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京生具有不安分的艺术个性，这种“不安分”在他的中篇处女作《他就是他的倒影》（《收获》1981年第5期）中就有所表现。指导员田炜去烈士钱栓栓家里探望却意外知道了一件令他痛苦万分的事情：栓栓家收养的女孩子竟然是自己与夏晴偷尝禁果的结果，钱栓栓在生前却一直默默地在为自己承担着父亲的责任，而自己却因为嫉妒处处给他难看。钱栓栓的英雄形象完全是在田炜的探访与回忆中“倒映”出来，而钱栓栓的清澈却又让田炜映照出了自己的倒影——内心的猥琐、狭隘甚至是污浊。作品立意奇巧，曲折婉转，展示了较强的叙事才能。在《第Ⅵ部门》（《收获》1986年第3期）中，作者以放大的视角变形的感觉，以夸张的笔触写了发生在老鼠的世界——军舰上的“第六部门”与人类世界之间的战争，从中看出作者将外来叙述技巧融进自己故事所做出的尝试，然而分寸的把握有欠火候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平实手法写的《神岗四分队》（《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7期）被公认为代表作。小说写了驻守在神岗岛上的海军四分队官兵们平淡而不平凡的生活。5名看守灯塔的干部战士的工作毫不起眼——看护一座老旧的灯塔。一个偶然的误会将出席“双先”会议的通知错发到神岗四分队。代表田产新怕说出真相会伤害战友们的心，便自己默默吞咽苦果，精心编造了一封封来自会议的信。“误会、巧合与突变，造成作品的波澜曲折，凸现了普通军人那不容易被重视的心灵深处的热和光。在巧合的喜剧外衣下饱含着浓烈的悲慨”。然而在这一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兵们朴实、坦诚、“人不知亦不愠”的阔大胸怀与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却也让人由衷敬佩。
四、莫言的《红高粱》与“历史战争”战线的发掘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描写的虽然是生活于高密县东北乡祖辈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然而，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它没有把抗战生活当作一种孤立的内容来描绘，而是用独特的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转述、追忆了父辈的旧事，向我们展示了生长于这片“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土地上的自在自为的人生与人性，绘声绘色呈现出红高粱般质朴强悍的民族生命意识。
正如朱向前所指出的，《红高粱》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它“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第二，“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前此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的集中展示。”第三，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等等，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
乔良也是一位军旅先锋小说家。在和平军营战线上，他已有不俗表现：《雷，在峡谷中回响》、《大冰河》、《远天的风》分别以雷特、江雪、杨克虎、李泽、宗亦强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探索了80年代改革时期新一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将一个变革时代在有血性、有责任感的青年军人灵魂中引起的震荡，细腻而生动地展现出来。他善于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知觉翻空出奇，因而作品时时呈现出独特面貌。以《大冰河》为例，一个屡见不鲜的军队抗灾救民题材，他写来却角度独特，意境深邃，文采飞扬：以直升机盘旋飞行的航线为线索来结构作品，角度既大胆新颖，又显得十分精巧，显示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和现代观念，但形式与观念的磨合多少还留有一点“两张皮”的痕迹。“真正给他带来文坛声誉的是他重走长征路所收获的中篇小说《灵旗》（《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作品以半个世纪前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作为背景，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察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企图获得一种新的接近或是诠释历史本质的途径。小说采用了复杂的立体结构，多重时空、多重叙述、多重人称的叠加与整一，体现了形式构成的张力与功能，使作品显得意境朦胧而主旨凝重强烈。”
苗长水在经历了多年的摸索之后，1986年终于找到了自己，并将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在生他养他的“风水宝地”——沂蒙山。他以绵密细腻而新鲜灵动的体验与想像重现了几十年前老区人民在艰苦严峻的岁月里的斗争生活，着力展现美好的人性之花在残酷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绽放的真实过程。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4期）、《染房之子》（《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2期）、《非凡的大姨》（《时代文学》1989年创刊号）等“沂蒙山系列中篇”中，他回避战争场面，剑走偏锋，着意凸现人物自身的冲突，使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走向了心灵化、内在化和精神化一途。苗长水倾情于平凡普通的乡土儿女，他笔下的人物仁爱、坚忍，具有一种“带有独特魅力，像诗或歌一样耐人回味”的善良。在善良、深沉、厚道、幽默的农民李山，既刚强又柔弱的沂蒙山姑娘李兰芳，从污水中站起来的染布世家的女儿润儿等人身上，我们发现了平凡的历史当中潜藏着的人性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苗长水的叙述质朴而不平淡，从容而意味蕴藉，扎实而意境空灵，颇为行家称道。
彭荆风是一个贴近现实又有着深刻反思人性意识的作家。他的《云里雾里》（《昆仑》1983年第4期）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云深雾重的云南边睡，某边防团前哨排战士高大壮被误认为同瑶家女娜娃有暖昧关系，参谋长派刘参谋和白洪、王小宝两名战士到前哨排所在地云爬坡欲将高大壮押解回团部处理。在押解高大壮回团部的路上，娜娃突然失踪。刘参谋和高大壮、白洪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境外敌人掳走了娜娃。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阻击敌人、营救娜娃。高大壮不顾自己的委屈，带领大家爬高山，钻密林，终于以少胜多，救下了娜娃，但高大壮却英勇地牺牲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边防军人的崇高敬意和对极“左”现实的强烈愤恨。作品将呆板的“左”的思想和戍边战士淳朴的爱国热情做对比，凸显了战士的朴实与可爱。作品从侧面表现了边境人民对军人的爱和军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可贵奉献精神。
