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鲁迅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曾用笔名画室、洛扬等。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放牛务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位斗士，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者，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是鲁迅研究者和文艺理论家、诗人。
在五四运动浪潮中，受新思想洗礼，于1921年在杭州参加由朱自清、叶圣陶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次年二十岁时，和应修人、汪静之等结成“湖畔诗社”，合出白话诗集《湖畔》《春的歌集》。
1925年春到北京，持别人旁听证在北京大学听课。为维持生计，他当校对和家庭教师。在京三年，他创作和翻译《新俄文学的曙光》等。见到鲁迅后，始与“未名社”交往，并在《未名》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毛泽东在南方看到他的诗作，让人转告说他喜欢冯雪峰的诗，希望他到南方参加革命工作。
冯雪峰是在李大钊被绞杀、极端恐怖的1927年6月，毅然参加共产党的。因在一部译稿上写有“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而被反动当局追捕。
1928年，他逃到上海，在鲁迅指导下继续从事翻译和编辑《萌芽》月刊等。次年，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工作，成为“十二个基本成员”之一，也是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后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他在“左联”时，坚决站在鲁迅一边，批评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宗派主义错误，团结大批作家，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1933年岁末，冯雪峰秘密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其时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挤而失权的毛泽东相会。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散步、吃饭、畅谈文艺工作。一次毛泽东说，王明曾想把鲁迅请到瑞金，当教育部长。我看，鲁迅还是当作家好。
1934年，冯雪峰从江西瑞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作家中屈指可数者，过了大雪山，毛泽东见冯雪峰还活着，非常高兴。
红军到达陕北，得知瞿秋白被杀害，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你失去了一位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位朋友。”
冯雪峰曾在红军大学和党校工作。后来红军东渡黄河，他率一个工作组，经十几天征战，重返延安。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1936年4月，冯雪峰以中共特派员身份到上海主管文化和文艺工作。甫到上海，针对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冯雪峰仓促策动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是既符合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能体现鲁迅文化精神的文学口号。但周扬与鲁迅积怨已深，冯雪峰苦心调解，收效甚微。冯雪峰交给茅盾两篇鲁迅写的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希望在周扬控制的《文学界》上发表，周扬居然“诌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登《答》一文，《论》虽然登了，却排在后面，并加《附记》，歪曲茅盾的本意。对此，冯雪峰于1936年6月，向中央作了汇报。7月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函电冯雪峰，肯定冯雪峰“对周君（指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指出“关门主义”，“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对冯雪峰依重鲁迅，电文表示“钦佩”和“敬意”。
1941年，冯雪峰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坚持斗争并创作诗集《真实之歌》。出狱后，到重庆从事统一战线与文化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1954年被“胡风”案牵连，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两次落难，皆与周扬等人的诬陷有关。
