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过淮河变为“枳”
●天外来客与他的神话
●梦想年代的人们
●“银球”带动“地球”
●庄则栋——待到尘埃落定时
●何智丽“风波”
●同室操戈的“海外兵团”
●“狼”真的来了
●刚刚起步的职业联赛，你能走多远？
和足球不同，小小“银球”则地地道道是大英帝国的产物。翻遍中华民族的典籍，我们找不到诸如“蹴鞠”之类“乒乓球”的文字记载……这不能不让我们略有些许遗憾。因为我们称之为“国球”的乒乓球，却是我们“抱养的孩子”！
尽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没办法！和足球一样，它也是跟着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一起走进中国国门的。但是，它不像足球那样单一地由英国人带进来，而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瓜分的势力范围，有点儿四面“开花”的味道。据说，1904年，上海四马路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带回来一些乒乓球器材贩卖，并在店内作打球表演，从而揭开了中国的乒乓球运动……
【背景资料之十九】
本世纪初，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有一些外国人在他们控制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里，和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极少数中国人时常开展这项娱乐活动。以后，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一些教会学校也开展了这项乒乓球运动。
在上海，1916年，基督教青年会已有了乒乓球活动点。1918年上海市成立了全市乒乓球联合会并举行了全上海市公开团体经赛。此后直到1930年间，各种乒乓球竞赛接连不断。而且，许多杯赛是由乒乓球团体发起的，奖品由机关或商店捐赠，许多单位为了参与比赛，都组织了乒乓球队。
广州市的乒乓球活动起始于1918年前后，它在体育教师的指导下，首先在小学中开展的。直到1926年，广州市才有了正式的乒乓球比赛。并在1935年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首次将乒乓球列为正式比赛的项目。
不无讽剌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割据的地点不同，也把他们最初的乒乓球风格植入了那个地区。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地的乒乓球运动主要接受日本人的直握球拍打法，而广州、香港等地则接受了英国人的横握球拍打法。这本来是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势力格局，不成想，竟成了后来我国乒乓球运动具有多种握拍打法的历史源头。
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小小的乒乓球为什么一进入中国后，竟让那么多人迷上了它？翻烂那个时代的历史资料，我们找不到它与足球进入中国时的相同境遇……没有人指责那些打乒乓球的人是吃饱了撑的，就连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们也不时地参与这项运动。为什么中国人对这项外来文化情有独钟，而对足球、排球、蓝球的接受却要经历那么漫长时间的磨合呢？除了经济原因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有足够的场地发展那些大球类的体育运动外，是不是乒乓球自身的特点与中国人乃至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点有关呢？
我想是的！
首先，乒乓球同中国人善踢的“毽子”一样，属于技巧型的体育竞技活动，适合中国人的玩。其次，打乒乓球时发出的“乒乓”声，有点类似音乐旋律的味道，符合中国人“琴棋书画”的品位要求。再者，它不像足球那样充满着“血腥搏杀”的身体对抗，而是与中国“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义”有某种一致性……因此，我们说，外来文化的乒乓球之所以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不是偶然的！其实，大凡是文化间的融合，无不与本土文化有着某种共性。譬如：佛教。佛教中倡导的“空无”与中国“道家文化”中所谓“大音稀声”和“大象无形”之说，有点儿沾亲带故，所以它一进入中国，很快被老百姓所接受。相反，基督教在我国传播了很多年，始终形成了不了应有的气候。因为“基督”自创世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血腥味，它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倡导的精神相悖离……足球有很浓重的“基督”文化色彩的成份，而乒乓球则没有。如果单纯地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讲，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还有他们的后裔们为什么狂热足球，而中国人却喜欢上了英国人的乒乓球的真正原因所在。
