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了优厚的文化摇篮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秀的文学创造，尤其是乡村文化与军旅文学之间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因为乡村文化直接受益于非典籍文化，而非典籍文化一方面植根于原始淤积，一方面又制约于封建经济，同时也就注定了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较之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更难容受现代文明（包括军营文化）的渗透与嫁接。单以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论，李存葆、宋学武、唐栋、周大新等比较偏于传统，都不如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们来得那么新潮和洋气。即便是被人视为“现代派”的莫言，其骨子里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继承也比后者要明显得多。从历史的应然性看，这或许是乡村所带来的弱弊，弱弊之一便是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如自然风貌的特殊、人情民俗的不同、方言俚语的歧异等等）。不可否认，这正是我在前面所特别强调的乡村文化的重要生命源泉。但反过来说，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又进一步建构了整个文化的大封闭系统。乡村文化天生地只钟情于历史文化的已然态，天生地迟钝于外界刺激。现代文明迷人的微笑和现代意识神奇的魅力同样难以使它有动于衷。这就导致了弱弊之二，即对现代文明有意无意的排斥。从莫言的《欢乐》、《红蝗》等晚近作品对都市文明的贬责中，我们多少可以嗅到一些浸润了小农意识的狭窄意气。所以，我们看到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出色表演要么是历史战争题材（如《红高粱》等），要么干脆就是乡土题材（如《红萝卜》、《干草》、《野草闲花》等）。这与其说是他们对现代军营文化缺乏兴趣，还不如说是他们在寻求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的交汇点时常常陷入迷惘。问题正在这儿，就以小说语言为例，利用一种方言为基础有利于寻找独特的小说叙述“调子”。可是，军队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所操语言南腔北调，于是作家们又不得不使用“公约数”最大的普通话来覆盖它们。如何借助方言寻求一种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小说文体是一个全新课题，目前几乎还看不出有谁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至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普遍未能谙熟某种方言，那是军营文化摇篮带给他们的又一缺失，也给他们的小说文体追求增加了更大的难度）。问题甚至还不止于此，即使是在乡村文学的创作中，他们的优势也未发挥出最大效应，也还少有利用方言之便来追求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比起地方那批小说文体的爱好者（如阿城、韩少功、何立伟等），军旅作家在这方面就太缺乏兴趣了。
由此看来，尽管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文化摇篮”互有长短，但都依然面临一个“扬长补短”的共同课目。这里就不得不涉及到“第二文化摇篮”这个概念。如果说一个军旅作家的军前主要生活基地可以构成他的“第一文化摇篮”，那么军队就成了他的“第二文化摇篮”。而不断延伸与深化对于“第二摇篮”的熟知与理解，又是一个涉及到作家的生活观念与心理状态改造的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摇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军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步人现代文明军营之中，那种种不同色彩、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乃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在这儿相互摩擦与渗透，相互冲突与妥协，不断进行着新的碰撞与组合。从狭义的角度看，它既是多民族的，因而也就丧失了民族性；它覆盖了整个中国，因而又消除了地域性。我们只有对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积淀加以比较、研究和考察，并作为我们的参照系，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当代意识对其进行宏观开放的哲学熔铸和审美提炼。所以，不断熟知与理解“第二摇篮”的过程，对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是“扬长”，是对“第一摇篮”的提高与深化；对于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则是“补短”，是对“第一摇篮”的补充与更新。无论前者抑或后者，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二摇篮”（包蕴了部分军营文化的一个团、一个连乃至一个班），便必须再把它溶化到一种地域文化（军营驻地或生活基地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去，和那儿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生活形态、人物心理相契合，形成一种有地域色彩的军旅文学——就像刘兆林扎根于白山黑水的“雪国小说”（或曰“冻土文学”）系列，又像唐栎立足于喀喇昆仑的“冰山小说”（或曰“西部文学”）系列等等。这样一种综合过程对于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是“扬长”，他必须也必然会和“第一摇篮”相交会，从而产生一种边缘撞击，带来文化背景的重建与再造；而对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则是“补短”，既是他那相对狭促的“第一摇篮”的横向拓展，又是纵向“寻根”——寻找到一个更为宏阔浑厚的民族文化依托。（实际上也是一种“沟通”，因为军营文化原本就处于整个中国文化乃至特定的地域文化包围之中）如是，一种既有文化感而又有历史感、既是军营化而又是中国化的军旅文学形态可望生成。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文学）形态——它既排斥丁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包容和呈现出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我们整个文化传统的特殊体现和聚集，是动态深化和延展。它首先是中国化的，同时又是军营化的。在国防绿色的掩映中，在炮火硝烟的烛照下，它将呈示出无限绚丽多彩的奇异风貌；它正是一个迷人的文学王国，像只对军旅文学作家钟情的文学少女——惟她的独特美貌，要得到她的青睐就愈困难，而愈困难，就愈为有志于军旅文学的青年作家们提供了大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充分认识到展开与深化军旅文学文化背景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并投之以巨大的热情与毅力，就一定能在中国文化雄深宏广的背景下开出当代军旅文学的新生面。
