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客居新疆使周涛很自然地“反客为主”，他由衷地热爱这片土地，认同这片土地，将这片土地指认为自己的精神的归宿，甘愿做这片土地的儿子。他不只一次颇为自豪地自我调侃为“西北胡儿周老涛”。他也曾深情地宣称：“我记不清我最喜欢新疆的哪儿，我在这儿活了三十年以上，对它熟透了，你不能说你对你父母亲更喜欢哪个部分，是鼻子，还是眼睛，爱他们就是了，爱他们的一切，包括缺点和弱点。它的一切，都和你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但是，新疆尽管可以是周涛现实的家和精神归依，然而究竟不是连着他祖先血脉的真正的“根”。1986年，当周涛犹犹疑疑地到太行山绉褶深处那个“坂坡村”寻根问祖时，一下子就被一种“根”的神秘力量所击中，（他四岁首次“回家”的种种场景和言行此时都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不就挺“神”的吗？）浓得化不开的乡风、乡情和乡音就像久旱的甘露滋滋地渗透他的灵魂，茫茫岁月千里关山造成的阻隔瞬间就被血脉贯通。这次历时仅一昼夜的短暂寻访无疑给周涛的心灵带来了震颤与惶悚，他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领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平常话语后面的深文大意，并把它作为“题记”恭恭敬敬地抄录在为这次寻访而作的散文《坂坡村》的卷首：“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或许正是从这一刻起，周涛才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一个根系于太行深处而长期跋涉在天山脚下的伊斯兰世界里的文化漂泊者。几十年来，恰是由于有了这个“根”（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还包括一个始终散发着山西老陈醋味的稳固的家和日常接触的相当汉化的局部环境，都是“根”的外延）的维系，才保证周涛不被伊斯兰文化完全同化；而又是由于有了伊斯兰文化的比照，才更加显示出了这个“根”所包涵的文化意蕴的独特魅力。两者不可能彻底地合二为一，但却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发明，互相参照，互相吸引。周涛由此获得了奇妙的文化视角和优势。他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两种（西域和华夏，或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和磨擦中“嫁接”与“杂交”，既寻求遇合，更寻求差异——因为差异产生距离，距离带来审美的观照和无数新鲜的发现……
和莫言以土著的身份歌唱本土的重要区别在于周涛并非土著（当然更不是观光客），而是始终和他歌吟的土地保持（并非人为地）了一种恰当的距离。正是因了这种“距离”，他才从许多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的大地、天空和雪山中看出别一样风景，从貌似平常的马群、帐篷和炊烟里读到另一种人生，一种沉重而乐观、坚韧而旷达的伊斯兰精神和草原文化气息，从而以《牧人集》、《野马群》、《神山》等诗集从一片毫无个性的颂歌声中突围出来，成为“西部诗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与此同理，当周涛穿过三十年岁月和五千里关山的时空距离重返“坂坡村”时，仅仅一夜之间，那无数深邃的记忆、精微的感受、奇妙的刺激、尖锐的发现和神思飞动的灵感纷至沓来，美不胜收。其原因盖源于一种“距离”——“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比我对这种僻远山村的古老文化更敏感、更感亲切。这并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来自新疆那样一个弥漫着伊斯兰文化氛围的西域，我虽非异国异种，却已在穹庐下一弯冷月的拱顶寺院下生活了三十年。”
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流既因差异便于比较，也因距离产生审美。同样，它们的互渗会产生互补，它们的融合能催化新的共生。比如游牧民族天性的豪爽放达，面对严峻人生的战斗姿态，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强悍不屈的精神等等，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份值得永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精神财富。周涛就“毫无疑问地崇尚豪放派”，他说“我只能被它感动，击中，并且坚信这一脉精神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贵、最伟大、最值得发扬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文学性格”。（周涛：《稀世之鸟.代后记》）其实这也是周涛的文化性格，而这样一种性格有幸在雄深辽远的西部地平线上生长，难道不会得到一种特别的、得天独厚的文化精神的浸淫、滋养和刺激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50年代的红色政治将周涛全家放逐于新疆。这块西域的神奇的土地无论是作为人文地理还是作为自然地理，都恰成了80年代缪斯女神对诗人周涛的特殊馈赠，前者玉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契合了他的心理气质。
