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情绪化的感染。纵览8部影片，是从最初叙述领袖人物的运筹帷幄为重点，到突出表现他们亲情化、人伦化的情节；从刻画领袖大人物的谋略见长，到赋予他们情绪化、情感化的场景与细节；从主要描绘战略战术的实施，到地图越来越少、情感铺垫、情绪渲染越来越浓，由战术谋略的情节张力过渡到情感的张力——上述场景表现在影片中往往成为华彩与经典段落。像《辽沈战役》中毛泽东与萧三一路畅谈、一路摘酸枣，毛泽东妙语解颐、意趣盎然，大决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作为决策者的毛泽东却在秋色爽朗、红叶霜染的优美环境中与少年时代的挚友叙旧、摘枣。这一段落将伟人的胸襟信心、领袖人物诗人统帅的风范及充沛饱满的情绪状态烘托了出来。《大转折》中，刘邓强渡汝河，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跳下水去用身体搭起浮桥，刘邓两位首长在纷飞炮弹炸开水面的红色火光的映衬下，以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从容气度，大步流星、面色坦然地走过浮桥，高速摄影将这一时刻“放大”，人物形象具有了雕塑感与升华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两位统帅临危不惧、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轩昂气概与神采被出色地刻画出来。《大战宁沪杭》中攻克南京总统府，毛泽东激动地挥毫赋诗，英雄成就大业的气势、积郁于胸的感怀被酣畅淋漓地抒发，令人荡气回肠。而蒋介石在蛰居台湾后过端午节，小孙子一句“粽子没有老家的好吃”，童言无忌却令蒋怅然若失，画外传来闽南口音的《武岭校歌》，乡音已改，此刻蒋的心境怎能不悲凉感慨、思绪万端……应该说，这种叙述及塑造人物的方法，不仅前所未有地在银幕上树立起一系列历史“大人物”的形象，更形成了影片融“史”入“诗”的风格，使战争巨片被赋予了浓郁的浪漫激情与诗情意蕴。而其中的情感策略避免了宏大格局的形式粗糙感及对战略战术的枯燥图解，从而使观众的情绪容易被影片所感染。
三是事件的揭秘性。从《辽沈战役》到《大战宁沪杭》影片由直接给出与展示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到在描绘过程中有意留出空白与余地，让观众自己参与到事件的思考中来；从表现重大事件到表现某些客观存在的、以前被划归“历史的暗区”的事件，使影片带有了浓厚的揭秘色彩，这是一种调动与迎合观众观赏趣味的叙述角度。像《大战宁沪杭》中涉及了“紫石英号军舰”、“渡江第一船”、“毛泽东从未进过故宫”等花絮与轶事。
总结以上几点，这批战争史诗巨片受到9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在保留强化正统趣味的同时，在叙述样态上相应作出了一些策略性的调整，找到了与观众建立情感沟通的方法，并以符合90年代观众审美心理及相应时代文化背景下所认同的“历史概念”，完成了辉煌壮阔的全国解放战争的银幕“述本”。
2.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
在9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特别是军旅题材的创作中，大量采用的是原创性的电影剧本，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比较少。主要有《烈火金刚》（1991）、《弹道无痘》（1995）、《走出硝烟的女神》（1999）、《英雄无语》（1999）。
《烈火金刚》取材于“前17年”主流军旅文学的经典作品，但却被放置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在当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及战争史诗性巨片已经开始“升温”的情况下，我们是在当年的“娱乐片排行榜”上找到了这部影片的定位。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并不具备“经典重读”的特质。它的“娱乐性”被理解为“传奇故事”加“明星演员”。但是，影片的内核依然是与文学原著相同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样来看，这部影片与“前17年”军旅题材影片散发着极其相似的气息，它们有着脉络相承的关系。从影片的叙事手法、人物塑造及其对原著改编的技巧上都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前17年”战争经典模式透过时间的烟尘、以原型/源头的力量在它身上打下的深深印痕。
