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鲁迅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在上海国民大学、大厦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由共产党指派，担任中国左翼文学界总同盟党团书记，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期间因搞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小团体主义，很难团结鲁迅和他周围的革命作家共同战斗。1937年到延安后，担任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十七年“左”的政治路线大格局中以他为首的“四条汉子”把持文艺界。他又是以毛泽东文艺界思想的权威解释者的面目出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极参与对广大作家的整肃。对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陈企霞等人进行的残酷斗争，除“左倾”政治大背景外，更与其个人恩怨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长达十年的迫害，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后，经历了“文革”磨难与精神炼狱洗礼之后，饱经沧桑的政治老人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科学与文艺领域消除“左”的影响，推进思想解放运动做了不少工作。
（一）
1933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相继被杀害，左联处境十分艰难。
1934年初，左联举行秘密选举，选出鲁迅、矛盾、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胡风等二十多人为执行委员。常委会由鲁迅、胡风、何谷天、任白戈四人组成。鲁迅任书记、胡风任秘书长。因鲁迅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监视，不便常参加常委会。周扬作为左联的上级组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书记，却经常到会指导。开会时，胡风与周扬多有不同意见。何谷天、任白戈均是党员，组织原则上自然站在周扬一边，所以周扬的意见常常被贯彻执行。
左联是双重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接受鲁迅的领导。两方面领导做到步调一致而又不发生矛盾，原本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党组织与鲁迅常通气多协调。
胡风是秘书长，常委会的工作由他向鲁迅汇报请示，然后再把鲁迅的意见带到常委会。胡风实际上成了周扬与鲁迅的联系人。正如周扬有时不能准确传达党的指示一样，胡风在转述鲁迅的意见时，也难免不够全面。这很正常，问题是，宗派主义严重的周扬等人，一直怀疑胡风“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忆周扬》）。
更为严重的是“文总”的领导人周扬、田汉、林伯修等人为排斥异己，未经认真调查，无端在政治上诬陷胡风。1934年秋，林伯修、田汉找左联常委会常委任白戈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联系，不能再担任左联秘书长，要我（任白戈）做左联的秘书长”（《忆周扬》）。而这一切是背着鲁迅干的。鲁迅得知此事，表示不再想管左联的事，于是周扬决定“田汉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忆周扬》）。
周扬们诬陷胡风，将他驱逐出左联的常委会。并借此也挤走了鲁迅，由他们窃取了左联常委会书记的职务。
鲁迅对周扬等人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重要讲话，就对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他指出左翼作家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罗曼蒂克的幻想，“那是无论怎么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刻要撞碎了”，“‘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还针对革命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一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倾向，提出批评。鲁迅是“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不会轻易服膺某种教条或主义。他对左联和周扬们的告诫是清醒而精辟的，且有超前性的。
鲁迅不再管左联的事，实际上是对周扬们的一种不信任的姿态。
（二）
1936年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左联自动解散。茅盾在他的《我走过的道路》中说，他曾就左联解散，登门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同意，但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左联解散没有发表声明，接着成立了文艺家协会。鲁迅先生不参加文艺家协会，另外成立了文艺工作者协会。两协会对立着，这个客观存在，是周扬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内部长期存在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关门主义结下的痛苦果实。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始作俑者也正是周扬。
据周扬后来说，他是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看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非常兴奋，得到启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文坛风云录》）。在提出这个口号前后，周扬并没有与鲁迅联系，表现出对鲁迅先生极不尊重。
其实，“国防文学”的宗旨，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本没错误，但是“国防文学”的宣传中，有的作家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家忽视了抗日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为对作家的要求和希望。文艺界围绕“两个口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面对周扬们气势汹汹，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表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
