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钳束
中国乡村文学产生的这块大地，饱受二千年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合力扭曲，近代半殖民化的侵淫，更繁殖了多量的有害物体。当着乡村文学从这块大地上生长出来时，乡村的破败、闭塞、落后、野蛮，就像万千丝缕的蛛网，紧缠着这个新生婴儿。加上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钳束，更使她的成长步履艰难，始终肩载着极其沉重的历史负担。
历史地看，“钳束”甚至来自苍远的古代就命定丁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我们的先民赖以生存的大陆性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隔绝机缘”。而我们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又是旱涝、风沙和贫瘠土壤所构组的地况。城市经济发展的屡被切断，使中国落后西方数百年，不得不从外部输入资本经济成分。我们的先民约六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既决定了我们古老文化的若干传统，也决定了我们古老种族的某些特征。譬如从实、简朴、内在执著，“重实际而黜玄想”，甚至没有正统的宗教出现等等，都在辽远的地平线那边，给了我们的乡村文学以巨大刺激。乡村文学，就是在这些远距离作用力之下，满身伤痕，满腹心事地成熟起来了。而近代半殖民化的滥觞，又使经济地理呈显出政治性的极其复杂、繁乱的动态深化局面。
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地理，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和殖民化的开始，在清末就已出现了割据现象。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外敌大规模入侵，割据问题日趋严重。因之，割据便成了中国现代社会，也是中国革命的典型特点。当然，一是封建军阀的割据，二是红色政权或解放区的割据。规模不等，性质不同，流向更为迥异。两种类型割据区的乡村文学，大致以革命和民主主义为主，既嚣喧着冲天的咆哮，也运行着地底的怒焰；既有沉渣般人物的亮相，也有新人的神清气扬，呈现出极为不同的情貌。李劼人在《大波》和《死水微澜》中，注感情于辛亥前那近乎僵化的人物，在他沉郁的心灵中，碰撞出道劲的太息，忧郁的赞叹——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总是喜爱恢复旧乡村急变的历史记忆，在深重的笔触下，扫视民族的灾难与兴兆。而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则以其先进的指导思想，激扬的笔调，写出了那“别一样的世界”，就不仅仅是那三十年代孤独的“林中响箭”，作寂寥的飞行了。因此，由割据而发生的地方性差异，时代性差异，风格情貌之差异，就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着。一方面固然使乡村文学的样态显得多彩多姿，另一方面，也更要害的是，在历史的钳制之上，又加上了一道时代政治地理所打就的紧箍，使乡村文学“戴着镣铐的跳舞”，迟迟未能迈出和谐、自由、奇妙的舞步。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割据现象虽然消失了，可人为的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又给炎黄子孙留下深刻的遗恨。作为一个严重的时代与民族的大问题，逐步由政治而经济、而文化、而文学，迅疾突进到乡土文学的领域。扫视大陆当代的乡土文学，关于分裂的描写，似乎没有出现大的气象。但是，要求统一和平的呼唤，仍有如跫谷足音。与此不同的，是海峡彼岸的乡土文学。仅以我们极有限的视域而言，就有极多的作家和作品（如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人的小说，和余光中等人的诗歌），尤好通过思亲思乡的抒写方式，喊出分裂的痛苦与悲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于右任寥寥几句，弹出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主旋律，那撕心裂肺的悲号，使多少海外华人为之动容，为之歌哭。无疑，如同割据一样——分裂，也使当代乡村文学的演变，只能在政治地理的制约中，显示出为时代所允许的力度和内涵。而内封闭状态和多元化类型，就大致概括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文学的形式特征。
“走向”乡村：动变的诱惑与牵引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制度的更迭与政治形式的纷乱，前所未有——封建王朝的崩溃，半封建的买办资产阶级民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对峙，紧随着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在广阔的乡村、集镇、乡村集镇式的半封建城市，激起了动乱、流血和战争。而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新时期全方位的改革，又引发了新的动荡。诸如此类，诱惑与牵引着乡村文学的瞄准视线。对全部乡村文学的发展作一个宏观的鸟瞰，便会发见一条极其重要的走向：她在悲壮的历史正剧中，紧随着时代前驱的步伐，与革命、改革、进步同呼吸，共命运。
