起来。
在“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学的倡导者立意在于反映现实和改造现实，所以尽管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学否定颇多，但是对于真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他们也还是比较尊崇的，应该说这是用现实主义观点发现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多有“五四”新文学运动只肯定传统白话文学形式的痕迹，其实这是不完全确切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运动，都是要从历史上吸取对他演出历史新场面有用的内容与形式的，只不过是倾向特点不同所取的各不相同而已。钱玄同在“五四”先驱人物中是一个好发激烈之语的炮手，但他对于中国古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却评价很高。他用“写实派文学之眼光”，肯定了《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的价值。其中特别突出前面的两部小说：“《红楼梦》断非诲淫，实是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朽官僚，纨袴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胡适对于“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亦很称赞，如对于杜甫的《石壕吏》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特别是从内容的现实主义深刻性上加以肯定。他在引述杜甫的诗作后评论说：“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偷听得的事，不插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壮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横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孙儿的祖老太太，别的更可想而知了。”如果不知此评原出于胡适之口的人，大概不会相信，这就是那个在后来主张“全盘西化”的文人，早年表示过的文学要“状物写情”、以形象感人的精要观点。
“五四”时许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大都提出过文学要“由浪漫的变为写实的”主张，对历史上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肯定，也是突出他们反对黑暗现实的精神，这一点连创造社的理论家有的也不例外。“变为写实的”，是主张要以生活现实为描写对象，以真实为艺术生命，创作过程注重观察体验。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要理想激情和鼓舞力量，但这要建立在真实形象基础之上和渗透在其中。鲁迅讲过他写《呐喊》的情景，他说他那时是听新文化主将的将令在呐喊，所以不恤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就证明，真实性是重要的，而积极的鼓舞力量也可以从真实的形象描写中表现出来。
在注意扩大现实生活的描写领域，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并结合理想的问题上，“五四”运动准备期间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同盟者的胡适，曾经发表过比较有价值的观点。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近世文学描写的生活领域还很狭窄，一般只写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这决不足以反映社会，应该扩大去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他还提出，创作应“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反对现今文人的“关门虚造”、“浮泛敷衍”，他认为没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柢”，就不能创作。他也提出，作家“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因为“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这是胡适1918年4月发表的见解。他当时追随新文学运动，与历史进步潮流同趋，他就能比较实际地对待问题，讲出有助新文学运动的观点，给运动以助力，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