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
尹珍从家乡毋敛坝前往中原洛阳求学路线，因史载遗迹不多，一直无法定论，直接记载尹珍事迹的，仅《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有研究学者认为：一是从古毋敛坝（新州）南下南海郡（番禺），再乘船北上；二是北出南川至巴郡（重庆），经长江向京师洛阳。笔者认为，尹珍走这两条线路的可能性都不大，也不会后来从家乡就近向东前往武陵郡师事应奉，而是选择走北方经长安到京师洛阳的的可能性最大。
南下艰险 路途遥远
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郴州），下湟水（连州连江）；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即四路大军分别从桂阳（郴州）经连江，豫章（南昌）经吉安、赣州、翁源，零陵（永州）经梧州，巴蜀夜郎（贵阳）经北盘江攻打广州，只巴蜀夜郎这之部队行军最慢，还没有到达广州，其他部队就已先期攻下广州，于是巴蜀夜郎兵返回攻且兰。从地图上看，从南昌到广州和夜郎到广州路程差不多，说明夜郎到广州的交通艰难得多。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址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十八年（44），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郴州）、零陵、苍梧（梧州）兵万余人讨之。”从地图上看，交趾在以上四郡的东北方，而巴郡、益州郡、为郡、牂柯郡在交趾的北方，这北方四个郡中有的郡比如牂柯郡到交趾郡的距离比东北方四个郡中长沙郡到交趾郡的距离明显要近得多，但为什么不伐北方四郡的兵呢？很明显也是北方四郡到交趾没有较好的交通条件，或无驿道官道，只能从东北方四郡发兵，那里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和官道。
牂柯郡南下是没有开通驿道或官道的，道路异常艰险，可以说是原始密林，野兽出没，崇山阻隔，人烟罕至，即使是商贾想必也要结队带上武装才敢于成行。尹珍有如此条件吗？
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但细细分析，当时牂柯郡豪族派遣使团从南走，是基于北上道路被公孙述据蜀时阻断不通，迫不得已冒险走这条道路。而尹珍前往中原求学时，东汉建国几十年，巴蜀已归于统一。又加之南海郡到洛阳7100里，比牂柯郡到洛阳5700里多1400里，尹珍如果选择从南下经南海郡走，还要增加从牂柯郡到南海郡的里程，尹珍不可能舍近求远。
东无交通蛮叛频繁
秦汉时期的交通记载，连接西南夷牂柯一带的交通有五尺道、南夷道等，这些交通主要与西北方巴郡、益州郡、犍为郡直至蜀郡相连往来，而与牂柯东面毗邻的武陵郡没有国家交通道路记载，也没有民间人员往来遗籍，即使是军事上也只有一次楚庄从沅水伐夜郎的行军记录，其他就没有了。
这一带就是现在的黔东、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地势复杂，山多林深，沟堑纵横，北面又是武陵大山脉，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尹珍一个外地人，敢经过那里吗？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从光武中兴到灵帝中平三年的一百三十九年时间里，武陵蛮夷反叛至少达二十年之久，记载如下：
1.建武二十三年（47），武陵蛮精夫（即渠帅首领）相单程等占据险隘，寇掠郡县。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由沅水入武溪攻讨，刘因轻敌深入险境，被相单程待据险袭击全军覆灭。第二年相单程等乘胜进攻临沅（今湖南省常德市），光武帝刘秀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迎击，未能取胜。建武二十五年（49）春天，又派伏波将军马援等人率兵四万余人征讨。三月，马援等在临沅大破武陵蛮，斩获二千余人。同年夏天，马援死于军。十月，相单程等因饥困乞降，谒者宗均受降后，并置吏司严加管理，群蛮平息。
2.肃宗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
3.三年（78）冬，溇中蛮覃兒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79）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80）春，覃兒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兒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4.和帝永元四年（92）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
5.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116）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6.顺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137）春，蛮两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两千石，赐钱二十万。
7.桓帝元嘉元年（151）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153），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8.永寿三年（157）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160）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186），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如此频繁的反叛征讨战争，尹珍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就近向东穿越蛮反地区前往武陵的。
那么除了南下和东进的可能性不大外，尹珍前往洛阳只能从北面走，这里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一是从巴郡（重庆）经长江北上洛阳；二是沿巴蜀到长安的道路去洛阳。尹珍会选择哪一条线路呢？
第一，查《宋书？志第二十八？州郡四》，“巴郡太守（治江州，今重庆）……去州内水一千八百，陆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宋书？志第二十七？州郡三》，“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此后遂治江陵。……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重庆经荆州至京都（建康，今南京）长江水路6000里，荆州去京都（建康，今南京）长江水路3380里，由此可知重庆至荆州水路为（6000-3380）2620里。
再查《后汉书？郡国志》：南郡（荆州）至洛阳1500里。
由此计算出，重庆经水路长江东到荆州，再经陆路北上洛阳为（1500+2620）4120里。
第二，查《后汉书？郡国志》：巴郡（重庆）至洛阳3700里。这是向北经长安陆路。
由以上分析比较得出，从重庆出发到京都洛阳，有两条线路：向东经长江水路和向北经长安陆路可知，水路比陆路多420里。
因此，尹珍如果选择经长江水路，要比陆路远几百里，还有经过长江三峡的水运是否普及到民间往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尹珍的选择。
大家知道，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也是由北向南，像子午道、金牛道、五尺道、南夷道等连接西南地区与北方的道路也是由朝廷组织修建的，通向北方的交通要比其他地方成熟得多。综合以上四条线路对比分析，尹珍北上中原求学路线，在考虑人身安全、交通条件（大多为国家修建的驿道）等因素下，选择走北方经长安到京师洛阳的的可能性最大。具体线路为：从家乡毋敛坝出发，先到鄨县（遵义），再走平夷县（毕节）连接僰道县（宜宾）的南夷道，过江水（长江）北出达汉安县（内江）后沿沱江流域而上，经资中县（资阳）、牛鞞县（简阳）后再走陆路到蜀郡，从出蜀古道过广汉郡（广汉）、汉中郡，翻越子午谷经长安到京都洛阳。即：
毋敛坝（新州）→鄨县（遵义）→平夷县（毕节）→僰道县（宜宾）→汉安县（内江）→资中县（资阳）→牛鞞（简阳）→蜀郡（成都）→广汉郡（广汉）→汉中郡→长安→洛阳。
全长行程约六千里，历时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