《弹道无痕》改编自徐贵祥同名中篇小说，影片文本集中于“小角度”叙述，截取了一名士兵10余年的“士兵史”，揭示了和平时期军人个人命运同军人职业、理想与现实、奉献与回报的关系，塑造了“铁打的营盘钢铸的兵”，主人公于挫折中坚守，于艰难中奋斗，于绝望中诞生，苦尽甘来，终至人生辉煌转折。该作是90年代初展现和平时期军营励志的较有影响的作品。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军旅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繁荣与崭新叙述视角的开掘，又为电影艺术提供了丰腴的土壤。90年代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不仅仅展示恢弘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有人格心灵细微处的触探；革命斗争史不仅仅有波澜壮阔的全景史诗，更有单纯的女性视角与拂落烟尘的“家族史”。《走出硝烟的女神》与《英雄无语》就是这样两部在“切入视点”及“文体探索”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的军旅题材作品。
前者在结构框架上借鉴了苏联小说《这里黎明静悄悄》的模式，在孕妇队艰难的转战过程中，插叙与倒叙每一个战士/母亲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小说特别以女性化的视角剖析了战争环境中的死亡、爱情、亲情等主题，在叙述中力图张扬女性/女权意识，但它更多通过女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孕育生命、在战火纷飞乃至敌兵追堵中诞生生命的艰难困苦，将女性从传统的依附、弱小的境地提升为圣洁、伟大的象征。小说最终以“母性”的光辉定位为超越战争、死亡，通向宁静、崇高的原动力。
在电影改编中，影片汲取了原著特有的女性视角，突出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特殊心境，用导演的话说就是想“在改编过程中尽量写人性的美好”，“一部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女性电影，真正引起震撼的不是全景式描述战争的过程，而是……将镜头的焦点对准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人，浓墨重彩地描写她们的精神、情操和命运。主要想借战争表达人性的美、母爱、亲情”。电影文本注重女性视角的展示，并进行了诗意化的氛围渲染，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取与凝练了原著的精神内核。但是，电影在叙述形态上刻意将孕妇队放置在重重战火的包围之中，以不断地突围和绝境中的生育作为“戏剧性”的元素。与原著在叙事中更注重细腻丰富的女性心灵展示相比，电影更突出了情节戏剧性的集中与凝练。因而影片文本叙述样态是在戏剧性的总体架构中携带、烘托出诗化写意的风格。这部影片在1999年全国解放战争史诗巨片影响广泛且全部拍摄完成的文化时间坐标点上，所展现的意义更在于，对于战争题材的创作，叙述角度开始从宏大的全景式，转向了“小角度”叙述，并体现出了别样的内涵境界。而深入这部影片的肌理则可以看出，在挖掘战争状态下人性的表现有所深化以外，它与“前17年”经典战争片及与80年代描写人情美的军旅题材影片，在叙述风格、表现手法上依然一脉相承，形成了呼应的关系。
《英雄无语》通过“我”在福建老家“认祖归宗”并寻找“我爷爷”人生轨迹过程中的种种发现，来勾带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小说在文体的探索方面表现突出，将大段的方言考证、地方志引语、奇崛的家族传说等穿插在保卫“红色政权”的革命故事中。而文本的叙述视点也是多变的，“我爷爷”是靠了“我奶奶”的讲述及他身后留下的有限资料堆砌起来，因而这个人物形象是模糊的，他时而高大、时而卑劣、时而可敬可仰、时而可恶可疑。他因不曾被作者“亲历”及当事人的逐一消亡而“无从谈起”，又因其工作诡秘的性质而恪守了“终生无语”的诺言——这是一个崭新的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出身闽西客家子弟、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英雄，就在全书时明时暗的故事线索及阴凉诡谲的氛围烘托中任人评说、沉默不语。
电影《英雄无语》的改编着重提取了原著中情节的精华来编织故事，以曲折动人的情节，突出了人物周旋于都市中的地下党工作和“智送情报”的光辉经历。影片尾声处以不大协调的抒情笔墨渲染了为革命痛失爱女及壮士暮年沉默孤独的无奈与悲凉。与原著相比，电影文本丧失了“叙述的力量”，多声部的叙述角度也被改编为“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如何讲故事”中那种“叙述者”自身探寻、反思、诘问的力量也被削弱，而且，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远比原著中高大完美，那个全新的模糊的“我爷爷”在银幕中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令人十分熟悉的、接近于“前17年”经典文本中的地下党员的形象。应该说，电影的改编更是以对“戏剧性”情节的突出，弱化了文学原著“叙述”的力量，影片着力的是借助“类型片”模式来凸显故事的“故事性”，虽然影片结尾的情节中保留了对“英雄无语”的惆怅与感伤，但在全知视点的故事讲述已经全部完结之后，结尾的大段抒情段落就与全片的风格出现了裂隙，对内涵深意的提升显出牵强与生硬。而细辨影片叙述模式的相美元素，比如对地下工作的种种样态描写依然可以映照出与“前17年”经典文本的源流关系。