1936年8月，病中的鲁迅接到徐懋庸充满挑战的信后，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此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给鲁迅补充修改而成，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见解。从这篇文中，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作为极度厌恶。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评周扬。
文中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文字：“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夏衍，笔者注）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夏衍、阳翰笙，笔者注），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十二个字，便活画出周扬们可笑、可憎的宗派主义者的嘴脸，并成为文坛流行的话语。
鲁迅对“四条汉子”所诬陷的胡风，却颇有好感，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烦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点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鲁迅对胡风、周扬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独具慧眼的。
（三）
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深感不安。他初到延安时，见到毛泽东，对此做了检讨，毛泽东并没有批评他。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真理越争越明嘛。原本是非分明的问题，却以继续争论而一笔带过。毛泽东后来还曾写信给周扬，讲鲁迅表现农民方面的不足。在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周扬希望将这封信选进去，最后落选。
从政治效用来要求文学，评价作家，是大多数无产阶级领袖给我们留下的同一话题。列宁在评价列夫 托尔斯泰时，肯定他“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第一流的作品”的同时，又尖锐无情地批判了托尔斯泰“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列夫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过政治的鲁迅，把他推到政治的巅峰，而对他的作品提及不多，即便提到，也评价不高，如给周扬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从周海婴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顶着可能遭遇的政治压力，实事求是地披露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那段（关于鲁迅）著名对话”：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毛泽东这段关于鲁迅的著名谈话，其实自1957年便广泛在坊间流传。巴金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指的就是这段著名的谈话。
周扬作为职业的文艺官员与中共文艺政策的发言人，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他奉命将鲁迅异化成政治工具，用“左”的思潮绑架他和他的作品等做法，对鲁迅造成极大的伤害。诚如巴金所指出的，“有人将先生奉为神明，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巴金《真话集》）。巴老的话，真是一剑封喉，准确之极。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鲁迅形象工程中，除大量再版鲁迅著作并将其作品较多地选入语文课本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鲁迅拍成电影。电影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容易造就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鲁迅。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61年《人民文学》第一、第二两期发表了陈白尘执笔创作的《鲁迅传》（上）电影剧本。后又改了两稿，于196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传》单行本，仍没有下集。
上集顺利出版，因为只涉及鲁迅在辛亥革命、在北大教书、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时的活动，这些事情少争论，好表现。而下集迟迟难产，是因为鲁迅在上海那段生活，必然涉及“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答徐懋庸的信等重大事件。《鲁迅传》上集，为迎合政治需要，按周扬们的指示对历史事实已有所选择，有所遮蔽，对鲁迅自然也有所改造，有所扭曲。鲁迅的生活，也被阉割，如回避了朱安、周作人，在不完整的生活基础上，怎能展示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周扬一直关注和指导《鲁迅传》的创作。1961年3月17日，他对剧本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写鲁迅找到革命道路容易了，看起来就不够真实。现在有个倾向，写历史人物写得过分的革命化了。鲁迅当然是革命的了。但过分革命的结果，就会不真实”。
从谈话的字面上看，一贯标榜正确的周扬，这次依然正确得很，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待这些话，他不愿鲁迅过分革命化，实际上隐藏着在上海时期与鲁迅的那段恩怨心结。有人曾批周扬此段话是恶毒攻击和诬蔑鲁迅，妄图贬低鲁迅。这是周扬式的极“左”的文艺批评，不幸落在他自己的头上，当然是欲加之罪。但周扬念念不忘与鲁迅恩怨芥蒂的狭隘心胸昭然若揭。
过了两天，到3月19日，周扬又有一次谈话，还是强调不要拔高，不要把鲁迅当时还没有的认识加给鲁迅。他很巧妙地提醒人们注意，鲁迅只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差了一个层次。他说，“鲁迅显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他尽管伟大，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周扬的谈话，是否重复毛泽东给他的信中关于评价鲁迅的精神，我们不得而知，但感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可清楚地“体会到周扬个人面对鲁迅时的心理”，也许正是这种心理，电影《鲁迅传》才热热闹闹弄了多年，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如果说，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有宗派的教条主义的话，那么周扬在新和国成立后，先后对鲁迅身边的人胡风、冯雪峰、萧军、聂绀弩等人进行诬陷和残酷的打击，将他们打入另册，怕与他的人格和灵魂的缺陷不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