1979年，冤案得到昭雪。
冯雪峰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文坛中的“左倾”思想，属于思潮批判。对“左倾”机械论文学思潮的怀疑和抵制是贯彻其理论批评的一条鲜明线索。他冷静、理性，不随波逐流，以比较超越持平之论，充当较有辩证目光的理论仲裁者，在文艺批评领域独树一帜。
（一）
冯雪峰是通过浙江省立一师校友柔石接近鲁迅的。
柔石在1928年4月，在浙江乡下发动暴动失败后，亡命上海，找到鲁迅，并在鲁迅帮助下，与几位友人在鲁迅家隔壁办了朝花社。柔石与鲁迅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广平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是当时鲁迅身边“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鲁迅对柔石的忠厚、善良、忘我的品质，极为赞许。
柔石告诉冯雪峰，鲁迅看到他于1928年9月发表的《革命与知识阶层》一文时，认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曾有反感。经柔石解释，才改变对冯雪峰的看法。不久，鲁迅让柔石带给冯雪峰几本日译本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并说：“买重了，带去给你那个同学吧，省得他再买了。”冯雪峰闻后，甚激动。
其实，早在1922年，冯雪峰与湖畔诗社友人，曾将刚印出的《湖畔》诗集，寄赠鲁迅，并在扉页上题字曰：“鲁迅先生请批评。漠华、修人、雪峰、静之敬赠。”这是不足二十岁的冯雪峰与鲁迅间的第一次交往。三年后，他赴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成为“及门弟子”，但并无交流。那年6月，鲁迅为冯雪峰校改过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花子》的译文，并对他的译文表示赞许。8月，冯雪峰为办刊物之事，特去鲁迅家的“老虎尾巴”拜访，希望鲁迅能将刊物介绍给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日记上写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多年后，冯雪峰忆起此事时，为自己当时非但没有向先生表示谢意，竟然连姓名都没通报，就匆匆告辞的失礼，表示羞愧和自责。
1928年12月9日，在柔石的带领下，冯雪峰再次见到鲁迅。从此，冯雪峰逐渐成了晚年鲁迅最亲近的学生和战友，并成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间联系的纽带。
据冯雪峰回忆，那天晚上，他带着一本日本杂志去，那里有德文原文，他看不懂，特向懂德文的鲁迅请教。还就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的几处疑惑，向鲁迅求证。鲁迅的习惯是，对初见面的人，话极少。柔石先走了，他们之间除了询问和答复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鲁迅外冷内热，冯雪峰的性格又是不阿从、不媚上，自然难有见面即熟、相见恨晚的热烈。
1929年2月，柔石替冯雪峰在鲁迅家附近的景云里找到住处。景云里有茅盾的宅第，当时茅盾去了日本，三楼就空了。茅盾夫人孔德沚知道冯雪峰正直且穷，就免费让给他住。冯雪峰、鲁迅比邻而居，来往自然就多起来。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极生动地留下了他们交往的写照，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面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题，甚为相得”。
鲁迅与冯雪峰彼此熟悉和信任之后，便有了第一次合作，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编丛书，是冯雪峰早就筹划好的。到上海后，他发现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如火如荼，但大量文章缺乏理论支撑，常常不得要领，也无战斗力，遂有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想法，并试探着从事这种工作，但此丛书工程浩大，他只能求助于鲁迅。正巧鲁迅先生也正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以有了这次合作。两人共同拟定了丛书的书目，后又由十种增至十六种，实际出版了八种，其中鲁迅三种、冯雪峰四种，另有冯乃超等人一种。
1929年5月始陆续出版。装帧讲究，由陶君匋统一设计，一律毛边装订，端庄而大气，深受欢迎，但左翼文艺运动的这项壮举，因遭到多次查禁，于次年中断出版。
冯雪峰与鲁迅在第一次精诚合作中，建立了诚挚友谊。鲁迅自己所译的《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后记中，特别写上“感谢雪峰君”的话。
（二）
1929年，是冯雪峰与鲁迅交往最频繁的一年。我们从鲁迅的日记中，可见端倪。鲁迅的日记有个特点，即他很熟的时常来往的人，多和他通信，日记中不大记载。正如许广平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中所说：“有关政治人物和他通信或见面时，他也不一定写在日记里。”应该说，冯雪峰与鲁迅很熟，又是政治人物，自然鲁迅的日记中往往不论或略论，但尽管如此，《鲁迅日记》中，仅一九二九年关于冯雪峰的直接记载，竟仍有三十四则。足证两人友谊之笃厚。