这两部影片都因原著提供了戏剧性元素及惊险曲折的故事素材而被改编。又因分别被切入女性视角及套用惊险片模式，而在90年代的主旋律影片中呈现一定的新意。前者基本凸显了原著的精神内核，但其叙述形式却是戏剧性框架；而后者刻意借用惊险片的类型元素，其叙述形式并无创意。如果说原著小说在“文本形式”上作出了一定的探索，打破了军旅题材长篇创作的某些固有形式，但这两部电影文本则在其叙事形态上都明显流露出对“前17年”经典战争文本的借鉴，表现出向传统的“戏剧性”叙事类型的回归。而且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呈现出向程式化的“英雄”尺度的靠拢与倾斜。当然这两部影片也在90年代军旅题材影片以全景史诗铺展银幕的“主旋律”中以清新、求变的小角度叙事为银幕展露出一片新的空间。因而它们也以一定的叙事策略拓展了一种新主旋律影片的模式，为今后更加完善成熟的军旅题材影片奠定了基础。
因而在90年代，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比较注重以“小角度”叙述来表现具有一定新颖含义的内容，即切人角度富有新意。但这些电影文本又都展现出对“前17年”经典战争影片叙述模式的借鉴，与80年代军旅题材影片追求以“空间维度”造型的力量来拓展“讲述方式”的个性有所区别，这几部影片在“视听语言”上都选择了更有利于“情节”讲述的“叙事性蒙太奇”而非“空间性”的“隐喻性蒙太奇”，即影片更多流连在“故事性”的“时间维度”上，这些都体现出“前17年”经典战争影片的强劲渗透力及中国战争片原型/母题元素在文本间的回声与延绵。
第五节结语
从军旅文学改编的影片呈现出对新中国建立前后光辉历程的隽永壮阔的银幕抒写。电影胶片不仅记录下了军旅文学中那些闪光的形象与动人的故事，更记载了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表征。
从军旅文学改编为电影艺术的创作，经历了“前17年”特定时期的特殊繁荣，奠定了中国军旅文学及中国军旅题材影片的基本创作规范；又经历了80年代从主题内容到形式模式的突破性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创作领域；及至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的自由又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提供了变革的契机，军旅文学作出了有益的初步探索，而银幕上也进行了初步的移植实践。
军旅题材影片注重捕捉与撷取那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军旅文学作品，成为表达特定时期时代的呼唤及民众内心体验的敏锐回应。电影文本在“叙述形式”、“叙事样态”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大胆的创新，广泛涉足了文学体裁的众多领域：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传统古典章回式小说，并在改编过程中打破了“文学、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叙事特性的壁垒，许多电影文本在“时间/空间维度”上的锐意探索及独到表现为中国电影史镑刻下了具有经典意义的铭纹。众多军旅题材影片在表现出原著菁华内涵、风骨气质的同时，也因银幕媒介的传播效应而将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与延伸，文学与电影往往在文化互动中同时成为时代的经典。
回顾50年根据军旅文学改编的影片，应该说，在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有许多影片文本仅仅是原著的银幕图解，或仅仅把握了原著的情节肌理却不能表现出原著的气韵神采。电影改编文本应作为一个“崭新的文本”，在当代精神与对战争/历史的哲思中，表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品格。而就军旅题材的叙事手法来说，如何突破经典作品的叙述模式以更新颖的角度来传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恐怕也是今后军旅题材影片需要努力的方向。
可以相信的是，军旅文学这棵苍虬的参天大树一定会不断地抽枝发芽，而根据其改编的电影艺术也必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