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开先奎一下子觉得自己和於教授的距离缩短了许多，能和这样有名的教授站在一起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学雷锋做好事，好事做到了名教授的办公室里，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的荣誉。只听於教授说：“小开，小花，既然咱们今天认识了，选也是缘分，今后你们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就来找我。我这儿的门随时都为你们开着。”
开先奎此时闪出一个想法，说“於教授，我看你办公室的书柜里这么多的书，我今后能来看看吗？”
於教授说：“当然可以。不过，我有两点要求，一是要爱护我的所有书籍、资料。二是看完后放回原处。”
开先奎见老教授这么和蔼可亲便很高兴地说：“请教授放心，我保证做到。”停了停，他又说，“於教授，我还有个要求不知能不能说？”
於教授笑了笑，说：“嗬，你的要求还蛮多的，说吧！”
开先奎鼓起勇气说：“你能不能收我做你的学生？”
“我让你来我这儿学习，就说明认可你当学生了，不过你只能做‘编外学生’，或者叫‘编外研究生’吧。”
开先奎是参谋二队的学员，入学前是沈阳军区联勤某分部司令部战勤科参谋。自从成了於教授的“编外研究生”后，他经常带着自己写的文章请教授指导、修改，时间多为晚上和双休日、节假日。他很纳闷：
於教授怎么没有休息的时候，多会儿到他的办公室去都可以看见他。
后来开先奎才从教研室别的同志那里解开了这个谜，他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1994年以来，於教授平均一年完成近100个教学日，最多时达到130个教学日，就是说他每年有74%的时间战斗在教学第一线，这在高等学府是不多见的。因为他身兼两职，是后勤指挥学、军事后勤教育学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作为学科带头人，他要带领大家抢占理论前沿，要研究探讨问题，要创造新的理论；他还是教学组长，要完成课程设计、教学组织以及内外协调等；他又是研究生导师，要培养研究生，指导他们论文写作，等等。每次想到这些，开先奎总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论文递给教授，怕给他添麻烦，怕影响他更重要的工作。於教授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思，便主动说：把你的文章拿出来，我要看看你的写作是不是进步了。教授这么一说，开先奎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把自己的论文递了上去。於教授读了开先奎一篇又一篇论文，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很敏锐，写的论文总是有自己独到的发现，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对开先奎进来的每一篇论文，他都是细致地评点，认真地修改。他认定这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学员，他决心保护他创新，支持他创新，鼓励他创新。
这天，当於教授叉一次读了开先奎的一篇论文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把他唤来一起探讨问题。这篇论文的标题是《非线式条件下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的几个模糊观》，作者就保障对象、保障任务、保障关系、保障范围，在联合战役非线式作战背景下出现的一些特点，展开论述。
文中的观点与现在通行的观点不一致，甚至唱反调。於教授首先给开先奎提了一个问题让他回答：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篇论文？开先奎说：在联合战役中，由于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力量多元化，作战的范围不确定性，等等，这些过去不曾有过的情况，给后勤保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那些模糊观点便由此而出现。於教授听了，点点头，说：你的想法很好，我们就是要敢于提出别人想提出但是却没有勇气提出的问题。
别人认为是清楚的问题，你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是模糊的，那就要讲出为什么是模糊的原因，讲出道理，让人家信服。你的论文在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上存在着缺陷。讲出为什么是“模糊观点”就是你这篇论文的论点，也是主题，写论文一定要扣题，扣题，再扣题。思维不能漫无目标地跳跃，要有严密的语言逻辑，不能东拉西扯，要围绕观点展开论证，千方百计将论点说圆满。再好的话如果与主题无关，也要删去，要舍得割爱。於教授说到激动处，用手指连续地击点着桌子。开先奎入迷地听着，他被教授的话带人一个清新的空间，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但是，他不得不把心里一直存疑的一个问题给於教授提出来：
“我的这篇文章，让别的教员看过，有的是我给他们讲了我的构想，他们说我的观点还没见过，恐怕站不住脚。”
於教授说：“写文章也好，教学也好，如果没有新的观点，就没有生命力。人家的看法实际是说你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持，我支持你写这篇文章，但是一定要把论据讲充分。”
接着，於教授与开先奎谈起了“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话题，他说：这里就是前沿。第一，真理与谬误之间充满着风险性。因为真理稍有偏差，就会倒向谬误，也就是说，创新者在探求未知世界时，要敢于坚持，勇于付出代价。比如梵高的作品在他死后价值连城，但在他生前，却始终未被认可；哥白尼坚持“太阳中心说”，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真理与谬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性，创新者要善于力排众议，在大家认为的谬误点上发现闪光点，加以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力求突破，一旦突破，就有非凡的价值。
