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表现后勤战线的电视剧不同，18集连续剧《光荣之旅》（1999）首次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我军后勤工作在现代化建军和现代战争以至现代高科技战争中的重要性，鲜明地提出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的观念。这部剧主要价值在于，全剧以主人公贺援朝的经历为主线折射着军队后勤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社会的各种问题。一次军事演习时，因油料保障不畅，炮兵团长贺援朝的部队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他向上级直言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的弊端。后来他被推荐进入高级指挥学院深造，再进入总后机关。由于他眼界开阔，思想超前，正直敢言，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在群众评议时得票较少没当上副局长。在后勤分部代职期间，他大胆提出改革后勤供应体制的设想，冒着风险推进后勤应急分队建设。这部剧采用家国一体的叙事模式，并广泛感应着各种社会生活层面。贺援朝的父亲贺太平是志愿军后勤老战士，弟弟贺建军也在部队工作，但兄弟志向不同。贺援朝为部队建设尽心尽力，贺建军转业后犯了经济错误。贺援朝全心全意工作，对家庭却不能尽职尽责，加上两地分居，身为军医的妻子张洁和他离了婚，妹妹贺超英也下岗，家庭困难没有阻碍他继承父志，他最终担任了军区联勤部长，成为新一代后勤高级指挥员。就个体形象看，贺援朝形象塑造向现实昭示着军人应有的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和在时代大潮中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军队后勤工作机制建设方面看，贺援朝的经历又有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启示性。
青藏公路创业史曾经成为新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一个榜样留在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50年代，国家决定修建青藏公路，不仅能打仗，还能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领受了这个艰巨使命。90年代，随着“青藏高原”那激扬高亢的歌声，再现那段英雄历史的电视剧《天路》（1998）进入观众视野，奉献了一支感人至深的英雄颂歌。从剧中可以看到，当年慕生忠将军接受任务后，率领筑路大军将士爬雪山、越戈壁、过激流、滚沼泽，到达荒凉的格尔木地区。在这里，洛黑子、茹静等男女官兵和许多民工住着简陋的板棚，使用简陋的工具，吃着营养不足的饭菜蔬，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受着感情的波折，付出巨大的牺牲，共同修筑成功这条“离太阳最近”的名副其实的“通天之路”。剧中多次出现的“天路”景象成为一代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从剧中我们还看到他们的后代——90年代的汽车兵、兵站人继承父辈的事业，发扬前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继续在青藏线上战斗，献出一腔青春热血。电视剧《天路》以艺术的方式追溯两代军人艰苦奋斗的历程，将壮美的昨天刻印在屏幕上，意义深远。同时，这又是一部西部风格电视剧。全剧追求凝重悲壮的历史氛围，诸如筑路初期，大军鏖战戈壁滩的壮丽图景，探路队官兵以身体滚越沼泽的场面，有较强的震撼力。
军队后勤战线有许多英雄模范，军旅电视剧的一个根本使命便是在塑造各种各样的军人英模形象中追踪、开掘和再现我军军人本质精神的多样性表现，张扬其独特的价值追求。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们已处在一个物欲与精神相对立、相依存、相较量的时代大潮之中，这是一个崇奉和探寻价值多元的时代，而军人价值体系中为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恒久内涵——奉献牺牲精神不变。一些编导在创作中努力改变铺叙好人好事的面貌，追求更艺术地宣传英模和塑造英模人物形象，从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中强化思想的感召力。在许多人崇奉的上帝——金钱面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而失缺精神家园时，他们塑造的英模形象却拥有和享受着最宝贵的生命绿洲，并树立起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风范。后勤战线题材电视剧《张培英》和《大漠丰碑》是值得关注的两部作品。
《张培英》（1993）是反映总后优秀共产党员张培英模范事迹的写实性英模剧。60年代，张培英在某实验室工作时，因发生爆炸事件，她的脸部大面积受伤。她在平凡的岗位工作20多年后退休了。退休后，当她看到院里的孩子没地方玩时，就自己花钱买了许多书籍，为孩子们办书摊。但孩子们害怕她被烧伤后的相貌，有的孩子还骂她，张培英没有气馁，她把家里电视搬到活动室，热情欢迎孩子们，渐渐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她越来越红火的“事业”为许多在岗的军人解除了后顾之忧。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电视剧朴实真诚的叙事，和演员陶玉玲朴素真诚的表演，产生了较强的感染力。
