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90年代现实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也使英雄愈来愈“碎片化”。朱苏进们在理性上接受并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情感上对理想化完美化英雄的眷恋与向往仍然执著与痴迷。在往“醉太平”式的世俗生活之流纵身一跳之前，他向理想极地投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战争幻想小说”的《祭奠星座》，其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惟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的极致——它包括审美化地看待战争艺术、战争智慧、战争景观和战争手段；审美化地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所唱：“假如我击败了强大的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
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祭奠星座》也许不是朱苏进最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却不妨认为，只有《祭奠星座》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设计的一次痛快的宜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也是他对心仪已久而踪影愈渺的英雄梦想的一次深情祭奠。
“祭奠英雄”的情结是普遍的，也是强烈的，毋宁说它和庸常生活肢解英雄的强度是成正比的。所不同的是“祭奠”的方式或方向。朱苏进是在想象中完成“祭奠”，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历史的重构或往事的追忆中进行“祭奠”。（蓝旗兵巴图鲁》和《枪圣》是这方面的两个代表，前者以巴图鲁（勇士，亦为满族神话中的英雄神）和其后裔巴布阿的对比描写，表达了强劲的历史活力对贫弱现实的一种遗传，一种灌注，一种嘲讽和一种期待，完成了对英雄乃至整个满民族沉沦的一曲悼亡。
后者通过刻画“抢圣”郑可达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尴尬处境，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枪手精神和军人精神，对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惋叹之情。
如果说《祭奠星座》式的“祭奠”，是对“理想英雄”的无奈放弃之前的一个辉煌的告别的话，那么，《寻找太阳》式的“寻找”，则是对“英雄理想”的向往失落之后的一种执著的寻觅。
《寻找太阳》以一首“爱情小夜曲”式的浪漫与精致，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与其说它是在寻找一位梦中情人，还莫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寻找一种英雄主义之光，虽然这光像太阳一样遥远而虚渺，但它也像太阳一样眩目而迷人，吸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虽然反复失望却永不言悔永不停止。显然是同样虚拟而又独特的《第二次阵亡》，同样独特地传达了一位青年女作者心中的英雄理想，它是对生理死亡的超越，也是对平庸死法的摒弃。它在想象中完成的百米冲刺，就是从平淡走向辉煌，从常人变为英雄的精神的冲刺。因为它是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过程，它拼着最后一股精神要争的就是一口气：死也要死成一个英雄。
几乎和“祭奠英雄”的情形“雷同”，“寻找英雄”的情结也是普遍而强烈的，除去在想象中“寻找”之外，也是在历史中“寻找”。相比较“想象英雄”的激情，历史中的英雄反倒多了几分朴实和平静。《赵一曼女士》和《红雨》，一为实有其人，一为虚构其事，二者都在精短的篇幅和巧妙的构思中完成了一个英雄就义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们的题材尤其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它们都显得如此的平实无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与隔膜，反而令人感到惊异：原来英雄就在我们中间，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父亲是个兵》其人其事似乎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以红军后裔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和审视父辈的生命历程，在物欲横流、英雄肢解的90年代重新确认一种价值座标，热切而深情地呼唤“父亲”那样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父亲是个兵》和《赵一曼女士》在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至1996年度）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双双折桂，《弹道无痕》是“农家军歌”的另一个变调。它出自农家子弟徐贵祥之手，描写的主人公石平阳和李四虎也是两个地道的农民子弟兵，这一点与“农家军歌”们毫无二致。它的“变调”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职业军人英雄曲式的音符与旋律，使得作品既有农民军人的朴素底色，又有职业军人的理想辉光。也就是说，它的写作重心完成了从一般“农家军歌”中军人式的农民向农民出身的军人的转变，主人公的价值实现不再是纠缠于农民与土地的对位关系，而是向着一种真正而纯粹的军人境界提升与飞扬。石平阳当了十几年的兵直至当到代理连长最终也还只是一个兵，提不提干解不解决吃商品粮等现实问题，在这里退居其次，重要的是他已经从精神气质到职业素质都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一个现代军人的彻底转变。
作者的想法就是要他当一个“最完美的兵”、“最纯粹的炮手”，而石平阳战友王北风则评价道：“能当营长团长师长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的老兵，出色地当了十多年而且还将出色地当下去的老兵是不多的，是宝贵的……”李四虎更干脆：“要我说给你转干也别转，就他妈当个‘天下第一兵’……”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火热的激情投入，和阳刚大气的贯注，保证了石平阳的英雄气质高贵而不高蹈，亮丽而不华丽，成为了90年代农民军人形象中有独特光彩的一个典型，为“农家军歌”与“英雄乐章”的合奏谱写了先声。
其实，“祭奠英雄”与“寻找英雄”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首进行曲的两个声部，是一部交响乐的两个和声。英雄主题作为人类的重要精神指向，从来就是永恒的文学主题，更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它在90年代的变奏，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反过来说，物化社会的进程，将愈益反衬和烘托出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无穷魅力。它将像明亮的星辰一样，引导着人类穿越黑暗，从此岸走向彼岸。军人品格和军旅小说品格的创造，就是高擎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熊熊火炬。
小结
匆匆一览，近二十年的军旅小说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走过了大半个马鞍形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前期处于高点，80年代末开始走低，八九十年代之交跌至低谷，90年代中期又逐渐攀升，另一个高点已隐约可见。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问题：80年代与90年代的军旅小说究竟孰高孰低？我想这个问题不好简单作答，比较需要参照系，需要坐标，纵向而言，军旅小说（具体到每一个作家）可以自己和自己比；横向而言，军旅小说可以和同时期的其他题材小说比。笼统看来，一“辉煌”，一“消解”，一“高点”，一尚未达到“高点”，似乎是优劣互见，高低自明。其实深究起来，也不尽然。虽然不能说90年代一定是“后浪推前浪”，但也不敢以“辉煌不再”就否定90年代或在某些方面（比如长篇小说）对80年代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有所发展，有所深化。“形势”上的辉煌与黯淡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举例来说，80年代的“经典”还有多少能经得住今天的“重读”就是一个殊堪深思的问题。至于90年代的作品比80年代究竟如何（不是简单的好与坏，高与低），相信读者诸君读完此书自会有一番比较。
最后再交待一点，由于本书篇幅所限，由于编者视域和眼光所限，尤其是选编思路所限，本书存在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以及个人偏好带来的片面之见等等，都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原谅。同时，编者还认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最大特色是长篇的异军突起（仅就此点而言，已远胜于80年代），中短篇不足以代表其主要成就（与80年代刚好相反）。因此，本文并未囿于本书所选篇什，而仅仅是结合本书作品，旁涉所余诸多作品，力图将转型期军旅小说的全貌有所勾勒，并将背景纵深远推至80年代。目的无非是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热爱军旅文学的人们对二十年来军旅小说的演进轨迹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如此而已。
是为序。
1998年春夏之交于京西魏公村
原载《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