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致和
我到物资部工作以前，和宝华同志不认识。1965年到物资部工作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宝华同志在物资部共事时间虽短，但我对他有突出的印象，就是德高望重。宝华同志待人接物，坦诚亲切，心地好。他是物资部党政一把手，不论对领导班子成员、对一般工作人员、对职工群众，都是这样。现在，物资部的老人对宝华同志都怀有深刻的尊敬的好印象，这就是德高望重。
我从河南省委调到物资部工作后，同宝华同志开始相识。宝华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困难时期参与和主持组建了物资总局、物资部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度过困难时期，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过1963年、1964年贯彻执行，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在那个时候成立物资总局、物资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幸的是一搞“文化大革命”就乱了。当时，全国物资工作，少奇同志抓大政方针，抓方向，而具体实施还是靠宝华同志运筹帷幄。
在国家困难面前，宝华同志忠心耿耿，努力为党工作，那是没有话说的。物资总局、物资部成立了又撤销，撤销了又恢复，倒来倒去，足以说明物资工作很重要，没有管理机构是不行的。我认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成立物资总局、物资部，宝华同志带领一班人马，抓物资管理工作，是很得力的。当时，物资部上边一个计委，一个经委，是两个婆婆，都想把物资工作揽在自己手里。我看宝华同志工作很为难又不好说话，但关系的处理是满不错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对内对外之间，错综复杂，困难重重，很难处理。但宝华同志处理得却很好。在物资部党组（党委）会上，有的同志难免暴露点这样或那样的畏难情绪，而宝华同志都表现出很大的耐心，深思熟虑。不但部委关系处理得当，而且部内同志关系也很好。“文化大革命”那是另一种情况，老实讲是没有是非可言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我敢说物资部绝大多数人，包括那时候的“造反派”，对宝华同志都是尊重的，认为宝华同志是对的。至于个别人有错误认识，以后也逐渐清醒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宝华同志就挨整了，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当然，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悲剧。但是宝华同志顶住了。我对宝华同志说，你顶住了，这真不简单。当时，由于我说了一些公道话，宝华同志挨斗时，就要我陪斗。“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悲剧，有些老同志也跟着说瞎话。毛主席说过，人是会变的，一点不假。宝华同志是很沉着，很有涵养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但他宽宏大量，毫无报复之意，是不记仇、不记账、品德高尚的人。
宝华同志作风民主、正派，考虑问题周到、细致，能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候的物资部领导班子成员，现在就剩我们两人了。李哲人、李超伯、刘炳华、谢北一、刘生标等都先后去世了。当时这个班子也是新凑起来的，物资部和别的部不同，是新成立的一个部。宝华同志是班长，大家对他的民主作风，印象深刻。我在地方工作多年，调到物资部工作，总感到各部委集权太多，什么都管又管不过来，管不好。我和李哲人为了这个经常争论得很厉害，李经常挖苦我，好像我这个人不听中央的话，实际上那时就是集权太多。
1970年我到新疆工作之后，物资部有许多同志出差到新疆。在见面交谈中，都认为那个时候，什么物资都集中在上边，工作非常难做；由于宝华同志一班人工作抓得实，抓得细，不说空话，真抓实干，那段工作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说宝华同志德高望重。
1995年12月30日
宝华同志主持物资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