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泰最终决定采取如下夺嫡布局策略。
首先，以黄门侍郎韦挺和工部尚书杜楚客为自己的心腹，专门操作一些见不得光的密谋活动。他们主要负责为不方便出头露面的李泰结交朝廷大臣，贿赂一些关键部门的职官，以求壮大自己的势力。
说起来，这个韦挺可不简单。武德年间，他曾担任过李建成的左卫率，后来又牵连进杨文干谋反案中，与王珪等人一起顶了黑锅，被流放外地。李世民即位之后，为了以示宽大，又重新启用了他。不过就仕途来讲，韦挺走得并不如他昔日的同僚魏徵、王珪等人那般顺利。他历任尚书右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务，也曾偶尔与魏徵等人参议过国家政务，但总是在权力核心地带外徘徊不进。长久的不得志，使韦挺下定决心要抓住这难得的良机赌上一把，如若成功，他岂不是就成了从龙之臣，前途无可限量吗？
而对于李泰来说，韦挺是不可多得的干臣。要知道，他是武德年间夺嫡之争的全程参与者。在这方面的手段谋略，称得上是经验丰富。由韦挺来参谋指挥这整场夺嫡斗争，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这样，在韦挺、杜楚客等人的协助下，李泰将着力的重心放在了中央三品以下的中下层官员身上。这些人或为三省的主官助手，或者是某个下属部门的实际事务负责人，或为御史、谏官等言官。甚至在李承乾的东宫之中，李泰也暗中收买安插了一些耳目党羽，负责源源不断地将李承乾的荒唐行为报送出来，掌握在手中以便日后作为证据。这样，李泰逐渐织起了一张遍布朝堂的大网。
然而，这张网看上去似乎还不够有力。当朝一言九鼎的宰辅和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中立的照旧中立，偏向李承乾的照旧偏向李承乾，没有一个人买魏王的账。而李泰自始至终，好像也压根没想认真去做这些重臣的工作，要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李泰就不懂得他们的重要性吗？难道他真的一厢情愿地相信，仅仅依靠一群中下层官员就可以与太子一较高低了吗？
其实，李泰作出这样的选择，有他不得已的现实考虑。
在招纳党羽的方向性上，李泰没有把这些元老重臣拉到自己旗下，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别忘了，早两年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品以上官员当礼敬亲王”事件和“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须下马致敬”事件，都是李泰挑起来的。重臣们早就对他这种轻率无礼的举动十分不满，自然也在内心深处与他拉开了距离。如今李泰想要临时抱佛脚，自然是难度颇大。再说，李世民当年能得到部分元老宰辅的支持，那是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原因的。而如今，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按礼制规定，宗室诸王私自结交外臣本来就是十分忌讳的行为，而这些重臣目标又实在是太大。背地里搞的贿买行为再隐蔽，总是会有被人举报告发的可能。要知道，在这些重臣的宅邸内外，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出于各种目的盯着他们呢。他们平素生活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政敌抓在手中成为攻击的利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李泰敢送，这些重臣也不敢收。
在这一点上，李泰还有着自以为得计的考量。要知道，介入夺嫡之争，轻者流放免官，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重者，可是要断送项上人头的。李泰派韦挺、杜楚客等送出的区区一点金银珠宝就能打动人心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要想把这些人拉到自己旗下，就必须向他们许诺更为贵重的酬赏。这酬赏是什么？自然是更高的官位，更大的权力。只有权力，才能激励他们奋不顾身地去为之冒险犯难，一往无前。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李泰的许诺动心。想象一下，假设前方的悬崖之上生长着一棵细弱不堪的果树，果树上结着一棵甘美多汁的果实，谁会愿意冒着危险前去采摘呢？是刚刚饱餐一顿的富翁，还是饥渴难耐的穷汉呢？
当然是后者。
对三品以上的重臣来说，他们饱经忧患，如今已经身居高位，虽然不排除再上一层楼的想法，只不过，若是真跟着李泰，又能得到什么？
若成功，不过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已。若失败，那可就是苦心经营数十年换来的功名富贵付诸东流。
