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诗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的是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更年轻的一辈，如简宁、蔡椿芳等（也包括稍早的李晓桦、刘立云等）。他们基本甩掉了当代军旅诗歌传统的“包袱”，也排斥苏联诗歌的影响，他们直接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中汲取养分，追踪着当代新诗潮的步伐，努力寻找诗歌本身的所谓“纯粹性”，给当代军旅诗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上述四个“方面军”，也许还不能各自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诗群”，但他们的遥相呼应和交叉渗透确实造成了新时期军旅诗坛多元并存、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从而作为一个以国防绿为标识的总的群体，在当代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独异的风貌和蓬勃的活力。
第二节50年代军旅诗
一、朝鲜战争诗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年朝鲜战争爆发，连年征战的战士尚未来得及卸甲安枕，便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战争的连续性使得朝鲜战争军旅诗也保持了战时军旅诗直白、浅陋、急峻、强烈的诗风。“枪杆诗”这种产生于红军时期的群众性文化作品，在部队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诗的作者和读者大多为战士，即便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战士。也都加入到创作、传诵的行列。一批年轻的诗人未央、柯原、张永枚（三人均是1949年参军，1950年赴朝参战），以及一些老诗人如李瑛、胡昭等，都写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的诗篇。
未央在朝鲜战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3年回国，1954年出版的只有11首作品的诗集《祖国，我回来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以其简捷的构思，朴素的语言，饱满的爱国热情，富于个性的独白式的抒情风格，击中了当时的社会焦点和人们心灵的敏感部位，从而大受欢迎。作者的志愿军战士身份和口语化的诗歌形式相得益彰，不仅掩饰了艺术上的稚嫩，而且还强化了感情的打击力度，《把枪给我吧！》更是成为当时传唱一时的名篇。”一身征尘久别祖国的诗人乍回祖国，心情异常激动，“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祖国，我回来了！》），巨大的情绪通过直抒胸臆的喊叫宣泄出来，似乎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和思想的过滤，但未央的诗体和风格，又不是那种闪电般的急驰的鼓点如田间《战斗者》般的节奏，而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去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去袒露一份爱国的真情。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1953年10月所写的一首诗——《我的良心》，这在诗人朝鲜战争题材的诗歌创作中，算是一个特例，面对一个敌人，诗人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去想像对方，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你也许是密西西比河上的农民/像我是长江南岸的农民一样”，诗人明白他们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但是这片“血染的朝鲜大地和我的赵心”却容不得怜悯敌人，如果他不投降就会杀死他！在此以后，诗人还写了不少缅怀革命战争和颂扬祖国建设等题材的诗篇，如《进韶山》、《歌唱你，祖国的十月》等，也陆续出版了长诗《杨秀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革命干劲歌》（1959）、《大地春早》（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诗集，但艺术修养和文化准备不足的局限，使得未央的诗歌创作有如昙花一现，在诗坛很快地消隐了。
