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序题跋方面，我一度颇推崇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约20余年时间中，曾经为人为己做过几百个序跋，不仅是高产而且确实是高手，不少序跋都堪可当做余味隽永的精短散文来读。他的应裕自如、从容谈人谈文的风度，尤为令人心仪。他在这些方面也常有一些精譬见解。比如他在《（燕知草）跋》一文中说：‘作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见《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这里明确提出，一是书，一是人，二者不可偏废，而且要‘切要地抓住’‘特点’，这其实是很高的要求了……”（见本书《老钟这个人》）。
又其实，细想起来，知堂老人的这个意见也算不得怎样的特别。鲁迅先生就一贯提倡批评要“知人论文”，而“知人论世”则早已是古人的主张了。抓住书与人的特点，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阐释，于序跋而言，正应该是一般路径。因此，多年以前，在我对于作序题跋还毫无思想准备、对于“序跋写作须知”也基本无知的情况下，倒单单对于这一点有些含含糊糊的体悟，无师自通地坚持认为，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写序，似乎总归是一件不大牢靠的事情。当然，除了顾此失彼的担心之外，对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不能三言两语地给予精要的勾勒或白描，多少是有点遗憾，这不仅会使别人来阅读时更加无趣，而且就是在自己写作这一面，也一定是要多几分干涩和吃力的。
所以，十年以来，我基本恪守只给熟人作序的界限。信手翻检这几十个序跋，即可看见，序跋对象主要是一些朋友、同学和学生（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作为“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每年分工编辑一本入选作品集并且作序，有几位就是只见其文而未见其人的，“序”起来的感觉就要单调费劲一点）。因为大抵了解其人，总希望提供一点儿对于这人的切实的认知，再找出一点儿他为人与为文之间的内在勾连，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再有可能，拎住一两件软闻趣事略加渲染，点出性格的某一特征以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味来，就更是所谓得意之笔了。
在作法上呢，则经历了一个先长后短的过程。所谓“长”，指的是90年代韧期。那时期，一是时间比较富裕，下了讲台就在家里窝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着急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倒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一点儿雅兴：下下围棋、练练书法，优哉游哉（所谓“黑白斋”的雅号也就是那时期某一日“妙手偶得”的）。
二是对于作序尚有新鲜感，认为既是朋友的一分信任，又可以在序中说出一些正经论文中说不清的题外话，何乐而不为？
于是乎，逮住一个序便不肯轻易处置，总想作成“作家印象”加“作品论”，动辄洋洋万言而后快。书中几个“长篇大序”多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所谓“短”，则是到了90年代中期，忽一日，被领导指派了一份坐班的差事，遂从家中被赶进了办公室，时间遽然短缺起来。而同时也就发现，作序原是一桩苦差，读一部作品（集），少则二三十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再咂摸构思，再落笔成文，紧赶慢赶，十天半月尚不能交差。加之邀序者日见其多，因此只好采取新的对策，一方面是“打太极拳”，能推托者则推托之；另一方面，则是篇幅自然而然地收缩起来了。
在“夸扬分寸”上呢，则大体遵循我一以贯之的批评准则，即对“名家责之以严，对新人待之以宽”，而所序跋者又多为新人，因此，“宽”是一定的，如以知堂老人是否“过分地夸扬”作一准绳来衡定，是过分还是不过分呢，那就只有请读者诸君自去掂量了。
此外，还有两点尚须读者明鉴。
①《90年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序（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和《“中篇合为时而著”——序（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因所序对象庞大博杂，故尔作成了综述加综论，有较多的研究或论文色彩，体侧上不甚“合群”。
②所收序跋，除了自己的几个放在最后，其余均按写作时序排列。
最后，有必要再钞录一段旧文，对“黑白斋”的“雅号”作一说明——“我曾辍笔差不多一年光景，整天沉溺在初学围棋和书法的狂热之中，以致有朋自远方寄贺年卡来戏日：‘围棋人段，书法成家。’虽不敢果真就以此为努力目标，但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倒也心向往之。从此再写文章，就自自然然地落款‘×年×月×日于京西黑白斋’了，欣欣然作了‘黑白斋主’。其实，教书卖文之人，无论阅读、写作还是登台授课，整日价除了‘白纸黑字’或者‘白字黑板’而外，岂有它哉？如此一想，‘黑与白’，甚好。”（见本书《跋<；黑与白>；》）是为跋。
2000年12月3日
灯下于京西黑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