在存在风险的酬劳面前，人们往往更愿意采取保守的姿态，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注定了李泰若是想从这些人身上打开突破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对李泰来说，最有效率的莫过于直接从中层官员身上打开缺口。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名位不显，却往往置身于极其关键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命运的，恰恰是细节。
关于这一点，恐怕李泰是受到了韦挺的指点。作为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当事人之一，这么多年来，韦挺也许不断地在心中总结着当年的成败之因。而李世民的策略和招数在他脑海中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撬动关键部门的关键人士，往往能一举奠定乾坤。常何等人在整场事变中发挥出来的影响，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而若是一厢情愿地把注意力聚集在大目标上，往往会吃力不讨好。李建成收买尉迟敬德的拙劣表现不正是最佳的明证吗？如今，韦挺正是要效法李世民当年所使用过的招数，抓住关键人物。
不过，韦挺纵然有心想做李世民的学生，却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所有安排，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从宫内到宫外，从重量级人物到关键岗位上的小人物，可谓巨细靡遗。另外，韦挺和李泰永远也无法效仿的，是李世民在生死存亡之际舍身一击的魄力和勇气。这些东西，不是一个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的小皇子可以学得来的，也不是一个二流小政客可以领会掌握的——若他真有这份能耐，早就跻身于大唐朝廷的重臣之列了。
因此，李泰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画虎不成反类犬。所收到的效果，就是在朝堂上下增添了不少的流言蜚语和政治暗涌而已。
李泰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投入的。首先一点，贿买朝中大臣和各方势力的钱财从哪里来？安排人手进行暗中政治运作的活动经费不是一笔小数目，这笔开销又应该从哪里来呢？李世民和李建成夺位的那个时候，国家的行政机器还处于百废待兴的混乱局面之中，地方上的许多财源都分别控制在东宫和秦王府的支持者手中，通过以前的历次征战攻伐，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才能够有恃无恐地拿出大笔金钱来从事政治活动。而如今，太子和诸王每月的开销都有一定的数目规定，当然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地支配。尽管李世民在诸王之中特别偏爱李泰，每月供他花销的开支比起其他皇子，甚至比李承乾都要多出不少，然而也很难支持李泰的暗中活动。那么，李泰该如何解决这个十分棘手的财务问题呢？
对此，李泰倒是思索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主意。从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李泰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要求，他希望能够由自己全面负责，主持编写一本前所未有的地理著作——《括地志》，将大唐疆域内的所有政区、山川、物产、古迹、风土、掌故一举囊括于其中。
修史著书，向来是李世民大力提倡的好事情。这部书一旦编成，自然也可以为贞观年间的盛世锦上添花。在当时李世民看来，儿子有这个心思，实属难能可贵。那么，就让他放手去干吧。
就这样，李泰卷起袖子，大张旗鼓地干将起来。他以招纳人才著书立说为掩护，吸引了大量有志攀龙附凤的投机之徒。一时间声势浩大，热闹非凡，从风头上隐隐有跟李承乾分庭抗礼之势，同时也以编书为掩护解决了财务上的问题。由于李泰把心思基本都用到了造声势和搞阴谋上，所以这部书一直拖到了贞观十六年（642年）才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也算是向李世民交了差。
李世民当然又大大表扬了李泰一番，并且同样将其收藏到了皇家图书馆之中。在李泰看来，这正说明他在文治方面已经压过了李承乾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此次布局也给他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比如因为编书要开销大量的金钱，其费用甚至超过了太子，惹来物议不断，当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就曾上奏反对。最后李世民表示对李承乾和李泰日后的费用一视同仁，上不封顶。然而李泰和褚遂良因此结下了心结，这也成为日后褚遂良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李泰继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谁会想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谏议大夫竟然会成为李泰前进道路上最积极的反对者呢？