《大漠丰碑》（1996）是根据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团长”称号的北京军区给水团团长李国安的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因为改了主人公名字，算是一部准写实性英模剧。然而，这部电视剧要告诉观众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打井队的故事。在商业经济大潮汹涌的时代环境里，拍摄这样一部电视剧，编导并不着意于抨击生活的某些负面，而是从社会历史进程层面，从人的生存价值观念选择等根本处着眼，以表现军营内部生活为主，揭示普通人身上的英雄本色。它也不是一般地赞颂英模的奉献牺牲精神，全剧四集划出四个大的板块：郭安率部队开进沙漠死亡之海，为边防战士打甜水井；官兵勒紧自己的腰带为草甸子村民打井；郭安带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为内蒙金川经济开发区打井；郭安带病奔赴华北战区进行8000里水文地质资源考察……完成了敢“冒险”、讲科学与奉献三位一体的郭安人格塑造。全剧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注目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为一己之利悲喜的高尚精神，从而为我们的竞争社会注入一种英雄气概，使奉献精神永远成为我们民族不衰的正气歌。
七、应答强军新课题：《虎踞钟山》、《突出重围》等
军旅电视剧创作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中前进着，集中体现在所映射的时代征候方面，一个焦点是：时代强军新课题成为军旅电视剧创作的新课题。对这个课题的应答是从历史回眸开始的。《虎踞钟山》（1998）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国元帅刘伯承创办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一段经历再现荧屏，让那段距今半个世纪的往事触动今人的心怀，让历史回答今天。
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要义是讲究未知效果，提供观众不知道或不熟悉的内容，让观众在清除自己的“认知盲点”中获得欣赏满足，那么，《虎踞钟山》的题材选择本身——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建设历史就足具这种新颖性因素。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大门的首次敞开是在全国刚刚解放的昨天，走进这个大门的各级指挥员还带着满身硝烟味，由此推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必须加强学习这个我军面临的急迫任务，将每个军队指挥员置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处。但这还可能仅止构成表层的引力，真正诱使观众深入其中的，是这部剧经过创作者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和选择的历史着眼点和现实意蕴性。全剧围绕学习新知识这条主线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戏剧矛盾，在人物性格碰撞中突出了不同观念的落差。骑兵司令崔保山在知识殿堂骄狂无礼，在课堂上与教员吴觉非顶撞，表面上是不服败军之将，实质上暴露了他因打过胜仗而藐视一切的自满和浅薄。师长杨震是另一种姿态，在曾经是战场敌手和给他带来失去恋人痛苦的吴觉非面前，他清醒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刻苦求知。曾参加过100多次战斗、7次负伤、15次立功的老红军学员甘有根的退学，作为我军建设史上曾经的一个历史现象在荧屏上被首次表现，是这部电视剧情与理撞击和交融的一个高潮。这三个人物形象从三个方面告诫我们，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历史无情，现实无情，每个人都站在历史的关口，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就不能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需要。谁要做时代的勇士而不是逃兵就要顽强学习新知识。全剧倾力塑造的刘伯承元帅则为我们从审视昨天的生活中汲取力量确立了一个独特视角。新中国成立伊始，战功卓著素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元帅就辞去西南军政要职去创办军事学院，绝非仅仅是止戈讲艺，坐而论道，而是源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大志和崇高责任感，源于一个知古晓今的军事家的高瞻远瞩和忧患意识。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他清醒地看到：我们这支军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更需要现代化的训练。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虎踞钟山》将今天作者的思考借昨天的故事和人物表现出来，督促我们用历史进步的眼光吸取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中审视我们自身，告诉我们胜利之师要永远成为胜利之师就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历史属于未来的一个永恒处。因此《虎踞钟山》虽是军旅历史剧，但对当今社会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性，虽然是军旅题材，对各行各业均有普遍指导意义。