周涛是崇拜自然、亲和自然的，这一点在他的全部诗文中几乎都有据可查。朱苏进第一次比较认真而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稀世之鸟》）时，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将周涛称作“自然之子”，并认为周涛全部散文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一个“自然之子的痴笑”。一般来说，亲和自然确实是艺术家们比较共同的心理气质。这里不妨随便举两个作家为例。
沈从文特别醉心“人与自然的契合”，他和水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因为，“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此后，“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柏子》、《丈夫》、《边城》、《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在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合。水的色调几乎成了沈从文全部小说的基本色调。
又比如俄罗斯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他在《金蔷薇》一书中这样理解语言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我深信为了充分掌握俄罗斯语言，为了不失掉对这个语言的感情，不仅必须经常和普通的俄罗斯人交往，而且还要经常接触牧场和森林、湖水、多年的柳树、鸟儿的啁啾和每一朵在榛丛下微颤的小花。”他在俄罗斯中部草原度过一个夏天，“用感觉、味觉、嗅觉——重新认识了很多词儿……以前，这些词儿只引起一般贫弱的形象”，“这时候，从每一个词儿里你都能看到、感到你所说的东西，而不是机械地单凭习惯说出它的声音来。”
道理无须多说。人即来自自然，一切艺术皆源于自然。尤其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养育于自然之中，加上老庄的影响，历代文人无为于政治而沉溺于山水，从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孟浩然一直到明清丈人山水画，无不洋溢着原始或人化的自然风情，文艺的生命与其说活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璨于自然。周涛之爱大自然是天性的伸张所致，也是中国文人传统的积淀使然。
同是奔趋于自然，但自然对于作家的魅力又各不相同。比如莫言，他似乎更多的是受到残酷社会现实的挤压而遁入自然，渴望从自然中得到温馨的母爱般的慰藉和宁静。而周涛不同，他亲和自然主要不是由于社会的迫力，似乎恰恰是由于自然本身的迫力——大西北的雄奇广漠苍凉险峻极易使人生出渺小感、敬畏感，由于敬畏才更愿也更想去亲近它，贴近它的胸膛，从那里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榜样。也就是说，大西北对周涛的魅惑是威严强大的父性的魅惑。因此，他反感“游山玩水”的说法，认为那只是“把山和水当作精神意义上的妓女罢了”。他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里所流露出的戏狎的态度，有那么一些嫖客的口吻”。当然，他反感的是那种亵渎自然的态度（也包括现代文明对自然的侵蚀与异化）。他心中的自然是神圣的，是需要尊重乃至于顶礼膜拜的。所以，他庆幸自己能虔诚地及时谛听来自“世界屋顶”（昆仑山）的“神喻”，能恭恭敬敬地和披满银发的博格达雪峰“对话”。他不仅为禽类中的王者——鹰的高贵的战斗精神发出由衷的赞美，为朱鹮这样的“稀世之鸟”濒临灭绝而感到深刻的悲伤，他也郑重地将猪称作“一匹”，亲切地对麦子道一声“哦，亲爱的麦子”。对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并没有降低他，自然的托举反而提高了他的境界，净化了他的灵魂，开启了他的神性——山在他眼中都成了有灵性的活物：“它慢慢地走动一会儿／在天亮前重新蹲好一个位置／山和山全都相似／挪换了地方谁也看不出。”周涛就这样融入了自然，他的诗文也因此获得了自然的原色与魅力。他的诗文全部的恢宏、博大、质朴和精美都是属于自然本身的。
