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国的长处是写得比较扎实与绵密，但过实过密就容易让人觉得“满满当当”，而缺少了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感和疏密相间的韵律感，以及蓬松飘逸的空灵感。以他的代表作《毛雪》为例就看得很清楚，优缺点如同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成也在“实”，败也在“实”；成在生活的扎实与感情的真实，败在艺术的太“实”与太“满”。我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这部三万字中篇的十三节里，每一节中都写了三个以上的事情（或细节，甚至从“目测”到“量血压”的体检过程，依次有序地桩桩件件写了过来），虽然其中不乏精彩感人之处，但实在是写得太“实在”了，直让人觉着实事多而意境少，不仅可惜了素材，而且降低了艺术品位。有一位作家说过一句话：用五个好细节就能写一部好中篇。这或许有点夸张。但我也曾对陈怀国说过一句话：小说低手是把一大堆事写得没什么事，而小说高手是把一点点事写出一大堆来。关键是看你能否写得进去，化得开来。陈怀国足“进得去”，但往往有点“浓得化不开”。这大概与他善于捕捉细节的功力有关（即前述的为其所累），亦与他崇尚厚重力戒轻飘的美学追求有关。但据我的理解，厚重并不等于材料的铺排与细节的堆砌。与此同理，空灵也不是空泛空洞与轻飘，而是一种空濛灵动的意境，一种深厚底蕴上洇开来的灵性和弥漫着的灵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境界。厚重的也可以是空是的（远的不说，就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红高粱》等，难道不都是既厚重又空灵吗），只不过是更不容易做到罢了。所以，当初在看《毛雪》初稿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却没有让他这样去改，正是觉着这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来修炼的功夫。
今天再来谈这一点就很有必要了。因为总观陈怀国的全部创作可以看出，他的局部描写的优势已经演变为他的整体感觉的劣势了。这具体表现为他在艺术结构把握上的局限性。他比较擅长驾驭的是比较单线的（人和事）结构，《毛雪》且是中篇，其实也不过写了一事（参军体检）三人（“我”、父亲、大哥），而至于一人一事的《荒原》、《蓝色黄羊》等就写得更为从容一些。因为这种结构即便是情节细节比较铺排，也不至于引起混乱。而他对于复线结构的把握，就显得吃力乃至于力不从心。《农家军歌》和《无岸的海》中较主要的人物都是八个，线索自然也多一些，发展演进起来就有点乱套，有点线条庞杂，头绪不清。《无岸的海》过了第八节，人物的性格和情绪都开始失控，情节的逆转略显突兀与生硬，往后直至结尾的笔力也明显减弱。尽管这两部作品的局部仍然很见功力，仍然表现出了他的全部优点（比如两部作品的开头，比如《无岸的海》中的“场长妻子洗澡”、“赏月”、“赛歌”等章节都称得精彩），但都无法掩饰整体结构上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我还注意到，陈怀国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依时间顺序来推进情节、展开故事与构建框架的。这也多少表明了他结构方略的不够丰富和手法的不够多样化。
此外，他对单线结构的偏好已经开始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重复，包括人物的类型（“老丁”、“老万”型）、性格、情绪、心态，以及和这一切紧密相关的语言。譬如这样一类词句的出现频率就比较高：“遥远”、“空茫”、“含糊”、“糊涂”、“久久”、“极生动”、“来来回回”、“曲曲折折”、“好一阵张望”等等。
还有一些作者直接站出来的抒情与议论（如《无岸的海》第五节中关于宝福的黑木耳的“想象”，第八节中关于照相的抒情等部分）也都明显多余。
我曾在前面对陈怀国和“新生代”们年轻的优势和“专利”什么的着力给予过肯定，我认为这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惟其如此，同样不遗余力地指出他们的不足与毛病，也许是更为必要和重要的。因为我对他们充满希望，所以我不惮作出这些苛刻的挑剔，并且但愿它不是隔靴搔痒或不痛不痒，而是真正能对陈怀国有所启示，有所触动。
陈怀国的路还很长，从思想到艺术的修炼都刚刚开始。他起点的高度也决定了他继续行进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怀国的创作本身就将是一首“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我关注的是今后——
陈怀国，你的播放着“农家军歌”的创作之舟，将在小说艺术的“无岸的海”中驶向何方？
8.平凡军旅真实人生——作为晚生代军旅小说家的石钟山