我的分析表明，两类青年军旅作家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又共同植根于中国农民心理和民族文化背景的土壤之中。因此，我想这样推测他们的前景——寻找合点：寻找军人与农人的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不断地寻找合点，又不断地发展差异；再在更高层次上寻找新的合点，发展新的差异……将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在长时间内要经由的螺旋回环道路。这是现实的急迫需要，也是未来的热切召唤，更是历史的必然赠与。
7.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
在我看来，如下五部长篇军旅小说的“集合”，恰好显示了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创作潮动的态势。它们分别是——
朱苏进的《炮群》（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韩静霆的《孙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乔良的《末日之门》（昆仑出版社1995年版）。
一
对于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落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学水准而言，长篇小说是一根重要准绳，但它同时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巨大的质量后面包容的必定是巨大的才力和艰辛的劳动。如果要说在新时期军旅文学的辉煌背后还掩藏了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歉收”。数量的稀少一般不可能不影响到质量的提升。在整个80年代，除了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海波的《铁床》、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还能让我们恍然记起而外，其余的基本上乏善可陈。它和同时期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赫赫声势相比，不免显得形只影单；它对五六十年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独占鳌头的“黄金时光”就更是望尘莫及。这种近距离的刺激以及远距离的迫力，无形中就郁积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中的一块“心病”、一个“长篇情结”。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急切而热烈地呼吁：无须等待托尔斯泰。
然而等待却是必须的，而且可能是漫长的。实际情况表明，一批出自中年军旅作家之手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只能涌现在90年代中期而不可能更早。具体的分析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切进。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批作家在80年代初登文坛，有的因一篇处女作就获奖成名，从严格意义要求，大部分人都缺乏充分的文学准备和艺术修养，即便在中短篇创作上表现不俗，但距离熟练地驾驭长篇的创作还十分遥远。更何况，是否适宜于长篇的创作还要因人而异，譬如契诃夫、欧.亨利、鲁迅等小说大师就主要是以短篇而名世。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作家的气质、个性和才华的特点等相关因素。在考察长篇创作现象时，我们对此一点亦不可忽略不计。更不可强求一致，以“短”“中”“长”的“三级跳”来要求每一位作家。
此外，就创作环境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巨大动变所带给军旅文学的影响的深刻性和特殊性，是我们必须予以特别注意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的论述不得不略作某些回溯。
一般说来，在新时期的头几年，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的后期，情况就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况”、“新体验”及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画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而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作战”的基本格局于1987年前后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和显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除了个别人如朱苏进等偶尔发出几声喊叫之外，就只剩下以阎连科为代表的一批农家子弟在哼唱着一支支多少显得有点儿单调和沉闷的“农家军歌”。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在这场巨大而冗长的沉寂后面，军旅文学正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环境淡化和商业环境强化的两面挤压，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影罢了。也许，这个过程延宕了长篇军旅小说的推进，但它却相应地保证了这次“推进”的文学品位的纯度与高度。如果说，90年代之初我指出的“一批中年作家开始转入长篇创作”仅仅还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几年下来，它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响应和展开。我们已经读到了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周大新的《走出盆地》、《有梦不觉夜长》，雷铎的《百年风流》、《子民们》，叶雨濛的《黑雪》三部曲，刘宏伟的《寻寻觅觅》、《大地恋情》，张渡的《平常人家》，何继青的《生命乐园》，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刘增新的《错乱》，常青的《死亡诱惑》，节延华的《河湾旧事》，范军昌的《明天突然来临》，崔京生的《纸项链》，阎连科的《情感狱》等，以及老一辈作家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颜廷瑞的《汴京风骚》等，和青年作家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石钟山的《男人没有故乡》，等等。其中虽然不乏某些稚嫩的试笔之作，和一定的“长篇早产症”现象，但它作为一种日见成形的小气候，毕竟又姗姗来迟地汇入了当代文学的潮流，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从军旅题材的角度出发，前此阶段最为人瞩目的作品还是首推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
1991年当朱苏进的长篇小说《炮群》面世之际，我曾及时撰写了长文《半部杰作的咏叹》予以评说，只是当时它一枝独秀，难成森林，可以近察其态却难以远观其势。只有到了今年，当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三部厚重之作联袂而至，才有如一股激流的注入，在90年代以来慢慢蓄势高涨的长篇军旅小说创作的水平面上，带动了潮涌，激起了浪花，一汪湖水顿时生动活泼起来了。而这五部长篇，无疑是这湖水中最有力的潮头和最晶莹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