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完全可以看作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部形象化的史书。在这四部作品中，作者几乎把人类的飞天梦想从生成到实现以及在我国的发展实践过程作了最为具体真实、形象生动的报告。《飞向太空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围绕发射，作品既歌颂了为祖国争得卫星发射权的工程领导者和怀着振兴中华之宏愿、以心血和智慧铺设通向太空之路的老总们及工程技术人员，又烘托出一个奋然而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而对于中、美航天技术工作者合作的描写，则使读者看到了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人是完全可能超越国家、民族等间隔，在科学的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寻找和建造人类的新家园。《走出地球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人类的飞天梦想史。作品借助“东方红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成功的描写。系统地追溯了人类的飞天梦及其反复实践的过程，描述了人类对这种梦想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围绕“东方红卫星”研制发射过程中的欢喜与悲苦，尴尬与辉煌，作者不仅深刻地批判了那一时期历史所呈现出的荒唐。更使人认识到从现实到美梦成真的曲折和艰难。在《澳星风险发射》（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里，作者则通过对“澳星”发射的失败和成功的解剖，具体而深入地分析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面对失败和成功时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具有相当的形而上的价值。同样是写卫星发射，《远征三万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则把作品的重心落在了写人。通过对各个人物的描写，把一段段的历史有机地连接起来，中国航天的艰难历程便清晰地凸显出来。且作者追求的已不再是发射事件的轰动效应，而是更接近人生本质的哲学意味，因而作品表现得更为冷静、客观，也更为细腻。在状写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人物及高技术本身的研究发展过程的《中国863》（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863”计划仅仅是作者的一个叙事依托，更重要或主要是一部写人的作品，是一部揭示中国科学家精神世界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情感走向的报告文学作品。人、精神、情感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追求或无奈，才是作品全部叙述所追求的彼岸。李鸣生和那些仅仅靠采访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有“根”的作家，就在于他生活和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他所报告的那块土地之中，他与他的报告对象之间具有一种“血缘”联系。他首先是一个航天人，他对航天人的那种理解，对航天事业的那份挚爱，以及为之积淀的那种生命体验，仅仅靠采访是得不到的。这不仅保证了他能敏锐及时地捕捉住每一次成功的机遇，而且还能投人感情，和他的报告对象同呼吸共命运。不足之处是由于他的作品追求敏锐与迅捷，不免略显行文粗疏，有欠精准。
同样是树碑立传，徐剑则把目光对准了另一类人。《大国长剑》（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和《鸟瞰地球》（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献给用血肉之躯驱动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战车走向世界的战略导弹部队里的全体工兵将士”，是一篇祭文，“祭祀我的那些永远埋在了导弹阵地旁的年轻战友”。作品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凝重悲凉的笔调，向读者娓娓诉说了在苍茫远山的岁月里，导弹部队为军队建设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人是作品的中心和主体。同传统的颂扬性报告文学所惯用的慷慨激昂的“高调”方式不同，悲壮感是两部作品的基调和底色。作家在素材的处理上，没有回避矛盾或回避灾难，也没有回避命运之于军人的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苦涩，一种悲怆，一种人的真实。因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就拥有了更广、更深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但是两部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不但有重复、拖沓之感，而且使作品本身的描写重点也漂移不定，缺乏稳固的基点。
拥有自己的精神领地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不但是重要的，更是幸福的。青藏线就是王宗仁的精神家圊。由《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日出昆仑》、《源头桨声》（均见报告文学集《日出昆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组成的“青藏系列”围绕着青藏公路线上的将士以及与这条公路线有关的人们展开，讴歌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作家的目的也无非是“发现这种美，享受这种美，传播这种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作者无须更多的修饰和夸张，只是把它描述出来，表现出来，已经深深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加之作家对细节、语言的讲究都增添了这种魅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部系列作品是在‘我写我’。”除此之外，王宗仁还创作了以再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全过程的《历史，在北平拐弯》。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历史人物的独特风采加上作者散文诗般的语言，使枯燥的过去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动人画卷。
作为一名军旅女性报告文学作家，江宛柳的报告文学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见长的。如果归类的话，她的报告文学无疑都属于讴歌类型。但她的“讴歌”却富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授有掌声的征途》（下列作品均见报告文学集《没有掌声的征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朝气蓬勃的坦克旅长的征途中，不仅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而且是一路坎坷，一路荆棘，这种讴歌恰恰和现实生活的平庸世俗、无所作为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和批判。而在对这种奋斗不息的军人精神颂扬的同时，也暴露出当下军营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在《我在寻找那颗星》中，为了更好地传达出主人公崇高的心灵美，作家适当地运用了双线推进的方式，即一是基于采访的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一是作为“自述”的妻子的回忆。这样的叙述方式使人情味和人物性格，都获得了真实可信的传达，倍增了作品感人的力量。以日记体形式发表的《我们远航赤道》同样是对军人牺牲奉献主题的弘扬，但它的粗糙和不事雕琢，却更好地还原了事件的原生态，读来如过电影般清晰可见。总体上来说，江宛柳的创作非常注重叙述的情调，她一般不用慷慨激昂的方式，注重分寸感的把握。