张永枚的第一部诗集《新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就诞生在风雪弥漫的行军途中，诞生在朝鲜的防空洞里。这部诗集当时还不够成熟，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性和吟咏性的特点，却奠定了此后张永枚风格的最初基础。在《杏树》中，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在一棵杏树被炸断的地方，重新种下一棵杏树，“他要用暮年的汗水/叫杏树开花结果”。这本是对一件极其普通平凡细小的事情的叙述，然而读来却让人感到其中大有深意，我们可以感到仇恨和信心已经凝结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淡淡的抒情和缓缓的叙事构成了张永枚的诗风，但在这平静的外壳下却涌动着一种至刚至强的力。张永枚的诗歌，多是撷取一个闪光的片断，稍加构思和剪裁，便是一首战地诗，简洁朴素，活泼鲜明，琅琅上口，这也大致体现了诗人的追求——“什么是我的基调？部队气派，民歌风味，谱曲能唱，离曲可读，这是我的愿望。”诗人在诗中塑造了许多鲜明感人的艺术形象，如《将军》中骑一匹枣红马的将军，有《诺多尔江边》中在儿子牺牲后毅然离家支前的老年夫妇，还有《屋檐下》露宿而不扰民的朴实礼貌的三个志愿军战士等等，可以说是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支撑起了张永枚的诗歌创作，也很好地表现了张永枚诗歌的叙述性特点。归国后，他一直在南方部队从事专业创作，以表现海军边防战士生活为主要内容，到“文化大革命”前已出版了12部诗集，并参与了舞剧《五朵红云》和歌剧《红松店》的创作。代表性诗集主要有《海边的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骑马挎枪走天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和《螺号》（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等，此一时期，轻快柔美成为张永枚诗歌的主要特色，如他从高原回来收获的诗《明星满天》：“在那世界屋顶上/战士子夜在站岗/内地的亲人们/请你抬头望/那满天的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军徽在闪光！”从“明星”到“军徽”，随着意象的转变，诗的主题也因此而升华，显得轻巧而别致。“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了京剧《平原作战》和诗报告《西沙之战》（云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西沙之战》“虽然也显示了一定的才华和诗歌形式上的追求，但终究不能掩盖政治内容上的错误所带来的浮华与苍白”。
柯原的诗豪迈、风趣，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典型的战时军旅“诗风”（号角式、鼓点式、民歌体、快板诗）的延续。他在朝鲜战场上写出的名句，“一把炒面一把雪/枕着石头盖着天”（《一把炒面一把雪》），真实反映了志愿军战士的艰苦和豪迈，当时在国内广为宣扬，影响深远。又如《我的汽车十一号》，用战士的幽默表达行军中不畏艰苦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怕山坡滑又陡，向下出溜坐电梯”。又如《照明弹》“照明弹，挂空中/好像天上点灯笼/咱们大胆冲出去/气得敌机只哼哼。”表达了战士们蔑视强敌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柯原的诗一般都是七言一句，韵脚整齐，琅琅上口，适于鼓动。概括而言，柯原的军旅诗是战士口语、民歌风味和古典韵律的有机整合。
当时，朝鲜战争吸引了众多作家的目光，几乎所有诗人都写过朝鲜战争题材的诗篇，比较有特色的有李瑛的《战场上的节日》（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和胡昭的《光荣的星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等（因前者另有专论，后者在入朝时已经转业到地方，此处从略）。
二、公刘与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创作
当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冲锋陷阵的时候，西南边疆的亚热带雨林却是欢快明静的，充满了新生的欢笑，弥漫着深谷的幽香。“相比较朝鲜战场的军旅诗群而言，西南边疆的军旅诗群更具有诗学上的意义。那里的诗群生存环境——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神奇深厚的民间文化等等，都是更加良性的，更加诗化的。”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面对眼前的祥和静谧。禁不住诗心萌动，以公刘、白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青年军人在那里谱写了当代军旅诗歌更加清新的篇章。
50年代前期，公刘带着天真的欣喜与青春的稚气，在西南边疆引吭高歌，应和了新中国的欢欣鼓舞，颂扬人民军队对祖国的忠诚，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抒写了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翻身做主的精神风貌。调子明朗清新，更兼亲切，就像一支叶笛在山涧林畔吹奏着欢快的晨曲。那个时候，年轻的诗人无比兴奋，就如同诗人在一首诗里说唱的那样：“我穿过勐罕平原/整个心灵都被诗句充满/每踩一踩这块土地/就感觉到音乐/感觉到辉煌的太阳/感到生命的呐喊”（《我穿过勐罕平原》），诗人的创作激情如雨后喷泉汹涌勃发。1955年，《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公刘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疆边防战士和边疆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人们立即被他笔下的奇丽景象和独特风格所震慑。艾青称赞他的诗就像他的诗里所描写的一样，是“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而迎面扑来的“一朵奇异的云”。
