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梵净山位于黔东印江、江口、松桃三县边境，方圆六七百里，最高峰2572米，是武陵主峰。梵净山位于武陵五溪腹地，自古就是联结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的咽喉之地，各民族在此交流融合，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人文景观，是佛教文化、土司文化、傩文化、巫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多元一体、和谐共荣的历史名胜之地，在贵州旅游开发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价值。本文仅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来展开论述，并提出几条建议。
一、梵净山佛教历史源远流长
梵净山佛教的正式传入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初年。北宋乾德三年（965），在梵净山西侧的思邛江县兴建了该地区明确可考的第一座寺庙——西岩寺。该寺历经千年，至民国时期衰落，“文革”时期最终拆毁。西岩寺是贵州最著名的千年古寺之一，是为梵净佛教的祖庭。
降至元代，梵净山以东兴建了黔东重要寺庙——正觉寺。《铜仁府志》载：“正觉寺，在府治东门内。元时渔者得三铜人，建寺以供之，今毁。铜人移供观音阁，尚存。”至明朝初年，梵净山以北又新建了该地区第一座“天”字号寺庙——天马寺。（万历）《天马寺钟铭文》载：“传始祖宗安和尚，号自然。”道光《天马寺碑》载：“始祖宗安和尚，号自然，于洪武年间得创天马寺；荒田一段，周围老山一副，册载额粮一斗四升。”明洪武年间，在西岩寺以东的印江河缝观音洞又兴建了江头寺。
由上述考证可知，在宋、元、明初共四百年间，梵净山地区已经修建了西岩寺、正觉寺、天马寺、江头寺四大古寺，说明佛教在该地区有持续而良好的发展。故明代碑刻称梵净山为“古迹名山”、“古佛道场”。明代该山因梵刹林立，是“梵天净土”，故正式得名“梵净山”。梵净山作为一座千年佛教名山，确实名不虚传。
明初，梵净山地区思南、思州田氏土司因争夺朱砂矿坑而仇杀。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将两土司所辖三十九长官地方改设为八府、四州，另置贵州布政司统辖，于是贵州正式建省，成为中国第十三个行省。梵净山环山建有五府：思南、乌罗、铜仁、思州、石阡，梵净山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宣德年间，梵净山因盛产朱砂和金矿，明王朝派工部官员吴邦佐坐镇开采。
明初梵净山地区的改土归流，特别是朝廷军队和流官对当地土家、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激起了梵净山地区少数民族一系列反抗和武装起义，其中松桃龙许保、吴黑苗领导的嘉靖年间的苗民起义，是贵州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起义。龙许保义军建立苗王城，并联络湖南苗族义军，进攻黔东、湘西、川东三省边界各府、州、县。明王朝先后派右都御史、兵部侍郎万镗，以及都御使、三省总督张岳率领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十万官军围攻，前后历经二十余年，才最终平定龙许保苗民起义。
龙许保起义被平定后，明王朝对梵净山地区改变策略，一是移贵州总兵驻防铜仁，以全省军力加强对梵净山少数民族的军事高压态势；二是将“围剿”改为“围困”，在梵净山以东“生苗”地区修建“边墙”，是为著名的“南方长城”；三是加强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开始了嘉靖、隆庆至万历中叶的梵净山第一次佛教重建活动，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此间，除修复西岩寺、天马寺等四大古寺外，还新建了孝慈寺（在合水）、回龙寺（在木黄）、天庆寺（在木黄）、天池寺（即护国寺、在大园子）。此外，还重修扩建了金顶古茶殿（即承恩茶）、释迦殿、弥勒殿、三清殿等。金顶《院道摩崖》（万历元年，1573）、天马寺铁钟（万历元年）、护国寺石雕菩萨（万历三年，1575）、《剪刀峡摩崖》（万历十六年，1588）、河缝观音洞摩崖（即江头寺，万历二十四年，1596）等，都是梵净山第一次重建时珍贵的第一手文物史料和历史见证。