《驱逐舰舰长》（1997）讲述的发生在90年代的两艘导弹驱逐舰的两代舰长之间竞争和相互帮助的故事，其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了舰机协同、舰空对抗、舰潜对抗、海上受阅、军舰远航等等现代海军景观，更在于将当代军人的追求、理想、奉献、牺牲以及智慧的较量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将人物的理想、情怀、境界放在时代进步的大格局中熔铸和展现，将对军人的赞颂、讴歌与他们推动进步的现实努力相融合。例如，老舰长严同山面对迅速更新的现代化装备，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现代化、面对高科技的差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表明今天军人职责所要求的最大的奉献是能够抛弃个人得失、胜任和富有创造性地干好本职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一个引起现实海军官兵强烈认同的“倒面条事件”，从一个小的侧面表明现代军人接受新挑战要提高自身全面素质的必要性。
我们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期，回首昨天是为了应答今天和未来。世纪之交播映的22集军旅大戏《突出重围》（1999）就展示了一个新的开始。它瞩目新军事变革的世界格局，将英雄主义的讴歌融入科技强军、质量建军之大势，以“打得赢”和“科技强军”时代内容的凸显，领近年军旅电视剧创作风气之先。如果说，《和平年代》与现代新生活相联系，主体是对商业潮动中军人奉献精神的赞扬和挚爱军营的赞歌，达到对军人某种恒久价值的肯定，正所谓“和平是对军人的最大奖赏”，那么，《突出重围》的振聋发聩处就在于：它以演习中的蓝军“自作主张”“打败”红军为契机，通过红蓝两军反复“冲杀”（包括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官兵感悟我们不能再“自己打败自己”，而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如何迈开新步伐作为一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观念来聚焦；如果说，《和平年代》以秦子雄形象塑造为代表，将一代军人痴心不改的军旅情怀和对物欲的鄙视做了近乎极端的表现，令人荡气回肠，那么，《突出重围》具有超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在塑造具有时代特质的军人人格形象方面也突出了“重围”，它在“谋打赢”的艺术内涵表现中着眼于塑造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有着更丰满现代人格的军人，揭示出当代军人要在科技强军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思想品质要过硬，业务技术要过硬，眼界需开阔，胸襟更须开阔，还要丰富自己的谋略思想。创作者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剧中诱发着、重申着、张扬着、聚焦着“军人是为战争而生存的”观念，在我们军队历经半个世纪的和平年代后发出了一个深刻的警醒信号。这正是一些人渐已淡漠的我军军魂的又一个本质方面。这种创作观念的获得则是创作者渗入和认识新的时代语境的结果，并且体现着前瞻的胆识和勇气。至此，以往荧屏对当代军人种种非军事本体的表现有了重大变化。以是观之，朱海鹏，一个好发奇思异想的陆军学院教研室主任，一个掌握一定信息化手段的中层指挥员，一个不甘平庸的现代军人，为“谋打赢”冲破惯性思维，宁可舍弃自己的前程，竟一再“出格”，不为程式化的演习束缚，指挥蓝军用电子战等手段打败红军，实在是时代的弄潮儿。显然，朱海鹏和他的“后台”——师长常少乐、战友——参谋唐龙的异动思维有别于传统类型军人，但他们又仍然是传统奉献牺牲精神的继承者，不过他们是从军队生存的根本目的着眼而采用了自己的继承方式。“红军”师长黄兴安三个阶段的变化以及该师团长简凡的“退伍转业”，则使这场“战争”更多了值得品味的“思想”性内涵。
总之，创作者洞悉生活现象、提炼生活本质的能力使朱海鹏、常少乐、唐龙等人准确地站立在历史和现实交叉的坐标点上，并由此闪现出富有时代内涵的精神光彩。这些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军人也是有着各种弱点的凡人，但他们又有着不凡的军人品格，这种品格冲击着淡忘战争的“和平”观念，冲击着种种习焉不察的思维惰性，也冲击着盲目自满、保名争利的道德人格，显现出创作者在创作观念方面深刻的把握和内蕴着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最终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民族后面必定站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也是艺术必须关注的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