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锳
在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的精心组织下，经过编撰者十年的艰苦努力，《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终于在1996年杀青面世了。这部书目共计三十多万字，只印了500册，且属内部发行。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项弘扬贵州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它的竣工，对进一步发展贵州当代文化，振兴贵州，提高并增强贵州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都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共收书1154种，囊括了贵州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民院图书馆、贵州师大图书馆、遵义市图书馆六馆收藏的全部贵州地方古旧文献。据卷首的序言和凡例，这些文献大约包括以下几类：黔籍人士的著述；宦黔人士有关贵州的著作；外省人士撰写的有关贵州的著作；贵州地方出版物。至于图书的出版和流传形式，则有：1840年以前的古籍刻本；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各个时期的抄本、稿本；建国后依据各个时期的原始刻本复制油印、复印、晒印的古籍线装书。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载籍浩繁。据统计，虽经历代兵燹和其他自然灾害，流传至今的古籍仅汉文便在十万种以上。贵州建省较晚，加之自然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文化比较落后。但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贵州各族人民，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两千年来涌现了不少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学术上优秀的历史人物，也流传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令人遗憾的是，这批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许多有价值的善本、抄本甚至珍本古籍，或深藏于图书馆，鲜为人知，或流传在社会上，濒于湮没。以至贵州的历史文化不仅省外人氏知者寥寥，就是长期生活在贵州的人也不甚了了”。
中共中央领导历来重视批判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八十年代初便发出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和通知。许多省市闻风而动，至今已取得可喜的成果。贵州虽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兄弟省市相比，还是落后了一大截。现在的任务是奋起直追，把整理和研究本省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上议事日程。要整理和研究这份珍贵遗产，第一步的工作当然是摸清家底，编制书目。《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应运而生的。在这部书目问世之前，由李独清先生编撰的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曾对贵州古籍文献做过一次系统全面的清理，搜集了相当丰富的材料。不过，《艺文志》成书于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体例与内容已难于适应当代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笔者前数年曾涉足贵州地方古籍的整理，参考过《贵州通志？艺文志》，受益不少，但遗憾处也不少；与《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两相对照，觉得《提要目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于内容和体例上都作了较大的改进，可以当得起“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两句评语。
第一，从收录的数量看，《贵州通志？艺文志》收书1628种（据黄永堂点校本的统计为1966部，但笔者逐卷逐类复核，实得此数），比《提要目录》多出474部。不过《贵州通志？艺文志》“无论其书存佚，尽列其名，若为前志及他书著录者，则摘原书之名于下”（序言），所以仅有目无书的情况不少，估计在一半以上；《提要目录》则按六馆所藏据实登录，且每书之下注明收藏之馆，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方便不少。在收录的时限上，《艺文志》主要收录清代以前著作，“入民国者间亦收录，但不录生存，史例如是”。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当时的生存者也已作古，《提要目录》将民国时期的黔人著述与地方文献悉数收录，也是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又黎庶昌与杨守敬搜集刊刻的《古逸丛书》，使不少亡佚海外的珍本秘籍得以还归故土，当时即震动海内，饮誉士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提要目录》吸收《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经验，增收“丛书”一类，详列子目和书名，也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和使用价值。
第二，传统书目按其内容和作用划分，约有三类：一是单纯书目，仅著录书名和作者及其时代，如各史《艺文志》是；二是辑录体书目，系采摭有关资料如序跋与他书评论略加编排而成，最早出现者当推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三是解题式书目，编撰者不仅要搜集材料而且要根据全书体例对材料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并指出该书内容的得失和价值所在，如西汉刘向所撰《叙录》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类书目虽各有其特定用途，但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来说，它们的排列顺序恰恰应当颠倒过来。《贵州通志？艺文志》部分条目属第一类，部分条目属第二类。其第二类条目虽有材料富赡的优点，但有类资料长编，缺乏熔裁和提炼的功夫，且造成全书条目详略之比相差过大。如卷三傅寿彤之《古音类表》，全录该书自序即达三千字，又录何绍基序、黄国瑾跋、聂树凯跋亦近三千字，而相当部分条目仅具书名撰人或略加按语，往往只有二三十字。《提要目录》所有条目则基本上属于第三类，每条之下大都能提要钩玄，并作出较为平实公允的评价。如第37页吴道安编《郑子尹先生年谱》一目下云：“赵凯、钱大成、凌惕安、姚大荣等人均编有郑子尹年谱。吴道安自求学时开始，历二十余年始成是编，曾四易其稿，被认为排比精严，精审过于姚、凌、赵、钱诸编。”寥寥数语，却为有意研究郑珍生平者指引了读书门径。
第三，在著录的体例上，《贵州通志？艺文志》基本不著录图书样式（刻本、印本、抄本）及版本源流。如卷三“小学类”《说文逸字》一目下云：“《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郑珍撰。”其后便照录自序、刘书年序、莫友芝序、郑知同后序，共占点校本六页半的篇幅约五千字。《提要目录》第八页该条则云：“《说文逸字》二卷，附郑知同附录一卷。（清）郑珍著。——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省政府据前溪吴鼎昌初印本翻刻《巢经巢全集》本。——二册（1358——此为收藏馆之代号，引者）”其后便对《说文》及《逸字》的来历作简要介绍：“许慎《说文》，古今学者为之研究极多，然失误者亦不少，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曰逸字，二曰伪字，三曰误字误注。段玉裁考证误字误注之大部，而是书则考出165逸字，另将郑知同附考300字收入，以明《说文逸字》所以不录之故，咸丰八年（1858）成书，书前有刘书年、独山莫友芝序各一篇，书末附郑知同《说文逸字附录》。”按，这里对该书的版本著录尚不完全，但于寥寥三百字中，却给读者提供了较多的信息。
第四，在全书的编排上，《提要目录》于每条之前冠以序号，后附“书目笔画索引”，大大方便了读者检索。“后记”中列出“撰稿者条目号码”，以示文责自负之意，也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以上将《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与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就某些方面作了比较，这里并没有苛责前贤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已。且“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提要目录》也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修订时再加斟酌。一是有的书目失收，如任璇《桃花缘传奇》。《贵州古籍集粹》已予收录并出版问世，六馆中不可能没有收藏。二是版本著录往往不全，如郑珍的几种著作，本书目所列比黄万机所撰《郑珍评传》要少。三是编排体例上作者往往是前见后而不是后见前，也给读者造成某些不便；另同一部《说文逸字》却分为0043和0045两条，使人也不明其所以然。四是除了书末“勘误表”已经列举的排印错误之外，仅笔者随手翻检所得便有：21页左栏倒7行“雅淡”恐是“雅谈”之误，57页右栏倒11行“发启”当是“发起”之误，又同页右栏《营造法式》作者李诫之卒年“110”显系“1110”之误，58页0336条“龙方育”与“龙万育”前后互见，二者必有一误。另77页左栏《镇远府志》条下云：“明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二有《镇阳风土记》，又不止是排印问题了。”按钱氏为著名的乾嘉学者（1728-1804），乾隆十九年进士，《元史？艺文志》正是他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