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立通俗文学的批评机制。
严格地讲，我们的批评界还没有对国内的通俗文学展开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像样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通俗文学界目前的混乱与盲目，批评界是有责任的。为了促进大陆通俗文学的健康成长，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对通俗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研究与导向，在积极的批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大众为关注重心的批评模式——它应该有明显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大众化的评价尺度、语言风格和操作规范；它应该有自己的像《纽约书评》那样的报刊和一批专家乃至权威发言人；它还应该设立以读者投票为基础的大奖，以奖励每年一本或几本最畅销而又真正代表国家水准的通俗文学佳作。如此等等。通过这样一套完整的批评机制，在直接刺激或矫正作家创作路向的同时，更主要的是通过提高或引导读者的审美水平和阅读需求来间接地制约作家，调控市场，并进而把握整个通俗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作。
结束语：滔滔商海中，文学之舟将受到猛烈地摇撼乃至摔打，但决不可能被彻底颠覆。浪高一尺，船高一丈，真正的文学之舟永不沉没，它将载着人类的希望与追求，永远驶向精神家园的彼岸。
3.文学：在继承与借鉴中修炼正果——97中国文坛回眸
承蒙编辑朋友的厚爱，让我连续做了几年这种文坛回眸专稿。这是一种年终结账式的梳理与清算，逼迫你不得不坐下来扳着指头算一算，想一想，回忆一番，然后再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检点过往一年的文坛实绩或景观，既要有相对开阔的面的扫描，又不能缺了某几个点的具体评析，最好还要统辖在某一特色之下展开描述。实在说，材料好找，特色难寻。譬如1997年吧，一度硝烟弥漫的人文精神论战早已偃旗息鼓，刚刚还辚辚作响的“三驾马车”也开始渐行渐远了。97文坛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琢磨的结果是，经过十余年西方现代文学风雨的洗礼与冲击，中国作家已愈发成熟，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继承本土传统和借鉴域外经验之间的分寸感，并从中修炼正果。循着此一思路，我将几个现象略记于下：
长篇佳作渐次浮出水面
以1993年的《白鹿原》、《废都》引发的长篇小说热潮经久不衰，截至1996年底，据不同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一千六百余部或将近两干部，是此前四十余年的总和乃至多少倍云云。但是，由于不少作家或陷入了金钱的误区或陷入了心态的误区，长篇小说大面积的量的丰收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质的提升，时隔一二年，如今仍能存留人们记忆中的，不过《许三观卖血记》、《长恨歌》、《白门柳》、《恋爱的季节》、《穿越死亡》、《马桥词典》、《务虚笔记》、《1937年的爱情》以及《私人生活》等寥寥数部，平均每年三二部而已。这种十亩地里一棵苗的尴尬，使长篇小说热的口碑每况愈下。
时至1997午，长篇小说的产量虽然还在继续飙升，但那种盲目升温却已开始冷却，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心态渐趋平和，长篇大潮似乎进入了一段开阔的河面，而在相对平静的水面下分明又涌动着一股股潜流，不时地搅起几个漩涡或激出几朵浪花，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佳作力作相继浮上潮头。《北方城郭》、《天下财富》、《抉择》等作品以与现实生活的同步性和揭露现实矛盾的尖锐性而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强大活力，推进了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尘埃落定》、《清水幻像》、《缱绻与决绝》等作品则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或重构，而获得了一种审美的距离和艺术的从容，得到了圈内人士不同程度的认可或好评。以塑造农民军人典型见长而堪称“农民军歌”交响乐章的《遍地葵花》和作为第一部反映我军潜艇部队生活的《波涛汹涌》等军旅长篇小说的相继问世，显示出了军旅小说界闻风起舞不甘人后的进取姿态。
在上述诸作中，我愿特别推荐两部长篇处女作，一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一是军旅青年作家柳建伟的《北方城郭》。两作题材迥异，风格各殊，前者取材于藏族土司的历史传奇，以一种神闲气静的审美心态遥遥凝视远去的尘埃缓缓落定，行文空灵、飘逸，深具灵性和诗意；后者则再现当下中原某县的现实场景，用火热的激情和冷静的理性之犁切进现实生活的原壤，从而显得凝重、大气、深刻和尖利。两人都有师承《红楼梦》的企图与努力，区别在于，前者在借鉴20世纪西方小说经典如福克纳、普鲁斯特、马尔克斯方面做得比较不留痕迹，并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者则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儿取到了一点真经，以再现生活本身的丰繁复杂和混沌实现了对当下题材的艺术化转换。《尘埃落定》和《北方城郭》堪称97长篇的双璧和压卷之作。
