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
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人“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煊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在渐渐销声匿迹，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在这场巨大而冗长的沉寂后面，军旅文学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显出了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尴尬。遥想当年刘白羽振臂一呼且身体力行反复组织庞大作家代表团赴南疆前线的雄心壮举（1979至1984年）；徐怀中亲率首届军艺文学系的精锐军团集团冲锋并宣称“无须等待托尔斯泰”的大气与豪言（1984至1986年）；还有《昆仑》编辑部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1984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万里长征笔会”（1985年）等等，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无坚不摧，一言既出，一军既发，文坛必有震动……俱往矣，军旅文学那种动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集群运作方式早已成为了残留在80年代的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
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多年以来，军事文学（请允许我暂时使用这个提法，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常常联姻或暗合之际（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文学”与改革大潮等），它总能占天时地利而得风气之先。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和“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了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销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我更愿意用“军旅文学”来取代它或区别它（仔细琢磨一下，我个人觉得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军旅”也比“军事”更宽泛、更软性因而也更具有文学意味一些）。在我看来，已有相当多的军旅作家正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所修饰过的“军事文学”，而接纳回归了文学自身的“军旅文学”。这种观念的转换绝非一种文字游戏，大凡明白人都该会一目了然的。只是观念的转换和实践的转换不能互等，它还关涉到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即如何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的文学特质，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问题。作家们需要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基点和新的定位。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军旅小说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分化。
首先，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赵琪、徐贵祥、陶纯、麦加、石钟山、陆颖墨、裘山山、刘静、张慧敏、王曼玲等人是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
其次，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中年作家，经过了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这是中年军旅小说家的“文学马拉橙”赛程过半以后的再度加速。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朱秀梅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几部作品分别从当代军营、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四个角度出发，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20世纪末中国军人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英雄何以成为可能等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以及由此反射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坚力量在经历了蝉蜕与转型之后，崭新的艺术姿态和精神理想之光。它们的无意“集合”送来了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潮动的隐隐涛声，多少也弥补了8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相对“歉收”的缺憾，甚至还可以看做是继“前十七年”长篇军旅小说两度繁荣之后，一代新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终于“出线”的重要信号。继此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军旅长篇小说系列、海军的“金锚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金戈丛书”等长篇丛书在近一两年相继同世。因为它们，90年代的军旅小说留给了人们以期待和遐想。
三、“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
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上）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人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日农民军人的代言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还缺乏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因而“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开，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90年代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陶纯、毛建福、李亚、卢萍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吟唱着“农家军歌”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有一个方面恰恰是以反思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了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们才充分注意到所谓的“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简单地说，它与上述两点变革特征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和沟通。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应征人伍，成为了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且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返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
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农民就是天然的革命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巨人的高大形象。在进城以后的岁月里，在如何“反修防修”或防止“李自成式的悲剧”重演的严肃思考中，毛泽东也始终是将“不要脱离人（农）民”作为一个战路措施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甚至将他们驱入“五七干校”或组成“五七大军”，和青年学生一起“上山下乡”，为的是保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一种从“农民革命”到“革命农民”的逻辑推演和思想路线几乎就成了这一历史时期内革命文艺尤其是“军事文学”的主线——雇农出身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从一个传奇人物一跃而变成一个“高大全”的“神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一个“样板”。新时期之初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并没有触动农民的崇高地位，它在军事文学的延续只不过是更加“现实主义”而已，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准悲剧或悲剧取代了过去严肃的正剧和高调的“颂歌”而已。《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里郭金泰、彭树奎等，都是农民军人的革命代表。尽管作者也意识到，有些悲剧“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
“……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但是，“嘲讽这些普通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于是，弘扬“优根性”，回避“劣根性”，就成了此一阶段塑造农民军人的“原则”和方法，这与其说是作家认识的片面所致，还莫如说是时代的局限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