最初的发端，要算是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先进的作家们意识到责任的重大，觉悟到文学必须与政治合力，才能在扫除旧社会制度的同时，剿灭国民的劣根性。于是乎“遵命”便成了鲁迅、茅盾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旨向，20年代至30年代，由“遵命”变为“自命”，自命为普罗作家，自命为旧世界的掘墓人，写乡村，写农人，都比五四式的沉闷，彷徨要来得更为激昂，更为迫切，也更为坦率和直快。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为工农兵、实际上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提出来了，乡村文学就在一个最简捷的意义上，与革命作了直率的沟通。随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学与阶级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比较具有艺术创造和存留价值的《铁木前传》、《创业史》、《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艳阳天》之类，也多少不同地溶进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路线。乃至新时期反映改革的乡村文学，仍然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天下兴亡，文学有责，这很难说是一件坏事。但是，真理只要多走一步，谬误就不可避免。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推向极端时，文学“化”政治，就变成了政治“化”文学，甚至堕落为帮派斗争和权谋政治的奴婢（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但是，历史仍然告诉我们，尽管有涡流，有污浊，牵引与诱惑乡村文学惊人一致的走向的，却是特定历史内含的磁力。乡村文学这一特征是悲壮的（悲之于极端化的误人泥淖）。
然而，如果仅仅把乡村文学的旋进，纯粹看做是政治系统的投影，又将是判断的失误。乡村文学自有独特的运转规律在。当着社会动变以较为明朗的态势发生时，乡村文学的艺术形态和观念形态，便也呈现出明朗化。解放区文学如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学亦是如此。当年的读者，大都从上述诸作品中汲取过政治斗争的热情，和建设新农村的力量。但是，当着社会动变，尤其是经济形态的更迭或观念形态的移位，都发生瞬息万变的复杂景象时，文学的疑惑，便会成堆成团地出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农村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就是带着这样的特点骤然来临。随着划时代的农业现代他的脚步，乡村文学迎来了无数的问题和疑案：旧的偶像打破了，旧的观念塌方了；新的价值体系艰难地树立，新的追求目标朦胧地诞生。企图进两步的势头，却被率先的退一步所遏止。拜金主义、信仰淡化、性解放、有神论、个体经济、万元户，像过了季的发狂洪水，把人们冲得晕头转向。急于评判，而又弱于思辩的评论家们的脸上，挂出了困惑的表情。作家们的反应究竟要更敏捷些：新时期乡村文学，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阵痛中终于分娩——这是一个充满旺盛生机和复杂矛盾的新生婴儿。既有文明的诅咒，也有愚昧的恋叹；既有伤痕的抚摸，也有痛苦的蜕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乡村文学的天空上，急遽升降与旋舞着“寻找失去轨道的流星”。稳固的民族意识与活变的现代倾向将在冲突中相媾，在撞击中合流——乡村文学大军从金光大道上整齐划一的昂首挺进，突然化作无数散兵线，斗折蛇行，灵活多姿，驰向辽远的前程。
中和—排斥—扼制
乡村文学内部强烈的凝聚力，一方面对新旧观念始终保持着一种顽强而又狡黠的中和力；另一方面，又致命地潜藏着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力，乃至扼制了都市文学的伸延与发达——这就是乡村文学的最大局限。
未能彻底扫除旧传统的妥协
虽然，乡村文学中反封建的呼喊未有稍减，但由于数千年农业文化价值观和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超稳定性，加上非典籍文化等种种中介，使乡村文学与旧传统的脐带无法割断，还往往能对新1日观念进行巧妙神奇的中和。在乡村文学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就常可见到封建传统多形式、多层面、多浪头的回潮。例如：