90年代中期，金辉以一部《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赢得了读书界的喜爱。作品以作者的艰难跋涉为线索，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地处边陲绝域的墨脱风情，歌颂了那里的军人甘于寂寞、以苦为乐的精神。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在形式的选择上独具匠心。“首先是‘淡淡的自然的调子’的确定。这种淡淡的调子，不仅衬托了‘严峻’，而且很吻合对象的状态（即那种富饶的贫困、繁荣的洪荒、丰富的单调、美丽的忧伤、田园诗般的沉重，以及那种悠长的深层的震撼）。其次是叙述中很恰当地运用了仓央嘉措的情歌。从仓央嘉措的情歌中进一步找到了或确认了自己对于墨脱的感觉，使情歌的表达成为墨脱景况的一种意象。于是，情歌的介入，不仅有节奏地强化了或舒展了叙述的那种‘自然的淡淡的调子’，而且极吻合描写对象的底蕴。特别是对‘多义性’的文学品位的提高。”而作品对于题材的地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内涵的挖掘，则显示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超越军旅、超越现实，走向更加开阔辽远的创作时空的新的可能性。金辉另一部作品《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的别具一格，则在于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三个“备忘录”以翔实、准确的历史事实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极端的反动性和血腥本质。而作品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录”上，越过这些历史材料，在“一问苍冥”、“二问苍冥”以及“余篇度尽劫波”里，作者对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心态、观念作了人木三分的分析。使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一页惨痛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了深埋于历史底层的积淀。
此外，任真的《边关》，卢萍的《吾甫浪巡逻》，《神山无言》（和张方、陈伍国台著），张林的《感受寂寞》和《生存，在地球最孤寂的高地》，李广智的《阿里境界》，李荃的《中华之门》，江奇涛的《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杨景民的《黎鳌》等，或写边防军人的酸甜苦辣，或写军人在和平环境中对于国家安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或写军人的职业奉献，或从集体出发，或从个人着眼，但都不约而同地突出“寂寞”的主题。正如《神山无言》的题记所表述，这里“没有硝烟的呼唤，没有炮火的辉煌”，然而，他们奏响的旋律却又是那么“默默而又沉重”。从总体上看，都是和平时期军人这一特殊职业者的国防观念在具体职业献身中的体现。
二、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90年代，由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分别陆续组织推出了大型丛书《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解放战争纪实丛书》以及《纪实文学精选系列》。这些丛书包括的作品多达近百卷，参与作家几十位，前后经营十几年，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也收获了一批力作，如《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著）、《恸问苍冥》（金辉著）、《上海：1949——大崩溃》（于劲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著）、《志愿军战俘纪事》（大鹰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著）、《淮海之战》（江深、陈道阔著）、《鏖兵西北》（张俊彪著）、《历史，在北平拐弯》（王宗仁著）、《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柳建伟著）、《东方大审判》（郭晓晔著）等均引起了较大反响。考虑到丛书性质和题材的相似性，也为了叙述的方便和统一，对这些作品的介绍和评价一律都归到了90年代。
推出这些丛书是因为“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用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树立振兴中华、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真实地记录和再现历史只是表象，目的是通过史实观照现在，观照今天，从历史中获得前进发展的动力。
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是对国民党战俘转化的历史的真实书写。作品以战俘——邱行湘的经历和感受为线索，林林总总拉出了三四十位国民党战犯在被俘以后艰难新生的心路历程。作品在缓缓的时间流动中，借鉴了某些小说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从前的敌人如何在现实的真实中，通过自身的看、听、感觉和对比，比较出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差异，从而在这种差异中寻找到正义、真理，寻找到人生的第二次春天。作品的长处是把一个政治上的道理转换为文学上的问题，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柳建伟的《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展示了8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关系。作者基本以时间发展为线索，通过对一系列真实历史事件的记述和描绘，使我们看到了纠结在历史背面的深深浅浅。其中可以看见历史巨人充满个性色彩的烙印，看见毛泽东与蒋介石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和行为举动，周恩来、叶剑英、林彪、潘汉年、张治中、张群、顾祝同等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风采，罗斯福、斯大林、日本天皇的或远或近的影子，可以听见战与和的奇异交响，可以触摸到历史重大转折点上刻下的深深印记，可以认识到顺民心则昌逆则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结语”中更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
同样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以历史为镜，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是对侵华日军战犯的审判纪实。展示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谷寿夫、冈村宁次等等数千名大大小小的战犯，在战争的机器下，如何疯狂发泄人的兽性的一面。作者站在50年后的立场写作此书，一则为了警醒世人，历史事实不能忘；一则希望后人谨记历史教训，不要让前人的悲剧命运重演，要让中、日友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