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如果拿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乒乓球运动，确实有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那时英国人带入的乒乓球运动很简单——以挡球为主，用的是木制球拍，击球的速度较慢。显然，这项运动不能满足英国人文化性格的需要。相反，这种“礼尚往来”的你推我挡式的游戏，却满足了中国人乃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民的喜好。很快，乒乓球运动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背景资料之二十】
自上海、广州等地的乒乓球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其他地方的乒乓球运动也进一步普及起来。1927年，香港成立了乒乓球联合会；1931年，天津第一次举办了全市乒乓球比赛。同时，他们还经常与北京已经出现的一些实力较强的乒乓球队举行友谊比赛；1936年，整个华北地区成立了华北乒乓球会。此外，青岛、济南等华北地区的一些中等城市也相继组织过规模较大的乒乓球比赛。
1935年，旧中国第六届全运会还将乒乓球列入表演赛；1937年，我国乒乓球运动员首次同欧洲选手进行交流……抗日战争胜利后，乒乓球运动有了一定发展，除了一些大城市成立了乒乓协会，并不断进行定期比赛外，有的城市还在市中心建有营业性质的乒乓室……
与中国开展的乒乓球运动相比，发明这项运动的大英帝国，差不多把它给忘记了。若干年以后，当中国运动员出现在世乒赛场，并站在最高一级的领奖台上的时候；当大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和欧洲人还用他们古老的方式接中国人发球时，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小小的乒乓球怎么突然不听使唤了？
于是，英国的汉学家们打开了中国的典籍，查找因由。终于他们发现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晏子的家伙说过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话。于是，大鼻子们恍然顿悟：哦，原来小小乒乓球到中国以后才变得不听俺们英国人的话了！
对于英国人来讲，长在他乡的乒乓球终于让他们尝到了苦头。但对于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建国后的8年来，小小的乒乓球经过我们的“改良”已经成为“优质产品”而享誉世界。根据一项统计资表明：截止1989年，我国运动员在这个领域里已经获得了65个世界冠军。此后的十年间，我们凭记忆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大概共获得世界冠军也不下30多个。这就是说，建国以来，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已经逾百，且，继续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这个近乎神话般的数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乒乓球队都无法企及的！难怪中国人把它昵称为“国球”，难怪世界上把中国称之为“乒乓王国”……
是什么魔力让小小银球在中国人手里创造出如此的辉煌呢？现在，让我们打开历史扉页，一同走近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接近那些曾经创造过神话的英雄人物。
第一个朝我们走来的人是容国团。
关于容国团，前面我们曾只言片语地谈到过他。但是，那点零零散散的文字，是无法让我们面对第一个为大中国夺得世界冠军的英雄……就在此时，我们仿佛看见了他，从世界的另一端朝我们走来……是的，他死了。死在那个倒霉的1968年。对于今天的读者和我们，无法用话筒和现代通迅设施录下他当年夺取世界冠军的感受。他是第一个经见了风雨，又见到彩虹的人。然而，他多像那道雨后的彩虹呀，绚丽了一下，又消逝了。他留给世间的，留给今天我们的，是一个不解的谜……
我们无法找回那个失去的时代。
在写这章《尴尬的“国球”》时，面对寻找那个失去的时代和失去的人，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尴尬”一词的含义。此刻，我强烈地感受到没有比要写一个只剩下符号式的人物更令人尴尬的事了。在满大街花花绿绿的书店里，臭狗屎一样的中国足球明星们的传记比比皆是……但是，我们找不一本有关介绍容国团的书。而另一些发黄的书籍里，向我们讲述的容国团，几乎和我的脑子里装有他的信息，差不多。当我无数次踟躅在各大图书馆门前始终得不到有关他的一份详备资料时，我发誓要放弃这个人物的写作。但几乎是同时，我又否定了我誓言。我知道，我无法绕开他。写中国乒乓球怎么能不写第一个夺得乒乓球冠军的人呢？
面对一位已经故去的英雄。
面对自己要写的是一本属于纪实类文体的书。
无法采访又没有资料更不能不写……我已经搞不清是我在尴尬还是“国球”在尴尬？但是，我还是要写的，我要凭我脑子里和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的资料介绍，写我笔下的容国团，写我理解的容国团，写我心中装着的那个容国团……尽管这是一次冒险的写作行动。
