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沿河县志》载：“民国25年（1936），地方教育行政会议主张统筹统支，将各乡原有之场捐、渡捐、称捐、庙产、祠产、族产等私有筹集之款项一律收归县有，由地方财务委员会负责保管，各项年需经费则纯由县政府令饬（通敕）财务委员会负责支出，此所以有三十二年（1943）之通盘一律通筹之新计划也。”在教育复兴之时，全县各乡庙产、祠产受到严重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沿河境内将寺庙设为学校的有40多处。民国《沿河县志》记载的有：沿河中学（屏峰寺）、官立高等小学堂二（万寿宫）、县立第一初等小学（西岸陕西会馆）、县立第二两等小学（玄天宫）、县立第一女校（川主庙）、县立第二初等小学（南将军祠，后迁东岳庙）、县立第三初等小学（小景中央寺）、县立第五小学（官舟田氏宗祠）、县立第六初等小学（水田坝玉皇阁）、县立第七初等小学（谯家铺禹王宫）、县立第八初等小学（符家寨符氏宗祠）、县立第九初等小学（沙子场万寿宫）、县立第十初等小学（板场龙台寺）、县立第十一初等小学（思渠泗王庙）、县立第十二初等小学（土地坳田氏宗祠）、西二区区立第一国民小学（官舟三圣宫）、西四区区立第一国民小学（泉口司莲花寺）、南二区区立第三国民小学（枫香溪黄氏宗祠）、和平镇中心学校（陕西会馆）、黑獭乡中心学校（初设田氏宗祠，后迁回龙寺）、隘口乡中心学校（1930年迁青龙寺）、甘溪乡中心学校（甘溪乡桂林寺）、中界乡中心学校（中界天缘寺）、夹石乡中心学校（夹石万寿宫）、塘坝乡中心小学（塘坝禹王宫）、私立竹溪初级小学（竹溪永兴寺）、私立蕉溪初等小学（县东芭蕉溪邹氏祖祠）、沙子乡第八保国民学校（坝坨杨氏宗祠）、黑獭乡第六保国民小学（天宫庙）、淇滩乡第一保国民学校（兴儒庙）、板场乡第十保国民学校（回龙寺）、妙坝乡第三四五保联立国民学校（大寺堂）、官庄乡第十保国民小学（观音寺）、七格乡第十一保国民学校（庙丫寺）等。
除此之外大量寺庙还被政府、军队所占用。在沿河县城，1941年沿河司法处设朝阳观；城隍庙和巧圣宫为县三青团团部、县保警大队住址，里面的神像全部被销毁；1939年沿河县民众教育馆设于川主庙，第二年国民党县党部设川主庙，民众教育馆迁水浒庙；1942年在火神庙设图书馆；1941年改武庙为粮仓；1941年在金仙寺置城关区田赋粮食嵇征处；黑神庙最初被设为学校，后成为驻军所用，1933年遭火毁，其址于1944年被田景万占为私有，修三楼的砖房一幢。此外，沿河下设的大部分乡（镇）公所都由寺庙改修。如和平镇（报恩寺）、沙子乡（关帝庙）、隘口乡（张氏宗祠）、黑獭乡（田氏宗祠）、晓景乡（万寿宫）、夹石乡（鲁班庙）、板场乡（冉氏宗祠）、思渠乡（万寿宫）、隘门乡（隘门寺）。被占寺庙内的大量神像、佛像、菩萨、罗汉、法器遭到严重毁坏。
民国四年(1915)，县内成立中国佛教会贵州省沿河县支会，以理事会主持会务工作，并设监事会。会址在县城西岸碧霞宫(今一完小)，该宫和尚释祯祥任理事长。佛教支会隶属中国佛教会和贵州省佛教会领导。理事会设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候补理事；监事会设监事长、常务监事、候补监事；理监事会设文书、会计。信徒中的社会名流，党政要员被吸收为委员。会员中僧尼称“出家会员”，不是僧尼的称“在家会员”。民国二十三年(1934)，会址迁至县城东山东岳庙(今二完小)，改选释圣祥(女僧)任理事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沿河县第二两等小学校，设于此庙，佛教支会迁至泗王庙(今二完小低年级和幼儿班校舍)直至新中国成立。
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全县的佛道教务和寺庙、僧尼道徒以及调解教内纠纷。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召开一次各寺庙当家和尚和居士负责人参加的常年会议，商议教务，同时讲解佛经佛法，有时邀请外地的游方和尚或邻县的长老到会讲经说法。佛教支会的经费开支由各寺庙每年缴常年费，支会内设医务室一个，佛学图书馆一个，专供会员研究佛学之用。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三军在黔东特区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问题作出如下规定：主张信教自由，“凡信神的、不信神的、信教的、不信教的，均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不得相互歧视；“教堂的粮食财产不没收”；“和尚、道士、尼姑、端公、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等，本人是以宗教为职吃饭的不得分配土地，如果是以宗教为副，以耕田为主，可以分得土地”；宗教、神职人员的家属，如果不靠上述职业为生，而是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富农的，仍按照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富农的地位分配土地。