公刘的诗构思独特，凝练隽永，饱含哲理。譬如《山间小路》：“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边疆的奇异风情和瑰丽景象，在公刘的叶笛声中，如氤氲的地气慢慢蒸腾，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朵奇异亮丽的云彩。又如诗人在《和平》中所写，在那边疆三月的夜晚，“忘记了睡眠的青年/正隔着窗棂谈情”，天边偶尔滑过一颗流星，爱管闲事的小狗，也昂首发出吠声……淡淡几笔就绘出了一幅幸福宁静的桃源月夜图，诗人咏叹完这美丽的夜晚后，收笔点题：“和平人人都爱/而理解最深的只有哨兵。”从具体意象到抽象哲思，这在他早期的诗中，成为一种典型的表现战士情思的诗路。“这种从现象描述到思想升华的表达方式不仅成了‘李瑛模式’最初的坯胎，而且对此后的军旅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边疆的日子里，诗人时刻感受到各族人民对边防战士的热爱，《第一个傣族士兵》中这样写道：“男女老幼都敬爱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傣族士兵。”在姑娘们那儿，这种爱有时候会悄悄地转化为爱情。“有一个傣族姑娘/爱上了边防军士兵/……毛主席的人一般能/叫她挑哪一个/……有时她疯了似的唱歌，/有时她哑了似的沉默/问她究竟为什么/她只是指指心窝……”（《心窝》）。但是这种爱又是隐秘的，是羞怯的，她们所爱的人是毫不知情的。在《自从来了边防军》中，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恋着一位年轻的边防军士兵，可对方却毫不知情，痴情的姑娘就想变成一把枪，“跟你，跟你，不离身！”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姑娘们对爱情的渴盼和羞怯，更传达了边疆人民对边防战士的无限热爱之情。诗人在这时期写的爱情诗清新灵秀，素朴自然，读来如饮山泉。淳朴怡人。
在云南期间，除诗集《边地短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神圣的岗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外，公刘还参与创作了叙事长诗《阿诗玛》（云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望夫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1953年，公刘与黄铁、杨知勇、刘绮合作整理出了彝族支系撒尼人民口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该诗采用浪漫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诗性手法讲述了阿诗玛的出生、成长、拒媒、遭劫，阿黑的救妹、对歌、杀虎、射箭，阿诗玛兄妹的胜利返乡，以及阿诗玛蛀终的遇难变成回声，热情歌颂了撒尼人民的智慧、力量、勤劳、勇敢、善良与美丽。整理本于1954年初在《云南日报》全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好评。长诗《望夫云》在1954年写出初稿，1956年于北京重写，该诗由引子、春闺、惊猎、讨箭、盘歌、私奔、寒衣、沉冤和化云等九部分组成，讲述了一个无名猎人和南诏公主为追求自由的爱情所经受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南诏国王和僧人罗荃这些奴隶主头子的野蛮、残暴和丑恶，表现了白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对黑暗势力的奋起反抗，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与《阿诗玛》颇为相近。
1956年，公刘调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任职，诗人手中的南方的叶笛换作了北方的唢呐，南北的差异使得诗人又收获了诗集《在北方》（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夜半车过黄河》、《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诗风渐趋成熟稳健，达到了50年代抒情诗歌水平的一个高峰。面对北方扑面的风沙，诗人显然充满了对南方青山绿水的怀念，“入夜，也曾带着一身辛劳梦游南方/那里有过剩的水，过剩的春光/那里有庞大而喧哗的绿的家族/枝叶婆娑，织就一张温软的网……”（《白杨——赠参加西北建设的南方青年》），虽然此诗是为奔赴西北的南方青年所作，但又何尝不是诗人的南游之梦。之后，诗人在“反右”运动中罹难。新时期复出以后，公刘的诗如“久久深潜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他写的《上访者及其家族》、《从刑场归来》、《车过山海关》等，或写民间疾苦，或评是非功过，呼天抢地，椎心泣血，回肠荡气，振聋发聩，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灵魂。”那朵升自西南边陲的“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奇异的云，因被坎坷岁月所熬煎挤压，转而喷射出一片炽烈的情感之火。此一时期，《刑场》和《哎，大森林》更是成为公刘复出以后的诗歌代表作。炽热的情感，深刻的思考，坦诚的襟怀，沉郁的色调，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思辨色彩，构成了公刘复出后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