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扶持政策使得佛道两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实现兴盛发展的局面，这期间，也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佛道之间不仅有思想的论争，而且也往往演化为现实的流血冲突事件。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背后就有道士参与其中。北魏太武帝灭佛起因于怀疑长安寺庙的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但也与佛道之间的冲突以及魏太武帝的道教信仰不无关系。北周武帝的灭佛与道士张宾以及还俗僧人卫元嵩的排佛论有直接的关系，张宾就曾屡屡向周武帝进言，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短”，佛教无益于治世且有损教化，应该下令废黜。唐武宗继承了李唐王朝的“崇道”政策，据史料称“帝在籓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登基以后，“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并“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在道士的影响下，唐武宗于会昌年间采取了废除佛教的行动：“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佛教史称此为“会昌法难”，是佛教发展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此后又有后周世宗崇信道教，采取灭佛行动。他一方面宠信道士，如史书记载其曾召见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另一方面则采取强硬手段大规模的拆毁佛寺、佛像，禁止私度僧尼，严格限制佛教的发展，其结果是：“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此后佛教的发展日益衰落。虽然三武一宗的“崇道灭佛”运动包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佛道之争在其中显然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北宋时期佛道两教的发展也因统治者的政策导向而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宋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多崇奉道教，在他们的一系列推动道教发展的政策支持下，改变了五代末“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褪”的局面。而佛教的发展却多次受到统治者的限制，如宋太祖下令“禁铁铸浮屠土及佛像”，宋真宗下令“禁毁金宝塑浮屠象”，宋仁宗也下令“禁以金箔饰佛像”，宋徽宗也曾下诏要“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并“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北宋道教虽然处于相对繁荣的发展局面，但与儒学的蓬勃发展相比仍然不足，也受到儒家学者的猛烈批判，而其自身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例如道士数量的急剧增长素质良莠不齐，尤其是北宋政府采取“进纳”法更是严重影响了道士素质，宋人王栐就曾评论说：“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观）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在北宋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关系格局。佛道两教的实力与儒学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无力与之对抗，此时三教关系的重心与中心便集中在儒佛、儒道关系身上，佛道关系反而渐趋边缘化和非主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关系为三教关系的重心和中心的情形截然相反。佛道彼此之间不再是相互竞争的主要对手，由此佛道关系便随之发生转折，从激烈的对抗转向彼此“对话”，努力实现共存和共同发展。
三
佛道关系的演变能够实现转折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佛道思想发展演变中蕴涵着“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的发展最终促成了佛道关系转折地实现。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即使是在佛道关系渐趋激烈紧张的时候，也有要求佛道彼此之间实现对话与共存发展的良好愿望。《牟子理惑论》中就表达了“三教一致”、“佛道共存”的愿望，该论作者牟子自称其为学宗旨在“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并站在佛教立场上援引老子的观点以佐证佛教理论的合理性以及佛道一致的思想，如用老子思想“无为”思想来附会佛教教义，认为佛道思想有共同处：“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即使是在佛道表现出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关系的南北朝隋唐时期，主张“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呼声也不绝于书。南北朝时期，佛教方面，例如，晋宋之际的宗炳著《明佛论》提出了“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的主张，梁武帝亦以帝王的身份主张“三教一致”的思想，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于道士也非常礼遇，如对茅山道士陶弘景就“恩礼愈笃……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往咨询”；道教方面，例如，南齐时的道教信徒张融著《门津》认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皆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道士陶弘景也持调和佛道两教的观点，他认为“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因此主张“崇教惟善，法无偏执。”此外，道教徒制作的道教经书中也吸收了大量佛教的内容，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引大乘空宗的思想来讨论“生死”问题：“当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岂复爱身？身既不爱，便能一切都无所爱，唯道是爱。”至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说法在道教经书中更是随处可见。
隋唐时期，佛道两教在彼此激烈论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相融互补、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在佛教方面，不仅有佛教学者提出了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主张，如神清认为：“三教玄同，彜伦克谐。但法被乎多方，经籍出乎多门。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洎深，籍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宗密主张：“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涂，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而且此时的各个佛教宗派也在建构自家理论体系的同时吸收道家道教的思想，比如禅宗，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在其思想演变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道家的自然、无为等思想，禅宗后期的“无情有性”思想也受到了庄子“道遍在万物”思想的影响。在道教方面，这一时期道教的理论体系、戒条教规以及修行方式等方面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道教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戒律、实践等内容以充实道教的发展，如重玄学的兴起就是吸收融合佛教般若中观思想的产物。
入宋以后，“三教融合”、“佛道合一”既是佛道两家共同的主张，也是佛道关系演变的主要趋势。此时的佛教学者如智圆、契嵩等人都提出了融合三教的主张，如智圆说：
尝谓三教之大其可遗也。行无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其心性，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呼！矧病之有三，药可废耶？吾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邪？
而道教方面主张“三教合一”、“佛道合一”观点的更是很多，其中尤以张伯端最著名。他说：
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若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
教虽三分，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淄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
可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道两教就已有相融互补的“合一”主张与实践，但真正将主张转化为思想的现实实践，并将“合一”主张明确为佛道关系发展主流的，是在宋代，才真正地实现了思想上的“三教合一”、“佛道合一”。正如日本学者窪德忠所说：“宋代宗教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各自吸收其他两教的优点，以丰富本教的教义内容。……但只要仔细想想，各教互相学习的情况不仅宋代才有。汉代的老子化胡说，南北朝时代的清谈、格义佛教、新天师道等，全都可以作为这种例子。因此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中国宗教史，不妨说是儒佛道三教的渗透史或交流史，而且其倾向在宋代以后也继续了下来，不过清楚地显现这种交流或渗透现象的是宋代，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宋代具备了某种转变时期的特点。”
四
窪德忠的这一说法，既意味着在北宋时期佛道关系清楚的显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也意味着即使从主张佛道“交流”与“渗透”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时期佛道关系也具有“转变时期的特点”。如果将南北朝隋唐时期主张交融的佛道关系称为“佛道一致”模式，北宋时期称为“佛道合一”模式，那么，这一转变特点就表现在“佛道一致”关系模式与“佛道合一”关系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