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在情节的发展当中，又常常起一种关照作用。这是因为生活的现象彼此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艺术反映的生活，虽然纷纭万状，但却有条不紊，浑然一体，彼此牵连。在《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这段书中，写武松被刺配去孟州途中，过十字坡时经过了孙二娘的酒店；进店后，写了二公差给武松解开枷锁的细节。这本是小事一宗，但却是一件大事的关键之处。这不仅表明二公差敬畏武松，更是为武松打店做了准备。如果先写的是武松枷锁缚身，却忽而转笔一挥，写武松怎样就势将孙二娘抱住、压倒，那就使人不可理解了。所以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把情节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水浒传》第十回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一段，写草厅的破落，写大雪，为沽酒、为草厅被雪压倒并在山神庙避雪，留下了伏笔；为得免火难，愤杀纵火的走狗备下了缘由。《红楼梦》第四十回，写“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时，黛玉失于检点说出了《牡丹亭》和《西厢记》上的词句，作者写了宝钗的动静：“宝钗听了，回头看着她”，这就为第四十二回宝钗训黛玉设下了伏线。
第三，真实的细节，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条件。
我们所以说它是基本条件，乃在于表明脱离典型形象塑造的单纯的细节描写是没有意义的，是要走向形式主义的；而典型形象的塑造，离开细节的描写，也是难以充实与丰富起来的。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和给哈克奈斯的信，都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恩格斯认为明娜·考茨基的《旧与新》由于把倾向特别地说出，不是从具体的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因而使某些人物的“个性却完全消溶到原则里去了”。而哈克奈斯《城市姑娘》虽然细节是真实的，但没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恩格斯提出真实地、历史地描写工人阶级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到，表现性格的细节必须恰到好处，应该使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不过分，亦非不及。
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擅长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一看抄检大观园的一段描写。
抄检大观园，实际上是对大观园里的各房主人的地位、势力的一次检阅。抄检人众，在宝玉房中只做了一般的检视。而对薛宝钗的住处，连进也未敢进，按王熙凤的说法是“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王善保家的也认为“岂有抄起亲戚来的？”可是，话未说了，到了外亲林黛玉住的潇湘馆，进去却把丫头屋中翻了个遍。这不是同是亲戚，却两样对待吗？王善保家的说法不过是顺凤姐的意，畏薛家的势，而对黛玉是个例外。当她们这些抄检人众还没到探春院内，探春早已“命丫环秉烛开门而待”；但她只许搜她自己的箱柜，不许搜丫头的箱柜。凤姐碰了硬钉子，知道探春与众不同的性格，只好顺水推舟，不检而过。偏偏王善保家的老不识好歹，要趁势作脸，期负庶出，竟敢掀起探春的衣裙，加以取笑，“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透识老奴的恶作剧，正是让自己出气的好机会，于是利用这个把柄，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这实际打的乃是纵容她的主人。一行抄检人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出去。与探春根本相反的是惜春。她年少而又胆小怕事。当在她的丫环箱中搜出一大包银锞子和一包男人靴袜等物时，惜春害怕得不得了，她只要求能和丫环脱开关系，“二嫂子要打她，好歹带出她去打罢，我听不惯的。”这与探春把丫环的事包下来，自己独挡风波的性格，该是何等地不同！《红楼梦》正是利用细节区别了人物的性格。
三、不同创作原则在细节描写上的区别
在揭示细节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细节在艺术表现中的地位，不该被过分地估计。恩格斯提到它的时候，仅仅把它当做现实主义的前提条件。如果细节不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不与整个形象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是没有任何艺术意义的。所以对于细节必须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看法是可以参考的。他虽然很重视细节描写，但却又是有条件的。
黑格尔说：“伟大艺术家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写外在自然环境时都是真实的完全明确的……这里所要求的明确和真实要牵涉到一定程度的细节描绘，通过这种细节描绘，我们对于外在自然才能得到一幅图画，一种清晰的印象……但是在任何艺术中妙肖自然这一个原则都不应导入迷途，成为现实自然的散文或是自然的依样模仿，使外在情境细节的描绘比起人物和事迹的精神方面的描绘还更显得重要。一般地说，我们不应该为妙肖自然而求妙肖自然，因为外在界只应表现为和内在界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可见，细节描写并不是目的，它必须从属于整个形象体系的需要。明代的谢榛（“后七子”之一）在他的《四溟诗话》中记载道：
予与李元博秋日郊行，荆榛夹径，草虫之声不绝。元博曰：“凡秋夜赋诗，多用‘蛩螀’，而昼则弗用，何哉？”予曰：“此实用而害于诗，所谓‘靥子在颡则丑’是也。”
谢榛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描写的真实是必要的，但它还必须服从艺术典型的形象需要。所以他主张：“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这是很懂艺术规律的见地。
高尔基曾经特别告诫过那些过分地追求细节描写的作家，他指出：“惯于做琐碎事情的结果，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在动笔写大主题时，例如写一个联合工厂建设时，用很多细节描写，把有意义的、富于思想性的主题窒息了，把它埋葬在一大堆往往不很鲜明的无力的词藻底下了。过多的细节描写，甚至在比较适当的地方也有害处。”
我们在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的细节，总是恰到好处的，这与他们对细节在创作中的实际地位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他们真正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行止有所、有度。善于在把生活化为艺术时，运用画龙点睛之笔。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更会以精确的笔触描绘生活的面貌。据亚·列·维希涅甫斯基回忆，一个内地剧院把万尼亚舅舅给演成了一个落魄地主的样子，契诃夫很为生气，他认为他的万尼亚舅舅打着绸领带这一点，就把人物的外貌完全表明了。据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回忆，契诃夫曾指出：“为了着重表现那个女请托人的穷，不必费很多的笔墨，也不必描写她那可怜的、不幸的外貌，只要带过一笔，说她穿着褪了色的外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