中短篇创作平中不平
仅仅比较96年“三驾马车”的热闹声势而言，1997年的中篇小说只能算是中平之年。即便是最负盛名的阎连科的《年月日》，尽管创下了首发刊物和六家选刊都发头条的空前纪录，但与《大厂》的红极一时相比，都不免显得平淡。《年月日》是一个选择读者的作品，欣赏它的精致和单纯需要一定的文学品位和阅读耐心。它在表达生命个体细微体验和民族群体的生存精神之间提供了巨大的艺术张力与想象空间，这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也是一种经典化的写作。它如果能再精炼和简洁一些，就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经典文本了。它和迟子建的《逆行精灵》之所以备受业内人士的重视与关注，原因之一也在于二者娴熟地运用域外经验与技巧天衣无缝地表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年月日》可以视作阎连科多年来摸索中西合璧之法尝试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果实，它的出现，使影响了中国作家几十年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终于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中国化版本。迟子建的《逆行精灵》，则不妨看成是契诃夫式的忧郁的故事在肖红的黑土地上长出的一棵优美的橡树。
类似阎、迟二位注重在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中张扬个性的中篇佳构还有《被雨淋湿的河》（鬼子）、《青衣花旦》（西飏）、《你没有理由不疯》（张欣）等，邓一光、池莉、刘醒龙、何申等一批中年实力派作家则仍然以当下晶格介入现实，冲击文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恒一改往日套路的新作《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冷静的黑色幽默中写出小人物的悲辛，使底层关怀的视点继续下沉，而作品的美学意蕴得以飞升，是当前现实主义潮流中的别格与异调。
说97中篇小说平中不平，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批中老年作家的突杀回马枪或异军突起，如王蒙的《春堤六桥》、张洁的《梦到好时成乌有》、冯骥才的《末日夏娃》、贾平凹的《观我》、叶广苓的《雨也潇潇》、李国文的《垃圾的故事》、马烽的《袁九斤的故事》等等，都使得中篇艺苑里平添了几分色彩和多了几分说道。
关于短篇的看法，略多歧见。有论者认为其成就在中篇之上，根据是短篇小说更多地挣脱了以往的公共话语而率先进入了一种私人话语的空间。而在我看来，毕飞宇，邱华栋、鲁羊、朱文等新生代的表述话语虽然迥异子他们的前代作家，但他们相互之间却又有某些“靠色”，有形成一种新的公共话语的危险，此其一。其二，他们的艺术触角还较少切人当下的公众生活，因而还未能发挥短篇短平快地反映当前急速发展的未定型的社会现实的优势，也就还不能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相形之下，倒是比他们略为年长一些的作家如铁凝的《秀色》、《安德烈的晚上》，刘庆邦的《鞋》，徐坤的《厨房》，严歌苓的《拉斯维加斯的谜语》，邓一光的《狼行成双》，红柯的《美丽奴羊》等短篇读来更为实在，也更为亲切。稍加思忖，将不难发现，这里面似乎依然有一个如何掌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度的问题。比如铁凝的两个短篇，不是隐隐可以从中感觉到丝丝缕缕欧.亨利或契诃夫的余韵吗？
设立鲁迅文学奖并开始建立新的文学秩序
1997年，文学界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全国文坛期待已久的、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设立与评选。文学奖励机制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已为20世纪的文学实践所证明。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的权威大奖已是不争的事实，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法国的龚古尔奖、日本的芥川奖等国家文学奖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我国新时期以来一批批新人新作的脱颖而出也几乎无一不是和历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新诗奖等等奖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近十年以来，除了一个茅盾文学奖还在不定期地勉强支撑以外，其余各项全国文学大奖的戛然中断对于文学事业的负面影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尤其进入90年代，在一个商潮汹涌、多元并存的社会转型期，也带来了文学的一度失范、失落甚至失去自我。