当时，冯雪峰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没有经费，只能靠卖稿为生，生活十分拮据。鲁迅自然看在眼里，他知道，特别自立自尊的冯雪峰不会接受别人的接济。于是便以预借稿费的名义，帮助冯雪峰。《鲁迅日记》中，1929年7月20日记有，“雪峰来，假以稿费三十”。冯雪峰知道鲁迅的良苦用心，收下钱。二十几天后的8月15日，又将钱还给鲁迅。查看鲁迅这天的日记，上面记曰：“午后寄雪峰信并译稿两篇……夜雪峰来，并还泉三十。”
当年的10月13日，鲁迅寄给冯雪峰《艺术论》译稿，请他校对。次日，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即付校对费五十元给他。冯雪峰推托不得，当面收下。第二天，冯雪峰写信将钱又归还给鲁迅。鲁迅仍坚持校对要付费，再次将钱给了冯雪峰。鲁迅知道，冯雪峰当时已无钱果腹。
鲁迅与冯雪峰亲密无间，二人常秉烛夜谈，许广平见证了这些场景，“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儿。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后来，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领导，也是冯雪峰的好朋友楼适夷，谈到此事时，说冯雪峰曾开玩笑对他说：“你看，我当时这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对鲁迅先生，是不是有点‘强迫命令’的样子？”后读楼适夷的《怀雪峰》一文，见他写了此事。
鲁迅对冯雪峰“韧的比赛”，并无反感，反而觉得有趣儿。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夸赞冯雪峰的韧性：“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其实，“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鲁迅，一直深刻地进行着自我批判，既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译著中获得教益，也期望同道者的批评帮助，正如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试想，当他“等待”的“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突然出现在灯火阑珊下，那心情该是怎样地喜悦。
研究鲁迅，有个怪现象，即鲁迅名声丰隆、地位崇高，他人无资格与之比肩，更不可能僭妄超越。将血肉丰赡的鲁迅，不断神化，弄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供奉在那里，让人顶礼膜拜。其实，这是糟蹋和歪曲鲁迅。
冯雪峰作为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在亲密无间的交往中，总会彼此相互影响，况且，冯雪峰于1929年10月间，受党组织的委托，充当了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负责沟通党与鲁迅的关系，他的特殊身份和个性特点，向鲁迅提出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影响鲁迅，这本不奇怪。别忘了鲁迅也渴望“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一切，陈望道看到并做了客观的表述，“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地企图影响鲁迅的”（楼适夷《怀雪峰》）。
（三）
1928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在上海曾开展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社、太阳社里的一批年轻作家和理论家，如周扬、夏衍等，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现实，且犯有“左倾”幼稚病和宗派主义。他们忽略了真正的敌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鲁迅。个别人不惜牺牲鲁迅，来祭奠他们的“革命文学”的大旗。这无疑严重地分裂了革命文艺队伍，冯雪峰当即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痛斥创造社为“小集团主义”。党中央得知，于1929年秋天，干预了此事，要求周扬们停止对鲁迅的攻击，指出“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党中央派冯雪峰去做鲁迅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找到冯雪峰，研究成立左联事宜，希望他做工作，让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成立左联，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如左联一名鲁迅不同意，由鲁迅另择他名。