【背景资料之二十一】
容国团，男，1938年生于香港，打小就在香港鱼行当童工。1958年，他从出生地香港回到内地。1959年，年仅21岁的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中，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镌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从此，开创了我国乒乓球繁荣昌盛的一页。
1961年在第26届世乒赛中，容国团又和队友一起为中国队夺得了团体冠军立下战功。
“人生能有几次搏”。这是容国团留下的一句名言。在他年轻的运动生涯中，就是凭着这股子“搏”劲，为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动笔之初，我意外地发现一份有关容国团的个人简介。于是，我数了数，共计234个字。对于一位世界冠军来说，234个字就把他给打发了……世界上还有那种文字能够做到像中国汉字这样简练呢？它既没有提到容国团何年何月师从何人开始他的乒乓球生涯，也没有讲到容国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回国效力的，甚至连容国团出生的具体月份都没有注明……
关于1958年以前的容国团，我们一片模糊。他仿佛是星外的来客，一下就来到了内地，投身到火热而又革命的乒乓球大熔炉之中。我们和那个时代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在1957年战胜过刚刚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荻村。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到祖国大陆的？是否与1952年回内地的傅其芳教练有关呢？他是不是也像昨天的深圳村人那样，在一个黑色的夜晚，乘着一条小舟偷渡到祖国大陆的？
这一点，聪明的读者可以想象。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可能以正常的渠道像我们日常调动那样，从香港调回内地的。有关他的1958年以前的档案空白，足以说明我们的猜测有一定道理的。虽然历史不相信猜测，但是历史也从来不拒绝猜测。有谁对司马迁写的《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我们今天津津乐道那个时代的历史不就是仅凭司马迁对那个人物在那个场合下的猜测吗？
老实说，在决定写容国团之前，我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见过。但我脑子里却顽固地认为：他是一个精瘦黧黑个头不高易冲动爱幻想敢说敢做敢为同时也是一个脆弱天真的人……如果他没有爱幻想又天真的性格，他就不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月回到正在“大跃进”的内地；如果他不具备敢说敢做敢为的性格，他不可能刚一回国就大胆地说自己要在三年之内夺取世界冠军；如果没有脆弱的一面，他也不可能在1968年那场劫难中选择了自杀……
似乎多重性格的容国团，注定了他有多舛的命运。
于是，容国团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诞生了。
1958年，容国团不辱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从英帝国主义殖民地地区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是一个政治突出的年代，容国团的此举，必然被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像十年前黄阿原回大陆一样，各大报纸纷纷对这一事件做了报道。由于容国团曾打败过世界冠军荻村，他没有像其它运动员那样经过层层筛选，而是直接进入中国乒乓球队。和黄阿原获得执导1984年春节晚会的殊荣一样，容国团回国后，很快被当做主力队员加以培养。可以想象：打小就在鱼行里打工受气的容国团，此时的境遇，不啻有一种翻身的农奴把歌唱的感觉。为了报答祖国人民对他的厚爱，回国后不久，容国团向组织上递交一份决心书，并在那份决心书里写道：“我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看过这份决心书的乒乓球队领导，无不对他的誓言表示摇头。须知，那时的中国乒乓，在世界大赛上过不了前三轮，而他一下提出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这不能不让谨慎惯了的中国人，有一种痴人说梦的感觉。最糟糕的是，一些人背地里开始挖苦他，说他“吹牛”。为了帮助容国团更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乒乓球队的领导找他谈心。在充份肯定他为祖国争光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婉转地忠告他：“三年，是不是太急了点？”可是，容国团斩钉截铁地说：“为国争光，匹夫有责，只有公开目标，才能取得各方面的监督，不荒废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