由于红三军在黔东特区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堂和教民的政策，消除了宗教人士的顾虑，实现了红军与宗教界的联合，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拥护，他们在发动教民参加苏维埃革命，加强教民和非教民的团结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现代，宗教政策对沿河佛教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寺庙进行调查统计：第一区(含县城)34座，有和尚、尼姑46人；第二区8座，僧尼3人；第三区五座，男僧3人，尼姑2人；第四区4座，男僧5人，尼姑5人；第五区11座，男女僧尼25人；第六区21座，男僧15人，女僧13人；第七区11座，僧尼7人；第八区5座，僧尼4人；第九区9座，男女僧尼12人；第十区8座，男女僧尼15人。共计寺庙116座，僧尼155人。僧尼多数靠在庙会中承接香火、供品、代人祈福为生。
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条规定，政府依法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长期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二十一条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
民国时期，由于僧尼中通晓经典的人很少，传播形式转为信徒父子、母子口头相授，自传自信，参加诵经拜佛，超度亡魂。出家者多数是被生活所迫，家境贫困或从小就是孤儿。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土地改革，僧尼跟常人一样分得了土地，纷纷还俗。由于很少有人出家，原有僧尼年老去世，后继无人，1990年统计，全县仅有僧尼4人，年龄大都在八十岁以上。2008年，天柱人罗孝文（法名释祖法）来到天缘寺任住持。
沿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国民党时期占用的寺庙作为办公、教育用地，对大量的祠堂、庙宇、寺院没有进行保护和修复。由于大量僧尼还俗，许多寺庙长期无人看管，最终导致破败而倒塌。大多数地方干部和群众没有文化，错把佛教当作封建迷信而加以抵制，给僧尼乱扣“牛鬼蛇神”的帽子。在大炼钢铁时，大量宗教法器被当作废旧物品处理。
“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党的宗教政策，寺观教堂被封闭或占用，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文物古迹被破坏，宗教书籍、物品被焚烧，僧尼被批斗，信教群众受冲击，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原金仙寺内两尊千年铜佛被作为“四旧”被搬到搬运社门，后被人“尸解”换成三千元钱。
在大量寺庙被破坏的同时，也有不少佛教界人士为保护寺院及文物作出努力，如钟岭山龙兴寺赵凤鸣，在“文革”期间巧妙地保存了寺内的大量文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来，随着佛教文化的复兴，信人自动集资，兴修寺庙，如在官舟由张氏族人集资修复飞龙寺，内置如来佛、弥勒、燃灯古佛、观音娘娘等神像。在县城东岸观音岩、屏峰寺、清风寺、中界天缘寺、河西洞灵山寺、钟岭山龙兴寺、谯家镇黑神庙、沙子观音寺等都有佛教活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中元节（盂兰节）、九月十九，主要信仰人士要开展诵经、办庙会等活动接待信教群众烧香进供。每个活动点都有1—2名长期住寺，主要人员4—5名。诵的经书主要有《金刚经》、《皇经》、《大部经》、《观音救苦经》、《观音保生经》等。
教务活动
佛教传播在沿河民间有其特色：一是自传自信。未设佛教会前，系由父子、母女口碑相授，既无组织又无经典。因佛教浩繁邃密，难于以通晓，僧尼中能谈经论典的甚少，故佛教信徒一般皆属家传。二是诵经礼忏，搞超度，消灾免难，谈生死轮回的佛、巫掺杂。奉佛者形成多神教的信仰者。即一般寺庙、会馆、神祠，佛教的菩萨和其他神像皆杂处一块为人供奉。