和大自然一样让周涛感到痴迷的还有历史（他曾在来信中称：我已三年不读报，两年不看文学，只读一些浅显的历史啦，人物传说啦……），其实是历史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历史中的伟人、王者和英雄。他喜欢动辄大谈什么项羽啦、曹操啦，特别是“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或多尔衮…这些有风声的带拐弯儿的名字”，以及他们无敌的铁骑和那些能征惯战“马背上夺天下”的骁勇的民族。周涛对他们神往不已。这当然是一种强者崇拜或英雄情结。崇尚强者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觉弱小，渴望强大；二是自认强大，和强者引为同类，所谓“惺惺相惜”。周涛当属后者。在周涛激昂的强者意识表达中，实际上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几许悲凉气息。一方面为已成英雄的古人而悲，感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再风流，也“终于成了历史河面上的漩涡”。正是“前不见古人……念天地之悠悠”，“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一种对人生终极悲剧的深刻感知。另一方面是为未成英雄的自己而悲。自认强者却不能叱咤风云建功立业，为世人和社会所认同，雄心万夫却无路请缨，真个是“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舞文弄墨恐怕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于此，周涛有一段真实的自白——“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理想的嗜好，当文人已经是纸上谈兵，很不怎么威风了。李白、辛弃疾、陆游都是没办法才写诗，雄才大略不能实现，统兵十万征服异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他们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深深遗憾，成了他们写诗的超群拔俗的力量。肯定，李白、辛弃疾有‘人杰’意识，内心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不灭的呼喊”。
周涛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这种“呼喊”？
像历代中国文人一样，他们在回归自然、啸傲江湖的同时，仍然无法忘情于安邦济世，淡泊于仕途功名。狂放者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一旦知道天子真的要召见，不照样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么？几千年来，他们终是在这出世与人世的两难之间游移、徘徊、奔突、撕扯，人格因此而分裂、而沉沦、而升华、而迸发出天才的光芒。
“人杰”意识的驱使和世俗人生的诱惑使周涛强烈渴望积极人世。然而，亲和自然的天性、追求高贵人格的理想又总是跑出来顽强地抵御甚至扼杀他的人世渴望。应该说两个周涛都是真实的。真实的周涛终未人世太深，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一分真率、一分坦荡、一分对真善美的忠真不渝的捍卫和一种不与世俗妥协或同流合污的遗世独立的姿态。他也许犹疑过、躁动过，但最终还是认定“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决心要为自己守住一点什么。于是，他在想象中补偿现实中所失去的——在现实中为恪守理想而付出代价。于是，他痴爱历史人物也就成了一种真正的“移情”——移情于纸上，移情于古代，在纸上缅怀英雄，仰望、模拟英雄。结果是他在方块字的王国里统兵十万，八面威风，杀伐征战，功名显赫。颇有深意的是，在这个纯粹文字的王国里，我们也仍然可以常常看到介乎于“出”、“人”之间的两个不同的周涛的影子：一个是面对世俗人生的周涛，强悍自信而恃才傲物，王者风度中夹着几许霸气，愤世嫉俗有时又难免牢骚太盛，有优越感也有表演欲；一个是面对自然天地的周涛，显得谦逊、平和而朴素，目光温驯而心地纯净，常常痴笑而行，恣情而歌，亲切可爱中还不乏几分天真。
归纳起来看，正是异域“文化一自然一历史”三个支点撑开了周涛宏大的审美时空。首先，静穆而神秘的伊斯兰文明和奔放热烈的草原生活气息带着一股原始的野性的强力，冲击和改组了他的文化构成，丰富和补充了中原文明的圆熟和精致。其次，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差异保证他始终有一个感觉新鲜敏于发现的独特视角，而视野的辽阔与幽深又使他站得高看得远，锻造了他的大胸怀、大襟抱，使其作品笔力粗犷，气流恢宏。同时，自然风情与如烟世事又不断抵御和销蚀他的人世心理，帮助他一次一次从世俗中超拨出来，变得洒脱与豁达。再加上僻居一隅的“地偏心自远”的客观效应也减少了浮躁与喧嚣的尘世干扰，有利于他沉入深度的孤独之中，从而保护了审美眼光的纯洁与艺术感觉的锐利。周涛与好以“童年视角”关注“过去时”的莫言不同，与好用“第三只眼”洞察“现在时”的朱苏进也不同，他是眺望着未来。他的诗情主要不是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追踪与把握，而恰恰是靠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对现实与历史做出超越时空的感性思索，对人生和人的生存景况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在“文化—自然—历史”的三角高峰上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