当此之际，更为需要一种新的导向，一种相对恒定的评价标准，一种规范操作的奖励机制，以便建立新的文学秩序，重新号召作家、振作队伍、凝聚斗志，以对抗一个把文学作品完全商品化的庞大市场，切实按照艺术规律和精神尺度对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褒奖。年终启动的鲁迅文学奖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毕竟已经开始，它囊括了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而且以“鲁迅”名之，似乎比以往的全国奖还更增加了一份神圣和庄严。根据我担任本届中篇小说评委的经验看，评选是严肃、认真而又充分民主的，是缜密细致而又顾全大局的。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最后投票选出《父亲是个兵》（邓一光）、《小的儿》（林希）、《挑担茶叶上北京》（刘醒龙）、《年前年后》（何申）、《涅槃》（季国文）、《黄金洞》（阎连科）、《天知地知》（刘恒）、《双鱼星座》（徐小斌）、《没有语言的生活》（东西）、《天缺一角》（李贯通）等十部作品。无论是从风格、样式、题材还是从作者构成看，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很鲜明，即多数获奖作品都是将本土小说传统和域外小说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之作，大致反映了95、96两年来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态势。谈歌、关仁山“两驾马车”因艺术粗糙等原因落马，而被部分人士引为遗憾，但总体结果用我当时的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有遗珠之憾，无混珠之嫌”。这恐怕也是一般评奖的规律，是评奖的一种理想结局。因为中篇奖最先评完，据说，这个结果对其它门类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几乎与此同时，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文学》联合推出了“97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四个门类各有十篇作品上榜。它借用了流行歌曲商业化操作的名目，但它的创意恰恰应该是反商业化的。它的依据来自三十余名由著名学者、作家、批评家、编辑家所担任的推选委员的选票，表达了一种文学精英们的价值取向和民间立场，意在商家的经济“卖点”和政府的政治导向之外，再为社会提供一种更加纯粹文学的评判眼光和选择标准。在我看来，这也是为建立新的文学秩序的一种努力，它是对各种奖项和选刊的一种补充，也可能是一种渗透，它们将为形成新的有序的、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这个“排行榜”已经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与重视。
最后，对于1997年的中国文坛来说，还有这样几件事情值得记下一笔，以为备忘——
（1）由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发的“马桥风波”热闹一时，由热而冷，“马桥官司”迁延一年，悬而未决；（2）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受到批评和驳难，批谢主将之一韩石山先生还因其它多篇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式的“短打”文章显得活跃；（3）一拖再拖而在1997年底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王火的《战争与人》，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金榜题名，舆论哗然，文坛对此作出不同反映。
4.散文的“散”与“文”——我看当前的“散文热”
散文是个大题目，我个人的感觉是：读得愈多就愈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说，就愈讲不清散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仔细琢磨琢磨，又发觉光是这“散文”二字就有点说道，而且似乎还可以分而说之。
先说其“散”。
为什么叫“散文”？先哲就有“散文就是和友人松散地聊天”，“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散文就是散漫的文体”，“散文就是自由”云云。种种说法，多不离一个“散”字。在我看来，这个“散”字强调的是散文家的本色的轻松，自然的流露。因为散文既没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也少有小说的情节和故事，它主要不依靠“行头”来支撑和夸张自己——不要堂皇气派的西装革履，也不要珠光宝气的晚礼服，它只是身着泳装松散随便地走向海滩，在阳光下裸露真实的胴体。正所谓“是大英雄自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