冯雪峰的工作十分艰巨。鲁迅深明大义，工作尚不太难。他同意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左联之名还是用好，旗帜应该鲜明。困难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周扬们对鲁迅的伟大，依然认识不足，特别是对鲁迅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尚存讥笑的态度，对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尊重、团结鲁迅的指示，也是阳奉阴违，正如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所说：“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距的。”让他们尽弃前嫌，谈何容易。
在党的干预和冯雪峰不懈的努力下，左联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潘汉年与冯雪峰等人于1929年岁末，商定左联十二位筹备人：鲁迅、郑伯奇、冯雪峰、柔石、夏衍等。后又拟出左联纲领。由冯雪峰、冯乃超面交鲁迅审阅，同意之后交由潘汉年转呈中央审定。
1930年2月10日，在最后一次筹备会上，鲁迅衣着长衫，一直微笑着出席并倾听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自我批评、“清算过去”，及“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的讨论。会议推举冯雪峰协助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大会推定鲁迅、阿英、夏衍三人为主席团成员，接着报告筹备经过、对纲领进行说明，各方代表祝词、鲁迅等人讲话后，大会选出鲁迅、夏衍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并通过各项提案。左联正式成立。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鲁迅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同时，周扬们对鲁迅的轻蔑态度并未彻底改变，冯雪峰一如既往地高举鲁迅的旗帜。冯雪峰还促成鲁迅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告鲁迅正式站在中共一边。为此，反动派特别注意监视鲁迅的活动。鲁迅为躲避国民党对其的加害，曾避难二十多天。这期间，冯雪峰秘密探望鲁迅达十三次之多，《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
查1930年5月7日，《鲁迅日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记的是那天由冯雪峰带李立三见鲁迅的事。这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见鲁迅谈了四五十分钟，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左倾”机会主义那套政治主张。鲁迅拒绝了。作为党员，冯雪峰服从党的决定，但在思想上，他服膺鲁迅反对“左”的盲动性举措。为了保护鲁迅他甚至去说服左联的领导人，不要让鲁迅参加冒险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即便有悖党的指示，遭到批评和质疑，他也在所不惜。郁达夫不愿参加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招致党内的不满，被开除左联的事实，也不曾动摇冯雪峰保护鲁迅的决心。
当然，二十多年后，冯雪峰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扬们以他欺骗、蒙蔽鲁迅，离间党与鲁迅的关系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冯雪峰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他们摇身一变，竟成了鲁迅的战友。这是后话，不赘。
1930年11月1日，蒋介石调动十万大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同时，又在全国进行文化“围剿”。柔石等五位年轻作家被杀于上海龙华，左联受到沉重打击。“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盾《关于左联》）。此刻，冯雪峰奉调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成员有夏衍、阿英等。冯雪峰明知肩负重担，他还是勇往直前，赴汤蹈火，重组“左联”。
这个时期，冯雪峰更关心鲁迅的安危，多次见在外避难的鲁迅。五烈士牺牲后第四天，他乘黄昏到鲁迅处。鲁迅心情沉重，脸色阴暗。冯雪峰看到鲁迅刚刚写完的那首著名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草稿时，心一下子沸腾起来，他分明感到鲁迅的博大而又深厚的革命情怀在撞击着他，也在撞击着沉沉的黑夜。
不久，冯雪峰与鲁迅商定，秘密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前哨》。“前哨”二字由鲁迅手书，刊头大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一下子印刷发行三千册，又经史沫特莱等传到国外，有英、俄、日等版本。国内轰动，国际得到声援。