刚过而立之年的石钟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届毕业生。九年前，1990年，他还在军艺文学系就读时，使以《兵舍三味》等一组清新脱俗的短篇为人瞩目而步入军旅文坛。如今，他已出版《男人没有故乡》等两部长篇和《大风口》等百余部（篇）中短篇小说，成为晚生代军旅小说家群落中一名颇具实绩的活跃分子。
粗观石钟山的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读出一个路向，即多以平淡笔墨写凡人小事，而少以金石之声唱英雄壮歌。此现象一般说来，主观上或可追溯到作家的个性、气质之类的制约，客观上或可寻觅出80年代末兴起的“新写实”之风的蛛丝马迹。但从军旅文学的规定角度考察，则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无奈性，在军旅文学某些新动向的背后，是当代军旅生活的变异，是当今军人价值定位的滑动和重新寻找。
80年代中期前后，正当李存葆、朱苏进、莫言等一批崛起于新时期的军旅文学骁将以“当代战争”（如《高山下的花环》）、“和平军营”（如《射天狼》、《引而不发》）、“历史战争”（如《红高粱》）三条战线交叉构筑军旅文学的主体辉煌之际，石钟山们还只是一名新兵或者文学爱好者。军旅文学鼎盛时期的壮丽风景对他们不可能不产生刺激和诱惑，一个最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至少有一部分晚生代军旅作家是在“花环”眩目的光芒照耀下，奔向了“红高梁”洸洋血海般绚烂缤纷的文学世界的。问题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进文坛时，才蓦然发现此时之文坛已非彼时之文坛，风景殊异，人是文非，文学已从社会中心滑向了边缘或从高峰跌入了低谷，观者云散，四遭寂寥，他们的登台表演，已经是无人喝彩了。
此时刚刚进入90年代。
市场经济的活跃，大众传媒的扩张，物欲的空前释放，金钱的无孔不入，理想的失落，英雄的消解，“烦恼人生”有如“一地鸡毛”，偶尔“遭遇激情”也“懒得离婚”，即使“过把瘾就死”也“不谈爱情”……无序的活跃，混乱的多元，失落而迷惘的价值指向，正是90年代初文学形态的一般表征。在此情势之下，文学的“失语”和作家的分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它作为社会转型期之过渡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在此无暇深究，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形势客观上为晚生代作家的乱中取胜、乘虚而入、脱颖而出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试想，如果80年代的那一批小说中坚继续在文坛上叱咤风云引领风骚的话，那么，晚生代们何时才得以崭露头角呢？这就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世上新人赶旧人”；或者也可以换一角度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当然，晚生代们是带着他们自己有别于前代作家的对生活、对文学、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和表达走向文坛的。石钟山也是这样。他最初集中于短篇创制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方略，就是在平淡中写出韵致，在无心处蕴藏精巧。他最善于从一件最不惹眼的小事、一个平凡的场景、一种普通的现象（如一条巡逻小路，一张战士床头的女友照片、一个老兵睡觉打鼾的习惯等等）之中捕捉和提炼出一种“兵们”的情愫、心绪和机趣，以他那淡淡的而又富于韵味的语言渲染出一种氛围，不露痕迹地结成一个“扣子”，到小说结束处再唰地一抖开，让你的心格登一下或怅然若有所思、若有所动、若有所失。那时候，他几乎成了一个发现与把捉“兵趣”、“兵情”与“兵味”并给以“短、平、快”反映的能手。他的短篇，为90年代沉闷的军旅文坛吹来了一阵淡淡的清风。
显然，石钟山没有李存葆的大气磅礴，没有朱苏进的锐利深邃，更没莫言的天马行空。他以自己的小巧、平实和拙朴来区别他们、排斥他们并确立自己。应该说石钟山是成功的，这是一种明智的扬长避短，也是一种无奈的别无选择。说他明智，是因为他懂得避其锋芒，从前代作家林立的高大身影间穿行而过，迂回前进；说他无奈，则是因为前代作家所发出的声音过于洪亮高亢，虽然时隔多年却仍然轰鸣不绝，余音如缕，要想在力度或高度上超越他们几乎不大可能，惟一能做的就是独辟蹊径，另弹别调，比如以小桥流水来区别于大江东去。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对某种体裁样式（譬如短篇）的选择，但也不仅仅如此。更包括了一种气势、一种境界、一种风度和一种胸襟。