出家僧尼与在家“居士”(多为女姓)的活动各有不同特点。出家僧尼，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长年茹素，不娶不嫁，僧尼每日烧香拜佛，定期送经礼忏，以及承接香火供品，代人祈祷。较大寺庙的僧尼多诵《楞严咒》、《大悲咒》、《弥陀咒》等佛门正宗经典，小寺庙的僧尼多念《救苦经》、《保生经》、《解冤经》、《血河经》、《眼光经》等小经，为人消灾免难。僧尼有时也应人之请上门做法事，超度亡魂。
在家“居士”婚嫁自由，可荤可素，有的吃“长斋”，有的吃“花斋”，即逢年过节和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吃斋，家中设立佛堂神龛，早晚诵经膜拜。“居士”们常自愿向庙堂捐助香火油资。每逢“庙会”，“居士”相互邀约，结伴朝山拜佛，到寺庙敬神献会，烧香还愿，顶礼膜拜。
寺庙定期举行迎神赛会(庙会)，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的生日和出家道士六月十九日(得道日九月十九日)举办观音会。每年正月初一及十五日，寺庙香火最为兴旺，寺庙内盏盏神灯通宵不灭。特别是举办东岳会和城隍会更为隆重。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为东岳会期。相传东岳系泰山神，掌管人间生死祸福，故人们十分敬畏。县城东岸东岳庙，信众用檀香木雕塑东岳神像祀于庙内正殿，饰以王冠、蟒袍、玉带，两厢塑以十殿阎罗，千奇百怪，狰狞可怖。每值会期，先一日散花，接着大做法事，进香信众熙来攘往。后三日则举行“迎春”(游亭子)盛会，四乡百姓皆入城观“春”、“还愿”。出会时，以旗锣执事开道，豪绅子弟华妆丽服，骑“摆马”继之，间以彩棚笙箫细乐、锣鼓、唢呐，吹吹打打喧闹盈途。随后便是“春台”，挑选民间穷家孩童，施以精巧打扮，用帛捆扎于木柱铁桩上，装出各种折子戏中的某一姿态，用四人肩抬，让人观赏，谓之“妆春”。依次即为“顶案”，酬愿队伍、酬愿者扮成乞丐、囚犯，伪作提罐拄拐和戴纸枷纸锁、木栲铁链、狂暴凶颠等状，佝偻前行。最后是东岳神像神气十足坐在八抬彩轿中。拱卫神像、手捧果品的善男信女于香烟缭绕中肃穆缓步而行，场面极为热烈。
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为城隍会期，届时，举办祭祀城隍活动，仍按东岳会形式，将城隍“行身”用隆重仪式抬了摆队游行，日“出会”。城隍神像游到哪里，哪里的街坊住户均焚点香案虔诚迎送，叫“接城隍”、“送城隍”，祈求保佑。
除了佛教外，沿河的道教、地方巫教也掺杂佛教内容。民国时期，县内出家道士有二十多人。道士皆结发成髻、身着青色圆领道袍，脚穿白布青袜和云履青鞋，传道授徒一般都与巫教混为一体。新中国成立后，初步统计全县有道教班子一百余坛，每坛五至八人，当地称主持人为“阴阳先生”，平时经常应请从事送葬、消灾、贺生等道场活动。其经书与佛教大同小异，主要有《血河经》、《太阳经》、《观音救苦经》、《地母经》、《大乘妙法》等，教义也基本同于佛教，即主要是劝人为善，尊老爱幼和超度亡人、祛病消灾。
地方风物
唐宋以后，在沿河出现了许多佛教古刹和名山，宋朝皇帝敕赐沿河境内的福常寺为土城忠胜院。沿河境内有东山、观音岩、佛山顶、钟岭山、洞灵山、贵阳山、木鱼山、朱瑙岩、龙头岩、天马山、莲峰山、凤凰山、困龙山等佛教名山。
在碑碣石刻方面，主要有：蛮王洞石刻、白云寺碑、天缘寺石碑、龙兴寺古石碑、观音岩石刻、白鹤洞石刻、清凉洞石碑等。
在民间传说中，关于佛教方面的传说主要有：《文昌阁传说》、《文峰塔传说》、《和尚岩传说》、《蛮王洞传说》、《媳妇坨传说》、《黑獭堡传说》、《田妃传说》、《金仙寺铜佛传说》、《观音岩传说》、《九姑传说》、《海音和尚传说》、《僧碧澄传说》、《张三丰传说》、《冉法通传说》、《封管带遭雷击》、《蒲溪观音寺的传说》、《白云寺的传说》、《钟岭山蛇坟的来历》等。
在地方史志中，明嘉靖《思南府志》、道光《思南府志》、《贵州通志》、民国《沿河县志》、《贵州古迹志》等书都记载有沿河境内的古寺院。其中明嘉靖《思南府志》中记载有常乐寺、金仙寺、沿丰寺、云台观、观音阁、清缘庙等处；道光《思南府志》中记载有报恩寺、屏峰寺、观音寺、财神阁等十多处。民国《沿河县志》中记载有四十多处。
在文物方面，主要有常乐寺、天缘寺、龙兴寺。常乐寺建于唐代，宋时“敕赐”忠胜院，明成化三年(l467)，沿河副土司冉懋重修改名常乐寺，民国时寺内尚存有铜佛、罗汉、钟磬等，皆唐代法物。清《思南府续志》：“常乐寺……寺内铜佛二，高九尺，罗汉九十四，钟磬皆千余年物，思属寺观，惟此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