万历二十七年(1599)，遵义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是为明代末期中国最大的土司叛乱。播州之乱祸及梵净，《敕赐碑》称：“既自播乱之后，往来朝者见人稀，非复旧盛。”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王朝命四川总督兼巡抚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蜀将刘键等调三省二十四万官军，分八路进剿播州，杨应龙退守海龙囤，最后自焚而亡，播州之乱平定。播州之乱引起梵净山地区苗民乘机再次起义。《明史》载：“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多，苗仲所在为寇。”贵州巡抚郭子章、张鹤鸣调官军五千、士兵五千分两路到梵净山地区镇压水硍山苗民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06），水硍山苗民起义被平定。
播州之乱和水硍山苗民被镇压后，梵净山开始进行第二次重建活动。主持重建者为著名高僧妙玄和尚及其弟子圆通和尚。妙玄和尚系万历皇帝之国舅，因喜好佛教而隐居梵净，被地方官员察觉而上奏朝廷，万历皇帝于是敕封妙玄为钦命僧，并下令重建梵净山。“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麓”，“已而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帝追尺一为建刹，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结束，斯时庙宇辉煌，梵呗暄和。计此次重建了五寺、一洞、六殿，其中金顶古茶殿被敕封为“敕赐圣旨承恩寺”，又称为“金顶正殿”，寺内供奉“当今皇帝万万岁”牌位一方。一洞、六殿分布正殿左右，世称“脚庵”。此外，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四大从林。”“金顶正殿”和“四大丛林”都带有“天”、“恩”字样，以示明朝天子的浩荡皇恩。此次重建，因惠沾皇家威严的神圣色彩，故梵净山名播于天下，香火盛极一时。《敕赐碑》载：“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烦顾于道府。”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撰《敕赐碑》，立于老金顶悬崖下之通明殿旁。妙玄为尊为“重辟之祖”，赐有镇山之印，统辖全山朝拜事宜。文人雅士登临游览，梵净山佛教极一时之盛。
降至明末清初，梵净山先后成为南明抗清斗争的根据地和吴三桂叛乱占据的重镇之一。南明相国、抗清名臣吕大临就曾在梵净山一带活动，并在松桃水月庵题写摩崖。此外，南明石阡推官谢国梗抗清失败后，就隐居于梵净山，自号“天台逸人”，时值梵净山少数民族起义，迁居印江。谢国梗有黄庭羡门之术，又通制艺，小楷亦为名家，印江周国栋等拜于门下，为其著名弟子，终成印江名士。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其叛军一部占据梵净山，周围府、州、县及土司均遭蹂躏。康熙十三年（1673），郎溪土司第十世正长官田养民的清敕封世袭印信号纸被吴三桂叛乱动劫夺烧毁。康熙帝派清军分路进攻，吴三桂及其子吴世蕃败亡，吴三桂之乱平定。
为了加强对梵净山的控制，清政府一方面继续修建梵净山以东的“边墙”，另一方面加强佛教对土家、苗族的教化作用。金顶摩崖明确记载了康熙赐封梵净山的史实：“自我朝敕封以来，尤称黔中之佳景也。”在印江天庆寺，保留下来的《大清康熙帝敕封天庆寺皇庵文》是继明万历四十六年《敕赐碑》之后梵净山地区又一皇家敕赐文的文字证据，这是长久梦寐以求却不知何处找寻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与梵净山金顶摩崖相互印证，说明康熙对梵净山敕封加冕的真实性。明万历皇帝、清康熙皇帝对梵净山的两次敕赐加冕，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篇幅限制，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形成另有专文考证，此不赘述。
二、梵净山佛教文化丰富深厚
梵净山作为贵州乃至西南的佛教名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佛教文化。
第一，古代寺庙群星罗棋布。梵净山古代寺庙群有“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之称，实际远不至此数。梵净山寺庙群往往沿朝山古道而形成，如在西朝山道就形成了五里一寺，十里一庙的古寺庙群及其文化景观：印江县城（西岩古寺、龙津寺）—河缝（观音洞、江头寺）—郎溪司（回龙寺、打儿洞）—合水场（孝慈寺）—永义乡（紫薇神树）—张家坝（镇江寺）—团龙村（古茶树王、梵净贡茶）—苏家坡（地母庙）—大园子村（护国寺、钟灵寺、山王庙）—棉絮岭（拜佛台、剪刀峡）—滴水岩（叫化洞、接引殿、通明殿、报恩寺、敕赐碑）—老金顶（玉皇殿、三清殿）—上茶殿（九皇洞、九皇殿、敕赐圣旨承恩寺、祖师塔、脉源宗谱碑）—下茶殿（镇国寺）—新金顶（天梯、天桥、观音殿、释迦殿、弥勒殿）等。五大朝山古道最后汇集于朝拜地金顶，金顶成为寺庙群最集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