说到选择，以往我们常常比较注重作家个人或主观的一面，其实选择往往是双向的、互动的，应该充分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略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局限和客观条件对主观的制约。此所谓“形势比人强”或日“时势造英雄”是也。石钟山选择以短篇形式写凡人小事来作为他进入文学的突破口，其考虑依据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一面的我在前面已略有论及，作为非文学的一面，我想首先起作用的是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说，石钟山入伍于80年代初，其时，共和国以来最后的战争（1979年南部边疆战争）已基本烟消云散，他没有参战的机遇，甚至也没有李存葆们亲临前线感受战争的幸运，对军旅文学的基本主题——战争，他一时无缘置喙。同时，“文革”早已结束多年，对于军队在这场“政治战争”中所受的种种创伤也缺乏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自然也就难以获得朱苏进们那样的“第三只眼”去予以反观审察。再者，囿于非农人的出身，在地域文化方面他先天不足，没有一块像莫言们的长出过“红高粱”的文化沃土去供他深耕细作……
如上种种，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石钟山选择他身边的凡人小事，或者反过来说，90年代的军营生活选择了石钟山们这一批晚生代军旅作家来作为这一段特定时期的某些层面的代言人实在是一件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优势。我曾多次著文说过，军旅文学有一个特点，即不同年代的兵必须有不同的“代言人”，此乃由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军队成员急剧的流动性所决定。他们的前代作家虽然在思想、艺术修养诸方面都与时俱进日臻成熟，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成就的丰硕和官阶的升迁，对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却愈来愈疏离了、隔膜了。及时准确地反映80年代以来行进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军广大基层官兵的思想感情，就成了从这个队列里走出来或还在这个队列里行进着的晚生代们的某种“专利”。他们思想的磨砺、技巧的训练或许都还有种种不及，但来自生活本身的丰厚馈赠却保证了直觉的纯正和抵达生活本质的可能。
譬如“平凡”二字，也许就抓住了当下部队生活和军旅人生的或一本质。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结束，对话取代了对抗的国际大势的形成，以及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心转移等等，军队的作用和军人的价值实现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军人指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炮火中建功立业的梦想变得愈益渺远，往昔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更多地被一些平常的日常事务所消解，动辄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验日渐演化成世俗生活中的某一种麻烦、某一种困窘、某一种艰难，它虽然不见得要流血牺牲，但似乎却更贴近了一般人们的生活真实和生存状况。质言之，在和平时期中军人职业的特殊意味被淡化了，它与诸多行业的共性被凸显出来了，（譬如航空、铁路等部门纪律的严格性，煤矿、地质等行业的艰苦性等等，都与军队相近似）因此，它由神圣变得普通，由神秘变得可爱可亲，由神话一般的遥远高蹈变得真切而可信。
石钟山的中篇近作《热爱生活》，就是以一种“低调”叙述，描绘了通讯参谋李大亮的故事，这是一个军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他的七情六欲和烦恼窘迫以及为了热爱生活而付出的代价乃至牺牲，是属于军人的，而又不仅仅是属于军人的。这是一个没有花环的故事，它记述了一位没有勋章的烈士，这位“烈士”走过了一段没有掌声的人生旅途。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透露了石钟山和晚生代军旅小说家们的某种无奈？
这是作家对于生活的就范？还是生活给予作家的启迪？
9.魅人的梦想：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序李鸣生《飞向太空港》
这是一个魅人的梦想，一个辉煌的梦想；一个推断人类昨天从何处来，明天向何处去，以及记录人类企图离开地球努力开拓天疆的壮丽历程的大胆而又神奇的梦想。
这是来自四川的李鸣生脑袋瓜中的一个奇梦异想。
1990年夏日那个晴朗的中午，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员李鸣生的宿舍里第一次听他两眼放光地描述他的梦想时，我为之魅惑，为之感染，亦为之惊讶：在这个小个子的体魄内，竟然蕴藏了如此浪漫无涯的想象力和炽热灼人的激情。我们当即拍定，他写完书，我来接着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