为了纪念《前哨》成功出版，鲁迅提议，鲁、冯各携其家属合个影留念。于是就为历史留下他们两家在阳春照相馆拍的照片。照相时，身着长衫的鲁迅抱着海婴，与西服革履打着领带的冯雪峰席地而坐。两位夫人坐在他们身后的椅子上，许广平略微低头，似看海婴，何爱玉微笑看着抱着的爱女。有趣儿的是，鲁迅是表情极为放松，绽出笑容，而冯雪峰显得有些严肃。相片洗出后，鲁迅在照片下端，亲笔写上他们留影的地点和时间：“20，四月，1931，上海”。
这年5月，冯雪峰结识了被王明挤出政治委员职务的瞿秋白。那是他去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时，偶然遇到的。在冯雪峰的动员下，瞿秋白参加了左联。冯雪峰将此事告诉鲁迅时，鲁迅高兴地说：“我们抓住他！”瞿秋白的文章，深受鲁迅的推崇，通过冯雪峰，鲁迅与瞿秋白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年底，瞿秋白作长序的《铁流》译本出版，鲁迅在后记中写到，若“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瞿秋白笔名）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过来，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为此，鲁迅亲自到紫露路六十八号瞿秋白寓所，拜访了他。后来，鲁迅赠他亲笔写的一立轴，上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二人感情之深。冯雪峰沟通了两位文学战士，使“左联”有了坚强的核心，局面大为改观。
冯雪峰帮助陈赓将军认识鲁迅，也是一段佳话。1932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将军受伤，秘密到上海治疗。党内同志把陈将军的革命事迹，写成材料，油印成册，委托冯雪峰交给鲁迅，希望鲁迅写成文学作品，以宣传扩大红军影响。冯雪峰依旧用韧性说服鲁迅，鲁迅没有推辞，也没有立刻接受，只说：“看罢。”几天之后，鲁迅让许广平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由冯雪峰约请陈赓到北四川路鲁宅。陈赓与鲁迅谈了一下午，吃过晚饭，才离去。后冯雪峰又托楼适夷引陈赓再到鲁宅，陈赓详谈了红军作战的情况、苏区人民的生活，鲁迅一直边吸烟边认真听。后来鲁迅对冯雪峰表示，听了陈将军的讲述，打算写个中篇小说，连题目都拟好了，叫“红军西征记”。酝酿很久，苦于鲁迅对红军的艰苦斗争很不熟悉，更无亲身经历，最终没有动手。后来在整理鲁迅遗物时，一张陈赓绘制的鄂豫皖红军作战示意图尚存，可见鲁迅多么重视这件事。
1933年，上海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党内重要人物何忠发被捕并叛变。在这危难时刻，鲁迅冒着极大风险，邀请冯雪峰到自己家共度旧历除夕。
那夜，上海笼罩在寒冷和黑暗之中，街上巷里一片萧疏。鲁迅家里却热气腾腾，灯光明亮。鲁迅反常地“买花爆十余”，带着孩子们燃放，烟花中鲁迅绽开笑脸。鲁迅让冯雪峰喝茶，吃饼饵，时不时递上烟卷，说这是三弟建人昨天夜里送来的。冯雪峰知道，先生是用沉着从容蔑视黑暗和鬼魅。
这年12月中旬，冯雪峰奉命到江西瑞金。
那时，妻子怀着的第二个孩子已临产，自然不能与他同行，又不能送回老家义乌托人照顾。行前冯雪峰只能暂时将妻子何爱玉安顿在鲁迅家。
冯雪峰离开上海之后，鲁迅对冯雪峰的妻女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让朋友和战友无后顾之忧地干革命工作，又让冯雪峰家人减轻远离亲人的痛苦，我们不妨从《鲁迅日记》和《书信》摘抄几则：
“二十三日晴。上午得洛扬（即冯雪峰）信。得紫佩信附心梅和笺。午后同广平邀冯太太及其女儿并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夜寄孙师毅信。赠阿玉及阿菩泉五，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
“三十一日星期。晴。……晚须藤先生来为海婴及碧珊（冯雪峰女儿）诊，即同往其寓取药。”
1934年1月，“七日……夜雨雪。同广平邀蕴如、三弟、密斯何及碧珊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Ubangi》（《兽国奇观》）”。
二月“二十二日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太太携碧山（珊）往虹口大戏院观电影”。
仅从鲁迅的三则日记简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冯雪峰妻小的照顾是多么细心周到，鲁迅营造的热闹氛围，使冯雪峰妻女在远离亲人的孤寂和痛楚中，得到多么温暖的慰藉。
在精神得到鲁迅的抚慰的同时，鲁迅还在经济上予以冯雪峰妻女慷慨的资助。查1934年3月6日，鲁迅致曹靖华信中，即有这样的文字：“上海仍冷如一月前，我们均好。雪夫人（冯雪峰妻何爱玉）于十日前生一男孩，须自养，生活更困难了。”可以想见，鲁迅定会施以援助。
妻小在上海有鲁迅的帮助，冯雪峰方能在遥远的瑞金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1934年1月22日，身为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的冯雪峰，与受到博古排挤而失去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瑞金相识。通过冯雪峰的介绍，从未谋面但早就彼此心仪的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灵走到一起。