1.封建意识。最大量也是最引人瞩目的，是表现伦理道德的乡村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或不加分析地歌赞她们从一而终的忠孝贞节，或一古脑儿地谴责她们水性杨花的道德败坏，或精雕细刻所谓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或视她们为“色性”来迎合低级的欣赏心理和艺术趣味等等。如果说这只是封建传统的巨大惯性的话，那么，我们在新时期反映农村改革的部分作品中，又看到了过分热情的金钱崇拜、权力崇拜、铁腕人物崇拜、忠情、侠义、人治、清官思想、一言堂、家长制、中庸调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值得警惕的是，它们常常加以乔装打扮，以新观念的面日出现，结果弄得新旧观念同流合污，鱼龙混杂。
2.复古意识。一味地赞美传说，留连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崇尚原始、蛮荒、野性，罗列展览愚昧丑陋的国人性格和落后腐朽的风俗习惯，以至于津津乐道，顾此忘彼。如果说当年鲁迅入木三分地形象描绘阿Q的愚顽、麻木、自欺，完全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依然可以从贾平凹、李杭育、阿城等部分“寻根”作家的部分作品里，看到在边地风俗与农人心理的铺展和揭橥中，那无意泄漏的与旧传统的熟练衔接，和与新意识的陌生碰撞。
乡村文学对旧传统的妥协与对新观念的中和，还有隐蔽极深，联系奇特的两方面体现。其一，当乡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畸形、病态时，反思者常常把责任归于政策的失误或领袖的专制个性。也就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忽略了传统基因的遗传作用。当然，封建传统中的政治意识有积极进取、忧国忧民的一类（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有纯粹尽忠君权的一类（如韩愈鼓吹的“文以载道”等）。而实际上，文学一旦被政治强奸时，后一类传统意识就已经起到了间接的、远距离的作用，使作家轻易滑入了庸俗权谋政治的泥潭。其二，乡村文学的两端，滑入庸俗的政治泥潭与遁人臆想的精神桃庐，实质上都有封建意识的功用在内牵制。因为后者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躲避，然而，既避此，则必趋彼——作为与儒教互补的老、庄、禅，便多是这类作品的精神逃路。
概言之，以上种种现象都从根本上说明，乡村文学决难独自承担彻底反封建的重负，她只能是在圆环般一串申中和与妥协的链条中，逐步对旧传统进行抛弃。
与现代文明的盲目对斥
因为乡村文学直接承受非典籍文化的熏陶，而非典籍文化一方面植根于原始淤积，一方面又制约于封建经济，同时也就决定了乡村文学较之都市文学，更难容受现代文明的渗入与嫁接，甚至产生盲目对斥。从历史的应然性看，这显然是乡村文学的致命弱弊。
弱弊之一是乡村文学的地域性。疆域辽阔而稳定封闭，便使我们古老的农业文化染上了极浓郁的地方色彩，如自然风貌的特殊，人情民俗的不同，方言语义的歧异等等。不可否认，这些正是乡村文学的生命源泉之一。但反过来说，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又进一步组构了我们整个文化的大封闭体系。乡村文学天生的只习惯于历史的已然文化，天生的迟钝于外界刺激，决定了她势必缺少现代文明的边缘撞击，而只钟情于在古老的河道里哼着单调的歌。微而言之，乡村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与外来文学保持鸿沟，不肯逾越一步，例如赵树理，就是一个固守民族传统形式的能手。如此多种因素的合力，就造成了弱弊之二：对现代文明有意无意的排斥。在当前的部分乡村文学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了远离文明、贴近蛮荒（或如前所述的复古意识）的趋势有增无减，情愿以牺牲对流动着的新生活的反映来作为代价。譬如时下流行的“寻根”说。如果出于探寻民族心理深层的传统文化，从而进行深刻反省与扬弃，为今天现代意识的描写作一个反差或补充，为今天民族性格的建造提供一种参照；或者针对盲目洋化和数典忘祖等趋向来一个反动，那都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和大有深意的。但假若把寻根仅仅局限于刻意追索恒久古旧的乡风乡俗，精心寻觅偏仄落后的方言地貌等等，以便获取文化意义上的某种风采和特点——这固然会有相当的人文、民俗等价值，但无疑只是一种歧途。鉴于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力，此种“寻根”所描写的世界终将消逝，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要求，旧乡村文学中浅露的主题倾向，扁平的人物典型，单调的叙述格局，以及熟习的趋于老化的形式、技巧、语言等等，都将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的一页，被历史的大手缓缓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