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德
我1959年初到冶金部工作，而袁宝华同志1960年6月离开冶金部，我们相共事时间虽短，但宝华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我接触宝华同志以来，宝华同志从没讲过什么大话、空话，他人品正直，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这是在领导干部当中最难得的品德。我入党以来，接触过很多人，就是宝华同志给我这个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说大话、说硬话、说不着边际的话的人就是英雄。
我1959年过完春节阴历二月初三到冶金部报到，当钢铁司的副司长。我是从鞍钢大企业出来的，正赶上大办钢铁，没见过小钢铁厂，当时钢铁司的权力比较大，部里对钢铁司的意见很重视，一般不能随便发言。为了了解情况，我就先到处去看看，看了一些小钢铁厂、小高炉、小焦炉。看了以后，给我的印象是劳民伤财。那时小高炉用陶瓷管做热风管，风温500℃～600℃，管子就炸裂了，风温根本上不去，烧不到1600℃，高炉里矿石也不可能分解，渣铁也分不开，我认为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再看一些小焦炉，妇女们被焦炉烤的，脸上溃烂了，淌着黄水擦些黄油。焦炉也没有四大件，人工装煤，人工扒焦炭。我想，这样大办钢铁，产量不可能上去；就算产量上去了，质量也不行；就是质量混得过去，也不能持久。还有钢铁司管钢铁生产，我看了生产报表，根本不真实。我是从鞍钢来的，我知道鞍钢的产量就不真实，地方钢铁产量可能更不真实，这又给我一个印象，报的产量水分太大，甚至于弄虚作假，就这个水分数字向中央报，本身也是弄虚作假，不管是有意无意，察觉不察觉，但是有这个性质。我是2月份到冶金部，“五一”那天，在吕东房间开会，我记不得开什么会了，会上由我来汇报，我考虑了这些问题向不向党组汇报，当时想应当党性第一，所以，我还是讲了。那天王鹤寿不在，吕东主持，有些副部长在，司局长就我一个，我汇报了两条：第一条是钢铁产量的“水分”太大，极而言之，有弄虚作假之嫌；第二条我讲大办钢铁，就搞那些小高炉、小焦炉，这个办法不行，此路不通，劳民伤财，那都是一脚踢的东西。我说完了以后，几位副部长表情都不一样，实际上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他们脑子里也不糊涂，可能比我看得还要高一些。这些话我除了在这次会上讲，别处没讲过。我讲完以后，有的同志笑话我说：“老马你怎么啦？”有的同志在那里就笑；有的同志一边笑一边摇头。有的说：“马承德，你不读书，不看报，你不懂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有的说：“你就是大洋群，你就是看到大鞍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惟有袁宝华同志当时很严肃，一言不发。
我挨批以后，有一天，在宝华办公室里开会，我参加了。正在开会中间，一位副部长进屋就叫：“刘伯罗，刘伯罗。”实际那天钢铁司不是刘伯罗参加会，是我去的（钢铁司三个副司长，刘伯罗、我，还有王之玺）。宝华对他说：“老马在这里！老马在这里！”这位副部长马上说：“找他不行。”当时真刺激我，真痛心，滋味真不好受。这时我感到，宝华同志跟那位副部长就有区别，宝华对干部宽宏，我当时看那位副部长的样子，会没开完就走了。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挨批的一系列过程，宝华同志始终对我见面说话，开会让我去，我看出宝华对干部是宽宏的，人品是正直的。宝华不比我大多少，但是他对待干部的态度是一贯的，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
1960年初，有一次，宝华同志领我到国家经委开会，薄一波主持会，各部部长参加，冶金部是袁宝华同志参加，谈1960年计划，钢是搞到3000万吨还是2000多万吨。薄一波说定计划大头朝下，总的是有点批评计划脱离实际，计划冒进；还说，一马当先，万马齐喑。马上余秋里就站起来了，说有意见到中央讲去，没必要在这里嚷。散会后，回来时我就问宝华那个人是谁。宝华说是余秋里，石油部长。我又问薄一波今天讲话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不顺耳。宝华说：一波同志对冶金部有点意见。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宝华同志待人以诚，说实在话。我和宝华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也不是同级，他能和我说这些知心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宝华同志对干部非常信任，非常好，无可挑剔。
我记得1960年宝华同志到济南开过小高炉炼铁质量会议，还在鞍钢召开过平炉钢质量会议。对平炉钢我曾总结过炼钢八字方针。宝华在讲话时就用了这八字方针，说明宝华同志相信同志，说明那时候宝华同志就重视抓质量工作。
宝华同志离开冶金部后，我们就没联系了，因为宝华搞物资，当了物资部长，又是经委副主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1969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去的干校。到秋天，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群众对你谅解了，要你回去。当时我想群众对我谅解什么，我一不是反革命，二不是走资派。我在这里种田挺好，我不回去。隔不多久，又有人来草坝，对我说：“你要回去，现在余秋里、袁宝华抓工作了，冶金部去汇报的人说不清楚，宝华同志提名要你去。”就这样，我到年底，即1969年11月就回来了，在干校不到一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1970年到1976年之间，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国家计委生产组开会。那个时候生产秩序很乱，工作难开展，生产情况也不好。我就把调度室成立起来了，用调度来掌握钢铁厂的情况，但是军代表不同意成立调度室，要把调度室撤销。宝华同志知道了，他不同意撤销，支持了我们，最终调度室没被撤销。就这件事，他对我们工作上的帮助是极大的。
还有一件事，1975年我提出来高炉“吃”进口矿，一些人不同意，贴我的大字报，但当时宝华同志支持了我的意见。从此冶金部就买了进口矿石，从澳大利亚进口，我们分配给武钢和鞍钢等钢铁厂，一年600万吨，很解决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提出“吃”进口矿，是不容易通过的，要没有秋里和宝华同志的支持是办不成的。现在还得“吃”进口矿，今年还进口2000多万吨，国内矿石贫，资源少，“吃”进口矿合算。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能够“吃”进口矿，真不容易啊！
那是1976年7月28日，天津冶金局下属50多个厂，地震时，垮的垮，坏的坏。冶金部把我派去坐镇指挥救灾，主要是各厂检修。我去了天津以后，住在天津二钢抗震棚里，一住三个月。这个期间，宝华同志去唐山、天津时，特意去天津二钢看我，问我冶金部的生产情况，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宝华同志很关心我们。当时为了检修天津各钢厂，从河北邯郸调去“二十冶”，从包头调去“二冶”，从马鞍山调去“十七冶”，还调了几个设计院的队伍，借检修的机会我们还把天津几个钢厂能力扩大了。还有1975年海城地震，派专机把我和地震局长二人送到鞍山，当天凌晨一点钟起飞去鞍山。一到鞍钢我首先到总调度了解情况，天一亮，就进厂去了。刚一到厂说有我长途电话，我一听，是宝华同志打来的，问我地震情况，影响如何，最后还要我注意抢险救灾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宝华同志对工作一向是抓得很紧、很细的。
199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