小说《师长在向土兵敬礼！》（《中国作家》1990年第4期）中，师长丁贵不受经验和权力的约束，敢于突破传统战法进行创造性作战。在前指作战会议上，他推翻军长的作战方案，以新的作战思路说服大家，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他真诚、果敢，能将军长的儿子吴源放到战斗中打前阵的三营，当有人劝他：“你不能只注意战场忘了官场呀！”他却想：“大不了打完仗，回去扛锄头。”吴源在战斗中也得到了成长和锻炼，军长也因此改变了对他的偏见。可是，面对为了照顾领导面子而采取的一条佯攻路线上牺牲的士兵们，他的眼眶湿润了。他在烈士陵园里冲着士兵们那些新堆起的坟丘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小说除了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南线战场以外，还对军队中出现的诸如“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等不正之风给予了强烈的抨击，对战争本身的残酷和意义进行了深刻、严肃、触及灵魂的反思。小说激昂又不乏深沉，痛快又带着悲痛，是一部十分“沉重”的作品。
张廷竹作为国民党人的后裔，经历坎坷，34岁被特招入伍。1987年开始确立“战史文学”的追求，创作了有一定史实依据的“国民党抗日系列中篇”，写了“父亲”所率领的一支赴缅抗日的国民党军队的几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先是“我父亲”带着他的团队在亲敦江畔伏击了日本人的汽车队，打掉了黑太阳，救出吉尔.梅塞维少校等10余名盟军飞行官之后，为了得到盟军的物质支援，“我父亲”又同意盟军的请求去攻打日军酋长营救出了盟军俘虏（《酋长营》，《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11期）。接着他又奉命配合皮特，里斯将军指挥下的第19英印师强渡伊洛瓦底江进行大反攻（《支那河》，《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7期）。在系列中篇小说里，作者运用夸张的意象及历史与当下穿插的手法追忆父辈的“战争”历程，塑造了既粗犷豪放而又匪气十足的父亲形象，并在其中寓含了深沉的历史思考。在创造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的战争历史小说方面，张廷竹做出了可贵的开拓与尝试。
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新苑》1982年第2期）是一部企图表达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的军旅中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原黄伯韬兵团的中将军长申公秋在淮海战役受伤后，在凤凰庄农村妇女杜玉凤家养伤，与同是在他家养伤的解放军女兵苏岩遭遇，两人以枪相向，子弹被杜玉凤挡住。在农村妇女杜玉凤的人性魅力和人道精神的感召下，两人由一对仇敌而尽释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并双双醒悟到变仇恨为仁爱乃是做人的真谛的故事。作品引起一些评论家的争鸣，有人认为作者“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宣扬超阶级超历史的人性、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作品对“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异化的、非人性的、非人道的社会理论的图解”；有人认为小说违背了历史真实，人物形象不可信；有人指出作品失误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技巧上的原因，主要是哲学思想和创作思想上的问题”。作品采用申公秋在平反后回凤凰庄探望路上的回忆的方式结构全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品抒情性强，兼有哲理意味。
《狼毒花》（《十月》1990年第3期）是权延赤极具传奇又相当有纪实性的一部作品，它主要写的是父亲警卫员常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以及解放初期，常发是军旅小说中经常能见到的“莽汉”型人物，但他有胆有识，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足智多谋。他做事粗中带细，常能挽救事情于危难：他忠心耿耿，愿为“我父亲”做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他粗而不愚，鲁而不呆，很多女人因为和他接触过便不愿再离开；他嗜酒如命，大大咧咧，一身胆气与豪气都在酒后显现，曾因酒量巨大而赢得苏联军官的赏识和敬佩，又数次因饮酒而建奇功又因饮酒而误事；他胆子大到敢关军分区副政委的禁闭，又浑身是胆地为他舍命拼敌，是一个个性鲜明、为革命屡建奇功的“莽汉”。以沙漠上的“消积、杀虫，但有大毒、宜慎用……”的“狼毒花”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的形象丰富了军旅人物画廊。《第三代开天人》（《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期）是一篇极有军事改革及探索意义的小说：军区一次军事考核宣告了有着光荣传统和无数金字招牌的“神鹰”师的失败。为了扭转这个老典型的被动局面，军区空军决定派邓剑泉担任新的“神鹰”师师长。邓剑泉临危受命，在“神鹰”师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品刻画人物手法细腻、功力深厚，善于调动多种不同表现手法把人物放到多种环境中去描绘。邓剑泉的果敢、正直、理性、从容以及他清晰的思维、科学的判断、强烈的进取心、优良的军政素质，与成风涛的吏道纯熟、精于世故、老谋深算、城府莫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性格代表了两种思想和势力，他们的斗争也为故事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情理基础。作品中那种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不媚权势的精神令人神清气爽，读后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除此之外，还有苏策的《千言万语》、《寻找包璞丽》，孟伟哉的《一座雕像的诞生》，公刘的《头人》等等名家名篇都为此一时期军旅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对于8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的发展、繁荣和式微，朱向前曾作过认真分析，认为：“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并鼎盛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中篇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人低谷。“式微”的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