开先奎牢牢记住了教授的教诲，他把自己的论文精心地改了又改，最后定题为《试论联合战役联合保障的特点》，被《后勤指挥学院学报》录用。
文章要发表了，开先奎高兴，於教授满意。但是他们都没有满足，开先奎继续当他的“编外研究生”，没有止境地开拓前进着。於教授也依旧一腔热情地辅导这位“不在编的研究生”，他经常给他讲的还是那句话：休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创”，没有独创精神和独到见解，就没有好的学习效果；反过来讲，我当教授亦然。
开先奎给於教授当了不到半年的“编外研究生”，他的收获是诸多方面的，但是最深刻的一点就两个字：“创新”。因为创新就是跨越，朝辉煌的顶点跨越。
这是於志明教授的话。
光辉的跨越
於志明教授再三告诉我，他不希望出现任何表彰他的文字，把他写得完美无缺。我绝对同意教授的意见，因为他也是一个生活在多彩纷呈人世间的凡人，他有愉悦时的兴奋，也有烦恼时的忧愁。好在他可以驾驭外界的这些影响，也可以驾驭自己的情绪，所以他总是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能不断地向前走，并有所作为。他说：我不懂诗，所以也很少读诗，但是我听说有些诗人极力主张要在自己的诗里表现“自我”。也许人家说得有道理，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认为不管从做人的角度讲还是从干事业的方面考虑，战胜“自我”比表现“自我”要好。我这大半生的体会是，人总是在战胜“自我”中不断为党为国做着贡献，同时也不断完善着自身的形象。
他给我讲了自己的一段思想感情的变化——
於教授进京工作前就是某野战军某师战勤科科长，副团职。1978年机关和院校职务不明确的干部评定职务时，他仍然被定为副团职。
而这时与自己同是副团职的几个人评成了正团，他没有多想，觉得谁该正团还是副团那是组织决定的事，个人伸手是不光彩的。1983年初夏，学院又进行普遍的晋职晋级，按於志明很善良的愿望，这回该轮到他了，他的副团已经七年多了。谁知，他又落空了，比他晚的副团职都晋升了正团，他仍然在原地站着。这时於志明产生了低人一头的想法，平时他总是按领导的分配，努力去干好即使他无兴趣的工作，领导也总是表扬他这好那也好，可是轮到正常晋职晋级的事他却挨不上边。他想不通，心里也窝着一股火，便提笔给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只是想讨个公道，间问7年多的副团为什么晋升不了正团？问问平时干工作表现很不错的人为什么得不到应得到的回报？也许是火气正盛，信上的措辞蛮刺耳的。还好，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接到他的信后，就找到他谈话，肯定了他的成绩，并表示对他提出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处理。这位领导说话算数，过了没有一个月，他就由副团晋升为正团。算起来，他在副团的位置上干了整整8年。
於志明教授说到这里，我让他打住，因为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老实人吃亏。於教授该不该晋升正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他不给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就不给他解决正团问题？於教授并不回答我的话，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才说：我今生为自己的问题给领导写信这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只要你掏出心来干工作，干好工作，最终会得到大家和领导的认可。
他接着讲自己的事，情绪仍然显得有一点激动——
1990年，高级职称在学院开评，於志明当时是教学组长，领导自然会首先想到给他评副教授。教研室报到院里，院里报到总后，一路顺风。问题出在总后报上去以后，上面的机关发话，要从大专文化水平里抠几个下来。偏巧就抠到了他头上。就於志明知道的情况是：好些“大专”就评上了副教授。而他还是两个大专文凭。学院训练部部长觉得有点委屈於志明，就找他谈话，安慰他。於志明表现得相当大度，他说：
“我没意见，别人成果多、比我强，应该让他们上。”
1992年，於志明又接到通知，上级认定了1990年评他为副教授的结果。但是副教授的时间要从1992年算起。
於教授说：“我在晋升职务和评定职称问蹶上，几乎每一步都走得不那么顺当。回过头来看，都是领导和同志们帮着我走过来的。凭我个人的本事，恐怕除了跌跤还是跌跤。”
1997年，按时间算於志明该评教授了。这一年他52岁，已经不算年轻了。学院申报他为教授。然而，谁料上级刚有了新的规定，大专文化水平的副教授评为教授，要8年时间。这么一算，他要当上教授还得3年。学院领导不甘心，觉得这么好的同志已经够教授水平，评不上他不仅影响他本人的积极性，也对学院的教学工作不利。次年，学院把他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员报到上级，希望提前评为教授。结果如愿以偿，53岁的於志明“提前”评上了教授。
听罢於志明教授讲的这些事情，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我真的佩服他的承受能力。他有坚强的意志，他有深邃的涵养。几十年间，他跨越了很长一段光辉的里程，有些事情虽然可以被人淡忘，但是他留在征途上的脚印却永远闪着豪光。於教授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而且他给我们树立丁做人的榜样。
我将本文的题目定为《不忘跨越》，自然是对於教授的颂扬了，但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精神，我们要敢走别人和自己没走过的路，要敢做别人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特别要敢于跨越自我。於教授已经跨越了许多障碍，他还将跨越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