有一天，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党校冯雪峰的住处，要冯雪峰请他吃红米南瓜饭。饭菜热腾腾地端到院里的小木桌上，毛泽东露出被排斥后难得的笑容，风趣地说道：“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唐弢《怀念雪峰》）
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他几次到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可惜未与鲁迅谋面。冯雪峰则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说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闻之，朗声大笑……
毛泽东与冯雪峰关于鲁迅的谈话，一直延续到1934年10月开始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3月底，鲁迅与茅盾给红军发去贺信，拥护中国共产党树起抗日大旗不久，冯雪峰又接受中央委派的新任务，秘密返回上海，在国民党高层及地方有实力的派别中，进行统战工作，并直接对毛泽东负责。
离开上海近三年的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乘火车抵达上海。在一小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便去了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在那里探听到鲁迅寓所住址。下午，即提着简单的行李赶到鲁迅家。巧得很，鲁迅携许广平及海婴外出去看电影。老保姆认识冯雪峰，便热情地领他上了二楼，进入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并又送上茶水。
鲁迅一家人返家时，路上的街灯已亮。鲁迅从老保姆口中得知冯雪峰在楼上等他，便兴冲冲地上楼。见到一别三载的老友，鲁迅十分高兴地冲冯雪峰微笑，冯雪峰跨上去拉住鲁迅的手，紧紧相握。鲁迅原不习惯与人握手，但还是用这一礼节迎接老朋友。
老友重逢，兴奋激动，而鲁迅在与冯雪峰紧紧握手时，却悄然愤激地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兴奋着的冯雪峰对鲁迅这句充满深意的话并未太多在意。以至在一起吃饭时，总是他喋喋不休地对鲁迅讲红区、长征、时局。鲁迅听得很专注，以微笑鼓励他继续兴高采烈讲下去。
几天后，冯雪峰明白了，宗派主义严重的周扬们仍对鲁迅不尊重，故使鲁迅不满。另外经冯雪峰会同史沫特莱，在1936年5月31日，为鲁迅请来在上海著名的外国专家，诊断出鲁迅已患病。这让冯雪峰十分焦急，努力协调周扬们与鲁迅的关系。但长年的积怨，岂能轻易解决，遂在后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重病缠身的鲁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写了存有争议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力求平息论争。文中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行径，也予以痛斥。二十年后，已成“文艺沙皇”的周扬，依仗手中的权力，最终整垮了冯雪峰。详情在周扬与冯雪峰一文中已有记述，从略。
10月17日夜鲁迅病情加重，次日准备去成都公干的冯雪峰到鲁迅处辞行时，见状即刻退了机票。从此守在鲁迅身旁，寸步不离。
喘息不止的鲁迅见到冯雪峰，眼神里闪出喜悦，想要说话，冯雪峰摇手制止了他。他们默默凝望，那是告别和挽留的痛苦而长久的对视。
命运没有挽留住鲁迅这位文学家的生命，他平静地溘然长逝。宋庆龄等生前好友悲痛地站在鲁迅遗体前，用眼泪送他最后一程。
经过和宋庆龄的协商，冯雪峰起草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十三人名单并讣告草稿，登在当夜的《大晚报》上。旋又与上海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研究，请示中央获准后，决定由冯雪峰负责主持鲁迅葬礼。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三和史沫特莱等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具体负责丧事活动的“治丧办事处”由巴金、黄源、欧阳山等组成。
鲁迅的丧仪活动举行得隆重而庄严。鲁迅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停放三天，前往瞻仰遗容的签名者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近六十个。未来得及签名的，无计其数，吊唁者川流不息，馆外街上排了望不到头的长队。
送挽联的社会名流如孔祥煕、送葬的有宋蔼龄，这都是冯雪峰策划的，以减少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可能性。
10月22日，鲁迅遗体出殡。一幅特大的“鲁迅先生丧仪”横幅为先导，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遗像、灵车、家属车及随后的执绋者六千余人，送葬者数万人，浩浩荡荡，漫延数里。
第二天，冯雪峰捧着鲜花，独自一人拜谒鲁迅的坟墓，悲怆地向鲁迅倾诉着，不过不再是“强迫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